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毛诗论札》：（6）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写作时间、情感趋向及其他

　　长期以来，人们接受毛泽东诗词是在左倾思想影响之下，当“左”的思想被肃清以后，重新审视就显得很有必要。这里以《沁园春·长沙》为例，阐述一下产生的新认识。全词如下：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一、“寒秋”其实是冬天

　　这首词在《诗刊》发表时未标明写作时间，196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补上写作时间“1925年”，此版本经亲自校订，当然可信。但大多数研究者不满足仅系于年的时间确定，根据首句“独立寒秋”判定为1925年8月28日——9月上旬，即毛泽东为躲避军阀赵恒惕追捕秘密来长沙期间所写，对词的写作背景确定就建立在这个史实之上。

　　这似乎不成问题，仔细琢磨却疑点丛生。

　　疑点一：9月上旬亚热带地区长沙天气并无寒意，枫叶也没变红，与这首词所透露的时令特点并不符合。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龙剑宇见告：“从气候看，8月至9月上中旬，这里仍属盛夏，气温至少在30°C以上，根本不是‘寒秋’，枫叶9月上旬是不会变红的，那时岳麓山的枫叶正翠。”1925年8月28日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是一个炎热的下午”（1），来到长沙怎么就“独立寒秋”看到“万山红遍”呢？

　　疑点二：毛泽东为躲避赵恒惕追捕来到长沙处于秘密状态，怎么能有条件、有心情来到橘子洲散步？再说，早在1923年4月赵恒惕就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这一次赵下的密令是“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消除心腹之患”。毛泽东固然胆量过人，也犯不上冒着杀头危险到湘江散步，这样做太不符合情理。

　　在众多研究者中日本学者竹内实的意见值得重视，他推断说：“他（指毛），离开上海是1924年冬，出现在韶山前的几个月，是在长沙度过的。第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大概就是当时之作，或许是以当时的见闻和感想为基础的作品。”（2）这个推断带有猜测成分，这里再作深入说明。竹内实在注释“寒秋”一词时却又说：“虽然是秋天，但却近乎冬天一样寒冷。”（3）竹内实不明白这里的“寒秋”其实就是冬天，不过已是1925年岁首了。

　　在毛泽东的其他词篇中，就有把南方冬天景物当作秋景的描写，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万木霜天红烂漫”句与《沁园春·长沙》中“万山红遍”“万类霜天”相同，而反第一次大“围剿”发生时间正值1930年岁尾到1931年岁首，其时令正与当年毛泽东到长沙时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据陈晋《文人毛泽东》一书披露，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修改这首《渔家傲》时，曾把上片第二句改为“秋来一派风流态”，最后定稿为“天兵怒气冲霄汉”，看来毛泽东习惯将南方冬天当作秋天来写。怎样看待的处理方式呢？毛泽东在谈到1935年2月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时曾说：“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4）这就解答了当年郭沫若提出的“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片写的却是秋天”这个疑问，对于理解《沁园春·长沙》有关描写同样适用。完全可以这样认定，所谓“寒秋”云云是北方的晚秋景象，就时令来说却是冬天，很多研究者没有顾及到这个特点对其创作时间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毛泽东在这首词里将冬天写成“寒秋”固然有其现实根据，然而这里不说“独立冬天”还有其深层原因，那就是沿袭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习惯。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在其著名论文《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春秋与夏冬》（5）中指出，中国古典诗歌从数量与质量上都是偏重春秋，这是由于中国地域的特殊条件形成诗人以“惜春”“悲秋”为主要标志的时间意识和心理结构。毛泽东为了表现他那孤独而惆怅的情怀，他有意营造“寒秋”氛围，这样处理既符合南方冬天像北方深秋的自然界实际，又是出于抒发情感需要，正合乎中华民族悲秋的集体无意识。

　　至此完全可以确定这首《沁园春》写于1925年岁首而不是这年9月上旬，那末其写作背景也就明确了。据《毛泽东年谱》（6）：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湘疗养。年底，偕杨开慧等回到湖南。1925年1月中旬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

