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铁血救国会为什么会失败?

　　北平无战事里有个神秘的组织，铁血救国会。它是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以刷新国民党政治为己任，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后 来虽然以失败告终，这个组织在这个剧里出面的人格化身是曾可达同志，在反腐失败后，共军即将进城之际，他在机场上最后见了方孟敖一面，就拔枪自裁了。一个出身贫苦，忠诚勤勉的好人，一心为党国效力，想挽狂澜于既倒，最后落得如此下场，让人好生感慨。

　　老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就是说，一个党里有不同政见的派别，或者山头，这是常事，如果没有，反倒不正常。

　　众所周知，国民党里派系众多，因为它从一开始组建就是各个省的反清组织联合而成的，除了在反清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其它方面则分歧多多。之后虽然屡经改造， 但分歧始终存在。直到1924年改组，国民党才总算是更加统一些了，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北伐开始，先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加入国民党，之后随着北伐陆续胜利，只要是加入北伐军的军队，其高层领导人就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体系变得原来越庞大，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却渐渐空心化了。

　　1924 年重组之后的国民党，本身是一个高度革命化的列宁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是其核心，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但北伐胜利带来的结果是国民 党成分的高度多元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也就难以为继了。革命政党必须要靠革命的意识形态，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革命党就没有战斗力可言。也就是说，一个革命政党要保持其战斗力和内部的凝聚力，必须始终保持意识形态活力，党才能保持其革命性。

　　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有各个不同源流的军阀派系，还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和在广东的胡汉民汪精卫联合，即使是在被蒋委员长视为嫡系的部分，也存在多个不同的派系，如政学系、CC派、太子派等。

　　这种内部分化自然会影响到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从1930年代起，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少壮派力量就开始组织了一些自称是为了消除反对蒋委员长的势力、将国民党统一为由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党的秘密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蓝衣社(复兴社)，之后演变为军统，与CC派掌握的中统并立，抗战胜利后中统和军统虽然换了牌子，改名叫党通局和保密局，但仍然是原来那些人，原来那个组织体系。更重要的是，从诞生到改名，不过十余年间，中统和军统就已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以锄奸为名，大肆敛财，声名浪藉，战斗力也大幅下降。

　　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以建丰同志为代表的新派年轻人势力。在抗战期间，建丰同志效仿共产党，以为国民党搞外围组织的名义搞起了三青团，并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骨干。在北平无战事中，方二公子和可达同志就都出身于青训班。建丰同志以此为基干，试图用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人取代党国内部的腐败势力，完成党国的系统更新。老同志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于是爆发了“党团之争”。事情闹到委员长那里，委员长知道，党国的江山还是得靠老同志和他们的军队才能维系，只能牺牲建丰同志， 最终争议以三青团被并入国民党而告终。

　　吃了这次亏，建丰同志消停了几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加速腐败，内战开始后连吃败仗，党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建丰同志看不下去了，又跃跃欲试，于是组织了铁血救国会。铁血救国会可以算是三青团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延续，只是其组织形态更加秘密，更像一个特务组织。比如在剧中，其成员包括明面上的可达同志，渗透到共产党里的梁经纶同志，潜伏在党通局要员徐铁英身边的孙朝忠同志，保密局北京站的王蒲忱同志，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他们都不是以铁血救国会的名义公开活动，而是以官方身份掩护，按照建丰同志的指示，执行建丰同志规定的任务，一边反共，一边反腐。

　　这个秘密组织的目标仍然是像之前的三青团一样，以打击国民党内的腐败为主要目标，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打击老同志，用新人取代老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建丰同志甚至不惜重用有重大共产党嫌疑的方孟敖。老同志们当然不甘心，因此千方百计破坏建丰同志的计划。比如故意暴露梁经纶同志的身份，破坏币制改革。建丰同志不让抓学生，他们偏偏抓，激化矛盾。

　　但对这些有着官方公开身份的人来说，他们不仅需要执行建丰同志的命令，更要考虑自己的上级的命令。比如王蒲忱同志，每到关键时刻，需要选边站队的时候，他就身体不好了，光咳 嗽，不发表意见。在发粮现场，建丰同志明令要求维持秩序，不要制造冲突，他却为了完成保密局自身抓捕共产党的任务，贸然开枪，造成现场混乱，矛盾激化。再比如忠诚勤勉的曾可达同志，虽然他对建丰同志忠心耿耿，日月可鉴，但当总统府四组的陈主任衔命而来的时候，也不免有些动摇，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执行总统 的命令，还是执行建丰同志的命令。

　　最后，建丰同志在上海打老虎，扣了孔令侃，发动总决战，逼得蒋委员长不得不也选边站，结果是委员长“不爱江山爱美人”，下令放了孔令侃，打老虎行动戛然而止，金圆券改革也草草结束。对不掌握最高裁定权的建丰同志和铁血救国会来说，这种最后决战迟早都会到来，而且在党国危亡之际，早点决断也许是必要的。但对风雨飘摇的党国江山来说，战争还在继续，退守台湾才开始布局，能把多少人、多少军队、多少钱拉到台湾去，这是蒋委员长必须首先考虑的，贸然对那些手握重权的党国高官们开刀，其结果恐怕不是刷新了党国的组织纪律，而是将一些本来还在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的人逼到投共的路上去。

　　就这一点看，老同志显然要成熟得多。徐铁英就知道，必须“避免让总统尴尬”，不过早地将矛头对准建丰同志和铁血救国会，而是打着反共的旗号打击铁血救国会的骨干力量。即使要跟建丰同志叫板，也得让手握重兵的陈继承这样的人去打电话向蒋委员长报告，而不是自己。相比之下，老同志对蒋委员长的心思揣摩得更透彻，也更善于捕捉机会，所以，他们赢了。

