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新的路线。从最初中央文件对“改革”本义的解读是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因素，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三十年的“改革”过程客观上是改掉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从农村树立小岗村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到城市的出卖国有企业，从到处引进外资、建立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所谓经济特区到系统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对“改革”实践的指导，都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幌子之下，自觉不自觉地贩卖和推行资本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三十年“改革”的实践，再次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真理性。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一定有社会主义的东西，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力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向资本主义之路，就一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复辟的斗争。三十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步步改掉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一步步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同他们斗争的过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斗争力量还很微弱，但始终没有停止。
2009年7月24日爆发的震动全国的通化钢铁厂事件的实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事件发生之后，围绕这场斗争的起源、过程及实质，不同的学者、官员站在不同的立场、运用不同的理论做出和发表了大量的解读文章。但还没有一篇从文学角度反映和说明这个事件的作品。
哈尔滨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感觉到不仅要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说明解释，同时还可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反映如此震撼人心的事件。他于2010年春天来到通化钢铁厂，经过一年多的搜集资料和整理，到2011年9月完成了以7·24通钢事件改编创作的36万字的长篇小说《钢城》。
笔者读后，感触极深。笔者认为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主要写的是一个国有钢铁公司改制及工人群众反改制事件，但它实质是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整个中国国企改革，也是整个中国改革的缩影，是认识中国当代改革现状，认识中国工人阶级反复辟主力军的历史性典型教材。
一
全书贯穿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基本线索。
第一条线索就是以长山省委、省政府、国资委等当权者及宇虹集团为一方，积极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革。
以省委书记莫奇志、主管工业的常务副省长唐仁发、省国资委副主任黄希林等现任当权者为主要代表，积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书中多次通过他们的谈话，指责国有企业的弊端据是“产权虚置”，鼓吹“非国有化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时尚的新自由主义啦!”赞扬莫奇志“领导了一场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攻坚战，被认为是他任期内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改革实践“不怕利益带来的动荡，因为这种动荡可以带来长久稳定;所以不可避免的在企业职工中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引起工人群众的抵制，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打好攻坚战，为国企改革、国企改制杀出一条血路，随着私企的成长壮大，会给我们省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同时，所有的问题必将迎刃而解。私有化改革的决策也必然或获得彻底的认同!”这段话活生生地勾画出当政者整体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什么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就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把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改革歪曲为变公有制为私有制，难道不是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而本书描绘的私企宇虹集团在短短十多年期间从注册几万元的小公司发展到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8.72亿元，遍布东北、华北、华东等省市地区的超大型的私企钢铁公司，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权者把国有企业通过多种方式以最优惠的价格转让之。如在评估国有资产价值时，省国资委副主任黄希林说：“资产评估不过是个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政策不能不向私企倾斜。不然，谁到你这儿来投资扩股?”再如，书中叙述宇虹集团发家的奥秘时就指出，国家银行的贷款政策从面向国企转向私企，章焕良“早已学会了通融，使出浑身解数，从中央到地方，广泛结交权贵，趋炎附势，逐渐建立了通畅的融资渠道”。他从银行贷出巨款，投资国企，先主动替国企垫付债务，由此得到国企的固定资产，加大他的投资入股比例，逐渐把国企变为私企。短短五、六年时间，章焕良就收购了15家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他的这种行为获得了急于“改革”的“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以后也不再许诺偿还债务，不再承担职工转换身份的安置，不再承担全员接受。2005 年就是以这种方式先并购重组省内另一个大型国企长山冶金集团，后又入股东钢集团。当时还是省长的莫奇志就直接给章焕良打气：“省政府已专题研讨过宇虹重组东钢的问题。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章焕良合同许诺投入东钢8亿元，实际三年后才到账6亿元，而东钢三个高炉资产评估为零，其它三个高炉也价值极低。如此重组却以占36%的股份由其得力干将申玉驹任东钢副总经理，实质却掌握了东钢的人事和财政大权。之后，申玉驹一是将新东钢的更多资金转移到一个新产品的精品钢生产基地，二是大量裁剪干部和工人24000人，又从外地招进农民工5000人。三是拉开收入差距。公司领导工资数十万、数百万，而普通工人才一、两千元，大批下岗工人每月才领到区区300元的生活费。当2009年3月由宇虹集团做主从澳大利亚订购大批铁精粉而严重亏损10个亿时，就决定果断退出东钢股份，把10个亿亏损分摊到东钢身上，且把依靠原东钢40亿资金新建的精品钢基地和和原矿山划归宇虹集团。2009年7月，宇虹集团又决意再次入主东钢，拟定以10亿元资金和原来归东钢所有的矿山，向东钢集团控股，持股增至65%。所有这些行为都直接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当权者的大力支持。书中写到，章焕良一想到自己如此获得一个大便宜，“从内心对莫书记充满感激之情”，因而深谙如何操作去“感激”政府高官的技巧，对其中的奥秘心中也十分有数。书中写到，他在个人生活上“一时还顾不上奢侈浪费，但他不是旧时代的吝啬鬼，不是法国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头，他会一掷千金地去搞贿赂。”
任何个别都是一般，宇虹集团的发家历程实际上是中国当代迅猛暴富者的发家历程的缩影，尤其是那些私营企业家的发家过程更为典型。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如果说，马克思这一结论是根据英国资产阶级直接剥夺农民土地而发家的圈地运动等事实基础上做出的科学结论。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家史就是号称共产党人的“当权者”提供优惠各种政策和便利条件，直接或间接把前三十年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积蓄和国定资产拱手赠送给资本家，且也从中获取私利。这种“资本”的本质难道不也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吗?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短时间内，一下子涌现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个资产达亿万元的资本家呢?这就是中国“改革”的鲜明特色。这难道不需要人们深思吗?