　　毛泽东研究学者陈晋分析毛泽东这次回到长沙的原因说：“按当时一份文件里的说法，这次是回湘养疴。其实，恐怕还有别的原因，诸如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麻烦和中共党内同陈独秀的关系等等。要不然，他不会在就要召开中共‘四大’的时候，离开了政治中心。”（7）此论极是。

　　毛泽东在中共“四大”前后的党内地位变化尤其值得注意。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的工作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毛泽东被选进五人组成的中央局，名列陈独秀后，排第二位，以后中央文件就由陈、毛共同签署发出。然而随着两个人工作密切，分歧也就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上，再就是陈的家长制作风也激起毛泽东的反感，虽然没有材料证明两人分歧到何种程度，但毛泽东没有参加1925年1月11日-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没有继续当选为中央领导成员，他受到陈独秀冷落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是毛泽东写作《沁园春·长沙》的背景，把握住这些才能走进的情感世界。

　　二、情感趋向分析

　　中共“四大”闭幕两天后即是春节，回长沙过春节的毛泽东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分失落，几分寂寞，总之他一直被压抑的情绪笼罩着。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挑战者，毛泽东具有坚韧的人格意志和崇高的人格境界。他的精神不容压抑，他要寻找超越的契机。于是他来到湘江边漫游，求得精神自由解放，一首充满生命活力的词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不仅仅点出漫游时间、地点，更重要的是表现一种情绪。“寒秋”是景物给他带来的感受，也是一种氛围。江心岛长满的橘树出现在这里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自屈原写《橘颂》以来，橘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人格化的君子，与孔子心目中的松柏等同看待。不妨说，毛泽东在这三句诗里展示的是他的一种情感体验。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傲岸不驯、愤世嫉俗的形象，他暂时摆脱掉现实给他带来的苦闷，而游目骋怀。

　　紧接着“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的确是一幅充满活力的秋景图！然并非刻意描绘景物，而是展示他一贯奉行的“动”“斗”宇宙——人生观。所以这里不能看作全是借景抒情，更多的是对生命、历史和宇宙相关的那种感悟：“万类”因“竞”而得“自由”、“万类”要“自由”而须“竞”；竞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这是用诗的语言发挥严复译赫胥黎著《天演论》的精义。《天演论》是一部影响毛泽东一生的书，也必然影响到他的诗词创作。想当年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观察“槛外诸境”而领悟到自然界的规律，今天的毛泽东由思索自然以致于中国革命。当毛泽东审视完自然界合乎逻辑地思考他所在的社会环境时，精神上正在受压抑的他自然想到人的位置、人如何取得自由，对于毛泽东来说则是人格如何实现，面对长空他发出屈原式的天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百舸”之上发出的询问，因为在“万类”中惟有舟的功能与“沉浮”有关，惟有人能主“舟”的“沉浮”，而“舟”在传统文化中又具有象征国家命运的作用。这个设问句很巧妙地把的感情由对自然而发转向对中国社会的思考。

