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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是在西伯利亚皮货店一击不中之后，才又身藏手枪，孤身前往汪伪特工总部的。她的父亲郑钺(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员，后在国民政府司法界任要职;母亲木村花子出身日本名门，因同情中国革命，追随丈夫来到中国，改名郑华君。郑苹如曾为上海名媛，因美貌而成为《良友》画报封面人物。以这样的高尚门第和个人资质，郑苹如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毅然加入国民党中统组织，周旋于日伪上层，并且在行刺丁默村的行动中以命相搏——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柔弱女子的性格、意志和情怀，必超乎凡俗之辈。
执行秘密使命的职业特工，假如在行动的最后一刻，因突然想到“这人是真爱我的”而缴械，全盘放弃上峰委派的重大使命，而且要以自己和多名同伴的性命为代价，则显得太不专业，而难以令人置信——所以张爱玲在《色戒》中必须把职业特工改写成一个单纯的女学生，因为只有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学生才有可能出于似是而非的男女私情而以那样的方式功败垂成。但是，以这样人为颠倒的主人公为逻辑支点，整个故事便不成立了。
一群演出爱国话剧的男女大学生，走下舞台后意气难平，渴望有所行动，在熟人熟地的英属香港，寻机刺杀暂居此间而人地两生的汉奸头目——这是可能的;但是，从千里之外赶到日伪戒备森严的上海，一个幼稚的女学生竟敢独闯龙潭虎穴，住进汪伪特务首脑的府邸，与其交往圈子周旋多日——这可能性很小;不仅如此，而且在性经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以一个青涩的女学生假托成熟的少奶奶而与特务头目兼资深淫棍耳鬓厮磨，颠鸾倒凤，竟未引起他的怀疑——这是绝无可能的。
李安版《色戒》不是缩小，而是放大了张爱玲《色戒》的破绽：在银幕呈现上，汤唯扮演的王佳芝即使在麻将桌上，也始终是一副怯生生、羞答答的形象和仪态——这有一点点像拥有私家轿车和专职司机的进口商阔太太吗?另外，李安还特别增加了老曹发现疑点而上门勒索的情节——小特务都能轻易看穿的破绽，特务头目竟毫无察觉，这又如何可能呢?
所以，一切站在所谓“艺术”立场上为《色戒》辩护的观点，首先就应当怀疑其是否具有起码的艺术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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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在“艺术”上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张爱玲想用她那个汉奸的“魂”，去附郑苹如烈士的“体”，结果“魂”不附“体”，造就了《色戒》这一怪胎。
但是，这里并不想讨论《色戒》的“艺术”问题，甚至也不想讨论《色戒》的“政治”问题，即它以男女私情和大段床戏颠覆为国捐躯的郑苹如，在忠奸、善恶、敌我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解构中华民族的国家伦理。这里唯一想论述的是中国社会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的变迁。
《色戒》先是经政府权威部门审查通过，继而在上映前后，赢得国内主流媒体和评论界的追捧与喝彩。例如某著名周刊就以《〈色·戒〉的身体及阴谋想象》、《张爱玲与郑苹如的上海》和《上海，张爱玲与郑苹如的命运交叉》等文章，渲染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风月加冒险故事。而北大中文系某教授、清华新闻传播学院某副院长则分别以《电影与文学的情欲大战》和《当男人进入女人身体的时候，也进入了她的灵魂》为题，生吞活剥地阐发情欲与人性的陈旧话题。在人性与国家、艺术与政治之间，主流舆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所谓“人性”和“艺术”一边。我们且不论这种人性论和艺术论是否成立。但从《色戒》的主流反响中所传达出来的，首先是国家意识的惊人的淡薄，则毫无疑问。只不过，国家认同这种濒于解体的现状并非天然如此。
在中国传统社会，“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国家认同基本只限于士绅阶层，广大民众一般并不分享多少国家意识。以往教科书上讲：“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实也是从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表述“士绅阶层构成了封建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一命题。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意识的动员抵达民族全体成员，而这也正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实质含义所在。在中国，这个国家意识在全民族的广泛动员恰恰是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完成于新中国建立之后，并于“文革”期间抵达巅峰——正如当时一首歌所唱的：“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这种高度的国家认同，支撑中华民族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重建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到70年代初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战略包围，以胜利者姿态重返国际社会;第三，是在70年代中期基本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未来中国发展的物质基础。
但是，“文革”的失败使这个国家认同遭受重大打击。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中国革命发生夭折，一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情绪和思想弥漫开来，逐渐瓦解了当时已开始空洞化的国家意识。这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在80年代转型为启蒙主义，倡导反传统反封建，批判国家和权力，为日后资本和市场的新的统治秩序开道;在9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又让位于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浪潮，以享乐和情色为依托，继续解构国家认同，《色戒》的公映及其主流反响正是这一历史线索中最新的案例。
从国家权威部门到主流传媒和学界，这次围绕《色戒》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识的淡薄的确怵目惊心。如果说，士绅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构成了古代国家的基础，那么，我们今天的精英阶层在国家认同上反而远远不如传统士绅。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不承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否定中国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实际上，自1840年以来，“救亡”和“发展”就是中国从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两大环节、两大任务。如果说，共产党曾出色地完成了“救亡”使命的话，那么，作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共产党仍需要在未来几十年内组织中国社会继续实现“发展”的任务——这一点责无旁贷，而这也正是中共现在和未来合法性的根源。
在全球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国家认同的瓦解将使中华民族陷入分裂、动荡和贫困的深渊。但是，重建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标题：从《色·戒》看国家认同的危机）（首发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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