第二条线索就是东钢集团一切有正义感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工人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对私有化改革的抵制和斗争。
国企私有化改革必然带来工人的下岗、收入的减少、贫富差距的拉大、群众生活困难，干群众关系对立、人与人关系冷漠、职工基本权利被剥夺。再加上社会严重的环境污染、转基因食品的泛滥等，工人群众中癌症患者增多，又无钱治病，导致个别工人跳楼自尽。……书中有许多地方描述私有化带来的这种严重恶果。私有化的本质就是剥削、压迫。有剥削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剥削、压迫，也必然会出现人民群众自发或有组织的反抗斗争。
这种反抗活动最初表现为少数人的上访活动。2005年，宇虹集团第一次并购重组东钢集团以来，就不断有工人群众自发到省城、到北京反映国企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官员腐败、工人收入减低、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客观事实。甚至是许多共产党员联名举报。但每一次上访，都毫无结果。同时上访过程中经历各种磨难和艰辛，也遭到东发市政府和东钢集团派出的劫访人员的粗暴无礼、残酷无情的迫害。正如经常自费组织工人上访的普通工人邵连兴说：“管什么用呀，那些官府衙门里的人，还能向着咱们工人说话?屁股早已坐到私企那头儿，早跟当官的一个鼻孔出气。”实践教育了工人，仅仅依靠单纯的上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应该利用宪法赋予的游行示威权利，“集体去讨个说法，人少了不行。大家行动起来一起干!动员几百几千人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打着横幅到咱们市区里走一圈，你看政府领导重视不重视，还拿咱们东钢工人当不当人?”果然。2006年7月的一天。由3000内退、退休工人组织的队伍高唱《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呼喊“坚决反对私有化”等口号，在东发市主要街道游行，沿途又有许多职工加入到队伍中，游行人数扩展到四五千人，一路高歌来到市政府大楼。然而此次游行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而且组织游行的几个主要工人被区公安局警察分别拘捕。
置之不理、敷衍应付、劫访、迫害、拘捕都没有浇灭人民群众反抗私有化的决心和信心。当2009年7月22日省国资委根本不与东钢现任主要领导进行任何磋商，更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强行决定宇虹集团第二次入主东钢集团，再次激起东钢人的极大愤慨，积压多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书中正是用大量篇幅描写了这次事件的全过程。从7月23日上午，几十名工人强行要求进入省国资委在东钢召开的宣布宇虹第二次入主东钢的决定的座谈会，并派出自己的代表武继松、邵连兴舌战黄希林，到武继松、邵连兴起草布告“紧急通知”，号召东钢人24日8点到厂办公大楼开会。从24日早上万工人聚集到工厂门口，到抓住并痛打申玉驹且押为人质。从识破和最终粉碎当权者解救申玉驹的阴谋到最终迫使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最终彻底放弃宇虹集团入主东钢集团的决定。尽管就一天多的时间，整个斗争惊心动魄、跌岩起伏 。东钢工人群众终于取得了这场反对私有化、实质是反复辟斗争的胜利。
东钢工人的这次斗争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二是全厂工人群众的高度团结和联合思想。他们真正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尽管这次斗争的直接目标取得了胜利，但它只是中国当代工人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微小胜利。中国反复辟斗争的任务极其艰巨、极其伟大。只要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持久而艰巨的斗争，中国反私有化反复辟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东钢工人阶级斗争精神永存!
