问渠那得清如许
韩寒的世界
——读《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孔庆东
当我动手写这篇书评的时候，“方韩大战”仍万马战犹酣。双方都没有听从我的和解劝告，方舟子坚持质疑韩寒有代笔，而韩寒则向上海法院递交了诉讼。我之所以劝和，从私心角度讲，是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希望文学的事情由文学本身来解决，不希望看到80后 文坛实力的被削弱;而从公心的角度讲，则希望同时保护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不愿意看到哪方因遭强力压制而噤声。方舟子的质疑固然犀利，韩寒的反击固然猛 烈，但由于双方皆非文学研究者，所以他们都不知晓文学理论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叙事者。一旦我们从“叙事者”的视角看待作品，许多争论就是完全多余的了。
一般读者都认为文学作品是“”写的。但那个现实生活中的“”，跟读者通过作品想象出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二者基本重合。写《阿Q正 传》的“巴人”，决不等于在教育部当官的那个“周树人”;给我们讲述“孔乙己”悲惨遭遇的那个鲁镇酒店的小伙计，更不是少年鲁迅。因此文学理论家们发明了 一个“叙事者”概念。这个叙事者，是通过作品所塑造出来的一个虚拟自我。例如我们读古代白话小说，觉得那个叙事者好像是在茶馆酒肆的一个说书人，隔三 差五就唤咱们一声“看官”，而真正的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大臣。30年代的人，读郁达夫的小说，感觉叙事者穷困潦倒，而生活中的郁达夫，娇妻美宅，过着“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日子。事已至此，我不想用叙事者这个概念去介入方韩的官司，只想从这个视角看看韩寒201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1988》，或许会增加一点我们对80后文学的理解。
这部小说的情节很简单。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开着一辆1988年 出厂的旅行车，到几千里外的异地，去接一位朋友出狱。这辆车，就是那位朋友在报废的基础上给改造的。“我”夜宿小镇，邂逅了一位妓女。接受了服务后得知， 她已经怀了不知是哪位客人的孩子，并且想生下来，培养成一个理想的后代。因为被警察抓了嫖娼，“我”跟这个妓女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于是就一路带着她去 找某个男人。“我”在路上不断回忆往事，于是就插叙进来其他少年往事和感情线索。终于到达了异地，“我”去监狱接出来的，其实是朋友的骨灰。而妓女也没有 找到她的“孙老板”，接着二人在医院里走散。故事的结尾，妓女生下孩子后托人送给了“我”，“我”就“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
如果把这个故事当成“赛车手韩寒”的夫子自道，显然是天真和外行的。书中的回忆有眼保健操里包含“为革命保护视力”的开头语的情节，有被同学批判为“反革命”的情节，此类“闪回”显然不是80后而是60后以前的人生记忆。但80后凭什么就不能借用甚至虚构60后 的人生记忆呢?所以，我们不必追究作家韩寒的“创作程序”，值得研究的是叙事者韩寒与赛车手韩寒的灵魂交错。我曾经说过，韩寒的小说具有一种“速度感”。 这种速度感不是简单的节奏快捷或者思维跳跃之类，而是韩寒的文字经常给人一种“在路上隔着车窗看人生”的感觉，这个感觉跟80后60后无关，这个感觉只属于一个曾经喜欢长跑、后来喜欢狂飙的狂狷之士。不论我们觉得他有什么天才或缺陷，不论我们觉得他有什么洞见或偏激，不论我们觉得他天马行空或鼠肚鸡肠，他都是独一无二、只可模仿不可复制的。
正因为不是在正常的速度中看世界，所以叙事者一方面“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而另一方面他所呈现给读者的世界是动荡的，是可疑的，是不可久居的，是不断向后掠过的，是没爹没妈的，是活得快死得也快的，是刚刚寻找到就发现已经成了骨灰的。80后文坛上，集中全力为读者奉献出这样一个世界的，只有一个“叙事者韩寒”，不论这个韩寒在生活中是谁，哪怕他是一个韩国人，都值得他的那些粉丝向他致敬。因为他所奉献的，是一个“韩寒的世界”。
2012年2月10日 (本文发表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2期)
本期博客思考题：
1.一个写作团队使用一个笔名，可以不可以?
2.为什么笔墨官司不宜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
3.去掉了神圣光环的韩寒，还有没有文学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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