　　毛泽东在回答英译者所提诗词问题时曾解释说：“‘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8）本人的解释无疑最具权威性，但是如不考虑诗词艺术特点，如同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去坐实，则词的下片回答更令人疑惑，因为下面列举“同学少年”的一系列活动属于新民学会这个激进的青年社团，它的性质并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当时的毛泽东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让人深思的是，现实中的“我”已是无产阶级代表，为什么偏偏列举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与“同学少年”的行动呢？必须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从中共建立到1925年岁首，毛泽东在湖南、江西已有从事组织劳工运动两年的经历。照理说，“长沙”这个题目完全应该反映在湖南一段不短的领导工运的活动，再说这段工作曾在“三大”上被陈独秀表扬过，也由此而进入中央局。然而却舍去了这些属于无产阶级性质的活动，其原因我以为美国施拉姆教授的论断值得注意，他说：“毛泽东的世界观在1923年至1925年之间所发生的划时代的转变，即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的飞跃。”（9）就是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像欧洲社会主义者搞工人运动在中国并无发展前途。早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过农民运动问题，1960年后就连张国焘都承认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中共极大的贡献。”（10）可惜陈独秀当时与以后均没有重视毛泽东的主张。既然毛泽东已觉察到此路不通，理性上已有如此认识，那么也就难以进入表现情感为主的诗世界。这种只表现知识青年的活动而置工人运动于不顾的做法仿佛又落到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起点之后了，其意义犹如马克思评价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所说的那样，这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11）。于是在毛泽东的思维中产生了“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12）的运动。建党以前那段学生运动生涯又出现在眼前，并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新民学会的岁月是毛泽东初露锋芒并放射出生命绚烂光彩的时代，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喊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仿佛是早在5年前就对“谁主沉浮”作出了回答。现在问题重新提出，这应是对自己在中国所占位置重新确定。因而“谁主沉浮”的询问就具有了多重意义，这是对陈独秀错误领导的不满，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再作探索的思考。就诗词艺术而论，是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处在受压抑中，现在江边漫步精神得到解放，他在逝去的岁月中重新发现了自我。无论是对表现于外在的“风华正茂”，还是属于内在的“书生意气”，都是对人格个性之美的肯定，是自由心灵的自我表现。然而“个体人格是主动性和抗争，它消解世界的累累重荷，以自由攻克奴役。”（13）于是毛泽东把人格的实现很自然地体现到对旧世界的抗争上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对自己才能的自负，对权贵的蔑视，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挑战的个性。

　　将整个旧中国作为征服的对象，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智慧啊！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与人的身体条件密不可分。他早就说过“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14）于是在展示其崇高人格追求以后，理所当然地把这种认识体现出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击水即游泳，是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喜欢的锻炼身体的方式。由于毛泽东对体育有他独特的认识，总是把游泳与他从事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这里也是如此！对此李泽厚有更深刻的论述：“毛青年时代坚持游泳至老不变的著名事迹，就不仅是自觉磨练体力、意志的问题，而且还表现了要求在这种体力、意志的展现中，来获取最高的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15）联系前面的“百舸争流”“谁主沉浮”两句“舟”出现的意义，则“浪遏飞舟”就显示出毛泽东那截断众流的英雄气概，这样就把他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人的价值即个体人格亦即自由——体现出来了。

　　概言之，全词从进化论出发，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一种生活动力、人生观点和生命意念。”（16），指导着自己去奋斗、去抗争，由进化论走向唯物史观，并接受其阶级斗争学说，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都是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

　　三、回归与拓展

　　这是一篇用词的形式写的“回忆录”，与一般回忆录回忆史实不同，它披露的是在逝去岁月的那份情感。这种情感长久蓄于胸中形成所谓情结，一旦遇到适当条件则释放出来。倘若对这种情感有全面理解，必须把它放进那逝去的岁月，下一番溯源功夫。根据前面的理解不难看出这首词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趋向。毛泽东是随“五四”运动大潮成长起来的一代，“五四”精神在其政论中有突出的表现，这有《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为证，重读这首《沁园春》对此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一些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思想启蒙，重在个体精神自由，一是政治救亡，重在群体战斗行动。而这首《沁园春》上下两片恰是分别表现了这两方面。

　　大家知道，思想启蒙是“五四”前由陈独秀大张旗鼓提出，并得到毛泽东的响应。毛泽东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其思路、语言与陈独秀大体一致，理所当然地得到陈的赞成。毛后来称赞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17）毛甚至说过，他（指陈）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可以说毛泽东是在陈独秀影响下加入开创中国现代史的队伍。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崇拜转变为怀疑、批评。这首《沁园春》即写在这个转折点上，是发生这种转折的标志。这对于毛泽东来说其意义是重大的，它标志着毛泽东的思想开始独立，从陈的影响下摆脱出来找到了“自我”，试图走出一条体现自己独特思想而又反映中国革命规律的道路。

