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情况与他们案子的情况是一样的，既然北京法院能接受他们的案子，上海法院也就应该接受我们的案子。
梁实秋诉鲁迅侵害其名誉权案庭审纪实
（故事新编）
引 子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发表了鲁迅先生写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全文如下：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正 文
近日，梁实秋先生向鲁迅先生居住地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递交诉讼书，控告鲁迅侵害其名誉权。昨日，该案在上海市北宝兴路531号虹口区人民法院院内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在法庭调查阶段，原告梁实秋的委托代理人、律师张某诉称：梁实秋先生从民国四年开始从事写作，几十年来写作、翻译和发表出版了多部（篇）作品，共达两千多万字，大众耳熟能详。民国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被告鲁迅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刊登在五月一日公开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被告在该文中指名道姓地用“丧家犬”、“走狗”等字眼侮辱梁实秋先生。此后，被告又将该文收入《二花集》公开出版，继续对梁先生进行侮辱和伤害。特别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该文和收入该文的文集又多次被报刊刊登和再版，甚至长期收入大陆的教科书，极其严重地损害了梁先生的名誉。为维护梁实秋先生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名誉权的一切侵权行为。2、判令被告消除影响，并共同在《南方都市报》、新浪网、腾讯网、凤凰网等报纸、网站上向原告作出书面赔礼道歉。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8500万美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公证费。
之后，审判长就有关问题询问了原告梁实秋的委托代理人、律师张某。
审判长问：此事发生在八十多年前的民国时期，原告为何不在当时就向法院起诉？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律师张某答：梁实秋先生当时也曾向上海租界的法院提出过诉讼，但上海租界的法院不受理，他们说：你们蒋委员长嘴边经常挂个“娘希匹”，你们这事算个屁！如果我们接受了你们的诉状，那么被蒋委员长骂过的人都来找我们怎么办？
审判长问：那么原告为何要在现在向法院起诉被告呢？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律师张某答：梁实秋先生之所以现在起诉被告，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前不久，北京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接受了洪、黄二人控告郭、梅两人侵害其名誉权的案子，本案的情况与他们案子的情况是一样的，既然北京法院能接受他们的案子，上海法院也就应该接受我们的案子。
第二个原因是，被告骂梁先生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不仅侮辱和伤害了梁先生本人，而且也侮辱和伤害了梁先生的后代，骂梁先生是“狗”，不就等于骂梁先生的子女是“狗爹养的”吗？而且在大陆，几十年里，被告这篇文章又多次被再刊和再版，甚至长期收入大陆的教科书，使梁先生和他后代的名誉权至今还受到严重的侵害。
第三个原因是，事发当时，梁先生的思想和一些文章确实倾向于资本家，被告当时骂梁先生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确实事出有因，而现在大陆，资本家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如果再骂梁先生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那就不仅是侮辱而且也是诽谤了。这对梁先生和他后代的名誉损害更大。
考虑到这三个情况，梁先生决定，即使事情已过去了八十多年，也要向法院起诉被告。
审判长询问过原告梁实秋的委托代理人、律师张某之后，本案被告鲁迅先生的委托代理人、律师李某就本案的事实经过进行了陈述，并回答了审判长询问的问题（以上略）。
在法庭辩论阶段，原告梁实秋的委托代理人、律师张某，就本案事实的认定，是否构成对梁实秋先生和他后代名誉权的侵害，以及侵害的程度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在发言的最后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名誉权的一切侵权行为，在《南方都市报》、新浪网、腾讯网、凤凰网等报纸、网站上向原告作出书面赔礼道歉，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8500万美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公证费。
之后，本案被告鲁迅先生的委托代理人、律师李某，为被告作了长篇辩护发言。其要点如下：
第一，鲁迅先生所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并未构成对梁实秋先生名誉权的侵害。
众所周知，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包括：必须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具有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主观过错。而鲁迅先生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对梁实秋先生的批评，其行为既不具有违法性，也没有造成对梁实秋先生名誉的损毁和精神或财产上的损害。
首先，鲁迅先生对原告的批评，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实施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主要有三种：一是暴力侮辱，指对受害人使用暴力或用暴力相威胁，而使他人的名誉受到侵害；二是语言侮辱，即用侮辱性的言词对被害人进行嘲笑、侮辱，使被害人当众出丑；三是文字侮辱，即通过文字、图形等对他人进行侮辱，用以降低他人的人格。而在本案中，前两种行为显然不存在，那么，是否存在第三种行为即文字侮辱呢？我们认为也不存在。因为，鲁迅先生在文章中称原告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在政治性的论战中发生的，众所周知，在政治性的论战中，论战双方使用“走狗”和“×匪”等言辞（尽管不是很绅士）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性的涵义，国内外使用这类言辞也是很普遍的事，因此，就不存在侮辱某个特定的自然人的人格的问题。所以，鲁迅先生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对梁实秋先生的批评，其行为也就不具有违法性。
其次，鲁迅先生对原告的批评，在事实上也没有造成对原告名誉的损毁和精神或财产上的损害。从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来看，在本案中，认定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还要看被告行为的后果是否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较严重的损害，使原告感觉到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压力或心理负担，精神上受到折磨，心理上遭受创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压力、心理负担或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而不是受害人主观上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如果被告的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对原告人格评价的降低，则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因此，如前所说，由于本案是在政治性的论战中发生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对原告的批评，对于他们两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来说，只会影响别人对原告政治立场的看法，而不会影响大家对原告人格的看法。因此，完全可以认定，鲁迅先生对原告的批评，在事实上并没有造成对原告名誉的损毁和精神或财产上的损害。
第二，本案不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对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绝不能脱离本案发生时的大的政治背景来孤立地看问题，必须依据宪法的基本精神进行审判。
鲁迅先生写作并发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对梁实秋先生进行批评，是在政治性的论战中发生的，而这一事件更大的背景是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因此，本案不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对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绝不能脱离当时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大背景来孤立地看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国现行的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制定的。因此，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宪法的基本精神，从当时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大背景，对本案的有关事实进行认定。而绝不能作出违背我国宪法基本精神的判决。
第三，在鲁迅先生写作并发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之前，原告已多次撰文对鲁迅先生等人进行诽谤。
例如，梁实秋曾在多篇文章中无中生有地说，鲁迅等人“到共产党去领卢布”。这完全是诽谤。如果法院真的要认定鲁迅先生写作并发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那么也是原告梁实秋有错在先，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关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之规定，判定被告免于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后，鲁迅先生的委托代理人、律师李某，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
法庭辩论结束后，审判长遂进行当庭调解，但双方均不接受调解，于是，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尾 声
据可靠消息：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评议。组成该案合议庭的三人中，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倾向于支持原告的诉求；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的行为虽然对原告的名誉有损害，但非常轻微，而原告也有错在先，倾向于不支持原告的诉求，判定被告免于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也没有造成对原告名誉的损害，应坚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
三种意见统一不了，审判长只好去请示法院院长，院长只回了一句话：你们好好想一想，自己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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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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