　　更重要的是，无论建丰同志的目标是什么，在党国老人看来，铁血救国会的目的都是打击和排斥老人，用新人取代老人，这不是为了党国利益而反腐败，而是从老人手里 夺走权力。所以，历史上每一次改革，第一轮往往由新进的年轻人主导，变成权力斗争，最终年轻人失败，之后再由政治上更为成熟、行政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同志主持，才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王安石变法如此，张居正变法如此，戊戌维新如此，国民党的系统更新亦如此。建丰同志在大陆想完成的任务，最终由蒋委员长在台湾从容完成。

　　北平无战事：币制改革为什么没能挽救党国

　　《北平无战事》里的主题有二，一是反腐，二是币制改革，目的都是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亡，结果也一样，都是以失败告终。

　　近几年来，金融问题受到很多人关注，货币金融似乎成了解开历史谜题的金钥匙。不仅明朝的灭亡被解释为以白银为货币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逻辑结果，甚至清朝和民国都被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败导致了政权的最终崩溃。

　　不可否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晚清政府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货币改革问题，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人都意识到，以白银为货币已经不可持续，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及早变革币制。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更是多次反复，从纯信用货币到白银本位、美元本位，都尝试过，结果却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建丰同志”试图重用方孟敖和梁经纶来进行币制改革，也就是金圆券改革。但梁经纶明言，这个改革无论如何都终将失败。作为经济学家，他能意识到这一点， 殊为不易——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时候问题的根本不在货币，而在政治，政治问题不解决，币制改革无助于挽救国民政府败亡的命运。

　　法币的推出是在1935年，也就是所谓的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鼎盛期，虽然仍有地方军阀不时反蒋，共产党仍在各地活动，但大体来说，中国总算是到了袁 世凯死后最稳定的政治时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推出币制改革，以法币替代使用了五百多年的白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就一帆风顺地成功了。

　　而法币的大规模贬值，主要发生在1941年和1947年。1941年，正是抗战相持时期，国民政府能够控制的区域不过西南一隅，大半个被日本占领，经济 基础早已无法维系，物资紧缺，国民政府只能依赖美英援助度日，法币随之贬值。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占领了延安等地，但从总 体看，损兵舍将，机动兵力损失严重，得不偿失。到币制改革推出的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上下都弥漫着剿共成功有望的乐观情绪，于是选了总统，进入宪政时 期。到下半年，共军反攻，几个回合下来，国军才意识到不仅全面进攻已无可能，就是重点进攻，也已无力组织，只好转入全面防御，接着又转向重点防御，将防守 重点放在战略重点城市和铁路沿线。

　　就在这种时候，军事上的失败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经济崩溃，官员腐败深入国民党政权骨髓，要想用币制改革救国，无异于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救命。

　　反观共产党，从瑞金时期开始，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就非常清楚，稳定币值的关键不在于货币本身，而在于物资供应充足。物资供应不足，物价自然飞涨，货币就会 贬值;物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币值自然稳定。所以，瑞金时期遇到挤兑风潮，时任银行行长毛泽民想到的办法就是赶紧组织物资，让群众放心。建国后在上海， 陈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应对资本家的经济战，从东北等地调集大米、棉纱和煤炭，保证上海的供应，让资本家们无机可趁。

　　说起来让人感叹，共产党管金融的干部多数其实是泥腿子，根本不懂什么深奥的金融理论，而国民党的金融高官则都是欧美名校的经济学、金融学博士，学历高得吓人。在《北平无战事》里，为币制改革方案做论证的何其沧、梁经纶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央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也是。但这么多高学历人才，却始终没有提 醒国民党当局，就当时的形势而言，问题并不在货币本身，而是在经济崩溃之后，城市基本生活物资无法保证供应，甚至连梁经纶这样的党国精英人才都吃不饱饭， 这时候怎么可能用金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呢?

　　金融崩溃的原因是经济崩溃，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物资供应不足，而物资供应不足自然是战争所致，战争则是政治失败的结果。所以，“建丰同志”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党国的问题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自身出了问题。但他却选择了用币制改革来挽救经济，战场上打不赢共产党，经济无法正常运转，金融怎么可能挽救得了呢?战场上得不到的，金融改革当然也得不到。

　　就其本质而言，新发行的金圆券与原来的法币其实没有太多差异。法币和金圆券一样，都是以美元为储备金的货币。外部条件没有任何变化，既然法币能贬值，金 圆券凭什么就会保持稳定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也在这前后经历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尤其是在建国初的朝鲜战争期间，货币贬值幅度也比较大。但新中国并没 有急于进行币制改革，而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形势稳定，物资供应充足了，才发行了新的货币。

　　而且，政治问题没有解决，官场腐败依旧，仓促推出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这本身就已经是失误，之后不久又禁止民间私藏金银和外汇，使金圆券直接变成了少数人对大多数人进行掠夺 的工具。金圆券推出之际，国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国民党政府能够控制的范围日益缩小，而且越来越向少数重点城市集中，物资自然越发紧张，其结果自然是物价 继续高涨，金圆券也就随之贬值。战争失败得越快，金圆券贬值也就越快，直至最终被迫取消金圆券改革。

　　当然，对国民党政权 本身而言，金圆券改革并非全无意义。正是通过币制改革，国民党政府从民间搜刮了大量的金银等硬通货和美元，这些资产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也被转运到了台 湾，从而成为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经济改革的基础。在剧中，“建丰同志”说，金圆券改革就是要稳定经济，要和共产党争民心，但最终的结果是失去了整个大陆国统 区的民心，却用从大陆搜刮的资产收买了台湾的民心，从而也为国民党在台湾立足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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