二
全书也描写了不同类型的“人性”特征。
任何文学都是人学。然而现实社会中的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不都是在写“人”，而是单纯地写“事”。当然，人与事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主人公的人品、性格、精神必须通过具体的“事”来表现出来，写“事”不是为写“事”而写事，而是通过写“事”来写“人”。但是笔者发现，当前许多文学作品却不同程度地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家经常观看的电影、电视剧更多注重的是事件情节的曲折性、故事性和娱乐性，以吸引观众的眼球，而忽略对人格特征和精神状态的描写。笔者读完本小说之后，感到在注重事件过程的展示和叙述中，特别注意对“人性”的描写。“人性”一词改革开放前总是把它与“抽象的人性”等同起来，似乎一讲“人性”就是否认阶级性的“抽象的人性”。客观说，今天许多人使用“人性”概念确实是在抽象意义上，在用人的吃、喝、性行为解读“人性”。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以劳动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性”不是指人所有的属性，而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属性，即指人的社会属性。因为人的劳动实践是变化的，社会关系也是变化的，在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内容也是变化的。所以，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关系和受不同文化影响的人社会属性必然是有区别的、具体的，同时导致同一社会形态中同一历史时期中，必然形成不同阶级的“人性”。毛泽东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本书就通过事件和情节揭示和描写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具体的“人性”。
第一种“人性”的显著特征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对权力、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欲望和对工人群众的极端仇视。这种“人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类人身上。
一类人就是以省委书记莫奇志、副省长唐仁发、省国资委副主任黄希林，东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潘凤鸣、党委副书记徐荣升等人为代表。这些人都是改革前在党的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人性”的角度讲，他们都应该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的性质，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应该是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人。但是他们在后来改革的大浪潮中，却逐渐抛弃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把信奉“人本性自私论”作为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目标。如书中作为当权者主要代表人物的黄希林，对其有较多篇幅的描写。如他在广场看到聚集数千群众打着横幅、散发传单时，他非常反感，私下里质问跟随他的两个警官，昨天已经布置紧急收缴，今天为什么又出现横幅、布告。他与随从人员大谈特谈国企私有化，鼓吹“人间正道私有化”，他恶毒攻击毛泽东时代，竭力吹捧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另一类人就是宇虹集团董事长章焕良及其干将申玉驹。这两个人物也不是天生的资本家。章焕良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通过上大学摆脱农村户籍，做一个供销社的采购员。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下海潮中，辞去公职自己办了一个商贸公司，利用价格双轨制依靠倒买倒卖钢材的批条起家，攫取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后来就利用与当权者的特殊关系和银行的特殊政策，贷款入股国有企业，迅猛积累起巨额财富。申玉驹原只是河北地方一普通钢厂的普通工人，也曾是共产党员，做过车间主任。当上级领导无理克扣工人超额奖金时，他也曾多次站在工人立场上向厂领导据理力争。但社会生活中发财致富的观念已经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与章焕良结识且轻易获取大笔财富后，发财欲望迅猛膨胀，整个人脱胎换骨。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金钱，把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了金钱关系。宇虹集团第一次入主东钢后，做过多年基层政工干部的孙益生曾要求上级去慰问生活困难、无钱治病的老干部、老工人时，申玉驹对孙益生说：“你如果作为一个私人朋友去看内退职工，那可以。但作为党务工利用工作时间去看一个朋友，就不应该了，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是慈善家，我们没有义务去关心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70页)这些人为了私欲，经常出尔反尔。宇虹与东钢第二次重组签为合同后，章的一个手下向其讨教一个问题：“章总，这次咱们重组的协议上有几个承诺。我们真的想兑现吗?”章回答说：“无所谓承诺不承诺，只要我们控股，真正掌握了人事权和财务支配权，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承诺也可以变通，也可以推倒重来嘛!”手下若有所思地领悟着主子的点拨，然后默默地点点头。甚至在申玉驹被扣为人质后，章焕良为救人寻找“勇夫”，竟然许诺以300万元为诱饵。
恩格斯早在1845年他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揭露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人格、人性特征。 “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门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5页)马克思说过，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的本质是狂热地追求价值增值，资本家的本质就是依靠资本去发财致富，资本家的人格、人性特征也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章焕良、申玉驹以及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莫奇志、黄希林等人的人性特征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露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人性特征吗?