　　最让人深思的是，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怀疑在这首词里表现为重新强调“五四”时代陈独秀鼓吹过的启蒙思想。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是一种回归现象，怎样认识这一现象呢？王富仁说：“我们向外撷取，总是从西方的‘最新潮流’开始的，但我们自身却处在封建时代向现代的转换途中，这个转换不可能一次性地完成，而这个转换没有完成，西方的‘最新潮流’在外面这里便永如浮萍……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我们还得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未曾完成的任务上去。”（18）王富仁指出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完全适用于认识陈独秀与毛泽东的关系，适用于理解这首《沁园春》。毛泽东向“五四”启蒙的思想回归是他摆脱陈独秀影响重新选择出发点的举动，自此以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得以形成发展。同时还标志着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一样，都是在“五四”精神的鼓动下开其端的。当然启蒙思想仅在这首词上片作点发挥，下片就转到“五四”运动另一方面内容——学生爱国反帝。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一生事业的辉煌主要是完成了“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他的多数诗词记载了这位伟人在完成这一任务时的足迹，是一部中华民族崛起的诗史。

　　不妨把审视的眼光再放远一些。刘纳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是从对辛亥革命的沉重反思开始，郭沫若诗歌的英雄主义的气概，能使我们想起辛亥革命时期那一批英气勃勃的时代歌手。（19）其实，要论英雄主义气概表现得更切实，还是毛泽东的诗词，比起郭沫若的新诗，更属于英雄的歌唱。早从甲午战败起，伴随着救亡爱国的呼声，诗坛上就出现了呼唤英雄的黄钟大吕之音。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章太炎、秋瑾、柳亚子等人，不论他们是否作出过英雄的业绩，他们在诗文中无不以英雄自许或以许人。英雄主义成为诗坛上突出的主题，这些诗篇都表现出力图在动乱时代重新创造历史的精神气质。这是一个不甘沦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民族的呼唤，也是民族精英精神超越的需要。而完全满足这种需要的不是康、梁、谭，也不是秋瑾、郭沫若，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同时，在自己诗词中完成了近代史上提出的英雄主义主题。《沁园春·长沙》则是表现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第一篇，这应是毛泽东把它选作公开发表诗词集开卷篇的原因。

　　作为开卷篇确实有超乎平常的魅力。一些研究者认为它是毛泽东平生写得最好的三首词之一，日本学者竹内实比较两首《沁园春》后甚至说：“前途尚属未知时代写下的《长沙》更让人喜欢。”（21）学者们自然各有他们的理由，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首词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与毛泽东的其他诗词不同的是，这首词通篇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可以引发不同国籍的人对它的兴趣。对每个人来说，青春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在这个时期内哪一个有为青年不信心百倍、壮志满怀！它有着多少希望与幻想啊！当然这也是人的个性刚刚形成的时代，充分显示出个体生命活力，预示着人生价值不可限量的时代。当一个人告别了人生的这段黄金岁月，它成为情结存在永远不能摆脱。以后每当回顾这段岁月，总会令人心潮涌动。这首词的价值就在于将这种情感体验凝结起来，使每个读到这首词的人从心中激起拓展未来的力量。

　　这首词的魅力实际是青春的魅力，因为青春永远是美丽的。

　　注：

　　（1）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回忆毛泽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6页。

　　（2）（3）[日]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7页。

　　（4）毛泽东：《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的改文》，人民日报，1991年版，第12、26页。

　　（5）[日]松浦友久：《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春秋与夏冬》，《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版，第1期。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31页。

　　（7）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8）《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9）[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页。

　　（1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9页。

　　（13）[俄]尼古拉·列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E]，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5）李泽厚：《青年毛泽东》，《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版第1期。

　　（16）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971页。

　　（17）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6页。

　　（18）王富仁：《灵魂的挣扎》，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页。

　　（19）刘纳：《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改革》，《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20）[日]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上海大学学报》200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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