这些以私欲为生活唯一准则的人对妨碍他们获取暴利的人极端仇视。当申玉驹看到他们重组东钢的行为遭到工人群众的强力反对和抗议时，多次对工人逞能且发狠地一次次叫嚷： “该让你们下岗就让你们下岗，我是总经理我说了算!三年之内我让东钢姓申，我让你们这些东钢人全下岗!”面对着工人群众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当权者的屁股完全坐在章、申一边。书中多次揭露他们在群众抗议活动之后，一次次地叫嚣要动员国家机器即武警部队和警察镇压之，尤其在这次东钢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私有化活动发生以后，不仅调动全东发市，连周围市、县的干警也调来，甚至企图动用武警开车开枪抢人。 本来，我们国家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即对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对少数人的专政，可现实生活中，当权者却与资本家勾结起来，对人民群众实行专政。这难道不暴露出上述当权者与资本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刻骨仇恨吗?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专政吗?这难道不是他们的具体“人性”的表现吗?
第二种“人性”的特征就是具有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对无产阶级领袖的无限热爱，在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特别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勇敢地进行反抗斗争。这种“人性”，本书中就具体体现在武继松、邵连兴、费宝栋、汪永庆、谷胜、董广志、李学锋等普通工人群众和基层政工干部孙益生、王金星等人物身上。
东钢工人阶级的“国有情结”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性”内容。黄希林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东钢的干部和工人群众时说：“在我们国有企业，有很多职工甚至包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就是‘国有情结’太多、太深、太重，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目光短浅、愚昧无知、孤陋寡闻、抱残守缺、因循守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黄希林确实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东钢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确实有“国有情结”，“国有情结”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情结，就是东钢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极其强烈的情感、感情。这是他们自己从亲身经历中感悟出的深刻道理。因为东钢的许多干部、工人群众经历了东钢从1958年创业、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东钢企业尽管也经历了许多挫折，但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过程从经济上使工人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在政治上体会到做社会主人翁的意识。然而近些年的企业改制的实践，使他们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中更加体会到，只有毛泽东思想、只有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工人阶级的幸福之路。因此“国有情结”正是东钢工人阶级的本性、人性。黄希林的讲话实际上也是莫奇志、唐仁发、徐荣升等人的思想，他们对工人群众“国情情结”的指责说明已经对社会主义事业完全丧失了信心、“私有情结”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他们号称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可是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共产党人气味，他们已经完全背离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也是他们的具体的“人性”内容。
东钢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精神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显著的“人性”特征。正是工人阶级的“国有情结”，所以当他们自身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时，当社会主义的企业遭到某些当权者以所以“改革”的名义私有化的时候，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利用党章、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和一切可能的机会，一次次上访、一次次游行示威，尽管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7·24事件正是东钢工人阶级反抗斗争精神的延续和集中体现。工人群众的反抗斗争行为遭到许多当权者和一些“普适价值”派学者的谴责，他们认为群众的反抗行为违反“法律”，不符合“爱”的人性原则。其实这些论调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期间就已经出现。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情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也看到工人阶级由此而产生的愤怒情绪和斗争事实，但他们认为这种情绪和斗争是有害的，应当“加以谴责”和“给与惩罚”，因为他们背离了人的“爱”、“善”的本质特征。恩格斯当时已经投身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中，他的立足点和感情已经彻底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他严厉批驳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论断。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只有进行反抗斗争才真正符合人的本性。他说，英国工人在他们目前所处的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整个阶级都不会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0页)“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作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同上，第403页)“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同上，第500页)“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表现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同上，第501页)只有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反之，抛弃了愤怒情绪、停止反抗斗争，或者温驯的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或者成为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恩格斯说，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才真正背离了人的尊严、人的感情、人的本性，“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同上，第400页)。恩格斯的论述也完全可以说明东钢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精神和行为，如果东钢工人群众放弃了斗争，任凭当权者的蹂躏和摆布，那就真的丧失了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钢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精神和行为真正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本质和人性。
三
全书体现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理论。
首先，本书紧紧抓住时代的焦点和主旋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文学作品就应该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高扬时代的主旋律，高扬生活中的真善美，宣传群众、激励群众。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如：《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脉搏和精神。建国以后，大批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暴风骤雨》、《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红岩》等一大批小说以及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大批文学作品影响了了一代又一代人。浩然同志的直接反映合作化时期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更是那个时期革命的政治内容的典型作品，由此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和效果。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问题上的激烈斗争也反映到文艺战线上。伴随着对前三十年的根本否定，大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也跟风而上，控诉那个时代的各种类型的“伤痕文学”占据了当时的文艺舞台。以后，“帝王将相”、家庭伦理、战争题材、反腐败等多种内容的文艺作品似乎呈现出所谓“百花齐放”的特点，但稍微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大量渗透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东西。如一度相当火爆的“清宫戏”直接和间接宣扬的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思想。再如当代小品王赵本山的作品从艺术形式来讲似乎有点水平，但在笔者开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回避、掩饰当代尖锐的社会矛盾，粉饰太平，不敢也不愿意回答生活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如他的“卖拐”和“不差钱”就娱乐性角度赢得的赞扬声太高了，但在笔者看来，其以所谓的反映生活的作品不是批评鞭笞丑恶现象，而是有意无意地赞扬和宣传社会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近些年来，笔者除欣赏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如“三大战役”、《长征》、《解放》等，就是部分反腐败作品如《抉择》等。但至今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工作、斗争状况的作品少之又少。前几年的一部电视剧《民工》以及小说《那儿》等从内容上看也是相当不错的。读完《钢城》之后，感到较比《民工》、《那儿》，《钢城》确实又前进了一大步，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紧紧抓住时代矛盾斗争的焦点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而且高度赞扬和歌颂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复辟斗争中的觉悟和反抗精神。马克思1844年在评论德国纺织工人起义创作的一首歌曲时说：“首先回忆一下织工的那首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钢城》小说也做到了这一点，它把矛头直接指向私有制，直接歌颂工人阶级反对私有化的斗争。这是本书内容上的最大特点。
其次，本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造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人物。文学艺术的最终来源是社会生活，但文学艺术本身毕竟不是生活。“文学艺术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1页)本书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中国“改革”进程中涌现出相当多的暴富者，也导致最基层群众利益的极大受损，由此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几十年来，中国的上访事件从来没有间断，而且越来越多。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就真实记录了安徽农民的一次次上访事件。城市下岗工人的上访事件和群体事件也层出不断。 本书虽然以通钢事件为直接背景，但选取的材料并不完全是通钢的人物和真实的具体情节，而是通过自身对原始材料和其它事件的材料进行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提炼过程，也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进行艺术的想象和补充，虚构出新的更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场面、故事、情节。自己也谈到，书中人物“不仅仅以通钢事件为原型。作品只有少数人物有原型，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许多没有原型，即使有原型也是经过典型化处理，已不再是原来实际生活中的人，而是艺术化的另一个人物了”。几个反面人物如黄希林、申玉驹其思想、言论、行为具有典型性，以武继松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在书中被描写、刻画的也极其真实和典型。
最后，善于学习 ，善于发展提高自己，努力创造出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通过文学作品反映中国当代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既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斗争的精神，也需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还需要有扎实的生活基础。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在生产第一线当了十多年工人，以后又做过基层企业报编辑和中层领导。这种工作经历使他对中国最基层的普通群众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也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错误做法极其愤慨，同时也接触和了解到相当多的基层群众维权抗争的事件。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自幼喜欢文学。当看到社会生活中如此尖锐的矛盾和现实时，他决心用文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爱憎情感。在写作《钢城》之前，他就出版了有关反腐败斗争的《父恩难辞》和反映工人维权斗争的《新潮旋风》两部小说。当他得知通钢事件发生后，自己心情极其激动，决心再次以小说形式反映这场当代极其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他克服家中诸多困难，通过多种方式查找各种资料，又到通化钢铁厂深入群众走访调查第一手资料，尽管这种调查遭到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多次刁难和阻挠，最终还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作小说的过程，也是学习、提高、充实自己的过程。为了站在更高的视角和深刻地把握、驾驭生活中的原始资料，进行艺术的再创作，又阅读了涉及大量现实问题的理论著作、文章，重读了中外许多相关的文学名著，如：雨果的《1793年》、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当代俄国左翼青年作家的《萨尼卡》、中国茅盾的《子夜》等。经过半年的酝酿，半年的写作，最终在2011年9月完成初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文艺工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的问题。首先解决了这一问题，把自己彻底立足在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摇旗呐喊，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把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较好地统一起来。
客观地讲，本书也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在典型人物的行为细节上还可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但瑕不掩瑜，总之，《钢城》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它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国情，正确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启发人民的觉悟和反抗斗争精神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厚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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