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三千年中国诗歌史,诗人诗篇之多,难以计数。但是能够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的只有两篇,那就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所写的《离骚》与近现代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理由如下:
屈原活动时代正是德国哲学家雅尔贝斯所说的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屈原以其楚辞代表作《离骚》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形成了被学者所称道的“屈原传统”,李泽厚论及这一传统时说:“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屈原思想的深刻性、情感的丰富性、文采的多样性,正是围绕着这一个主题展开,而影响到他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为中国人确定出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为进步作家与诗人树立起应当效法的榜样。
应当指出的是,《离骚》所显示的爱国主义与忠于君王密切联系,属于传统爱国主义,今天不能全盘肯定。但是诗中所表现出对“旧乡”的眷恋,对民生之多艰的同情,对“美政”理想政治的追求,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仍是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
屈原和他的《离骚》是伟大的,司马迁在其传记中谈到这首诗的创作意义时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是长远的,毛泽东简直是出自本能地接受屈原的影响。1949年12月在前往苏联访问的火车上,在与苏方陪同的汉学家费德林谈到屈原时深情地说:“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可以说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毛泽东把自己看成是屈原生命的延续,原因就在于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毛生于1893年,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遭到惨败,朝野上下涌现出一股“救亡图存”的怒潮,传统爱国主义实现了向近代爱国主义的转变。毛泽东在这一环境中长大。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近代爱国主义向现代爱国主义转变,毛泽东应该是得转变风气之先者。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危险的时候,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后一搏,同时也是民族面临走向复兴的起点。近代史救亡第一课题与现代发展课题一下子摆在中国人面前。毛泽东为了解决这两大课题,在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两个月后,在1935年12月即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下简称《论策略》)的报告,在“民族统一战线”部分强调如何“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这个伟大任务的办法,即如何完成第一时代课题;在“人民共和国”部分,在现阶段建立“代表全民族大多数利益”“人民共和国”的必要性,并指出“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这实际上把如何解决时代的第二课题提了出来;在报告最后“国际援助”部分,毛泽东把解决两大时代课题的方式概括为一段话: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段话三句分别把今天抗日、争取国家独立、未来民族崛起前景依次展示出来。这段气壮山河的文字可看作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与升华,海内外有学者称之为“毛泽东精神”,这种概括更为得当、准确、鲜明。
而在作了《论策略》报告后两个月,毛泽东带领红军开往山西的途中,写出了《沁园春·雪》词,则是把这种精神又作了一次诗意表现,而成了他的代表作。
对于这首《雪》词,我过去写过多篇文章论析,现在再把最近的认识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这首词最突出的独创性表现在诗人观照世界的方式集中体现在大时空观上。
这首词写在东征途中,正值迎接全国抗日高潮到来之时,然而从字面上全然不见这些痕迹,似乎游离于这些时事之外。然而正是不拘于现实中一时一事,其构思方式显示出毛泽东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不难看出诗人是在“历史—现实—未来”三维时空中展开形象思维的。反映在词面上则是以眼前的冰雪山水之美,寄托他对祖国深情的爱,“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则是表现他对未来美好新中国的追求。
新中国应该是“新”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于是在上片写景后,下片又对“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进行批判。反对封建主义成了全词的主题,那么新的社会制度由谁确立呢?词的最后又推出比“无数英雄”又高出一个层级的“风流人物”,毛泽东说,“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确立一个社会制度只能归到一个阶级上,一些解释者(包括蒋介石与一些无聊文人)把“风流人物”理解成诗人自己,显然是没有读懂这首词。
《雪》词的底蕴与《论策略》报告是一致的,诗人的立脚点仍是站在现实基础之上,只是因为他的大时空观着眼点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上,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前途上,正如陈晋所说,毛泽东“对时空的沉思深邃高远”,“展示出一面在天地古今间执意求索的广阔胸怀”,应当说这种“求索”精神与屈原又是一致的。毛泽东的大时空观是引领一代代人往前的爱国主义体现。这一点又是高于屈原的向先王看齐的理想政治。
其次,是这首《雪》词集中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奉行的以奋斗为主导的人生哲学。毛泽东早年有一段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奋斗成为毛泽东一生奉行不渝的人生观,并以此为基点接受和创立他的阶级斗争政治哲学、军事斗争哲学以及艺术哲学。在民族战争即将全面展开年代,奋斗的最高表现形式当然是全民族抵抗。与日本谋求和平则成了汉奸头子汪精卫,消极抗日则是看美国脸色行事的蒋介石。在《论策略》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对待日本侵略他早有思想准备,1916年在写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就说过,“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二十年后他发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应该是代表全民族发出的最强音。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则是这种情感的诗意表达。这不是写一座山,而是群山万岭,正是中华民族这个群体生命力的顽强表现。而“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更让人想起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战斗姿态。敢于战斗无疑是这首词的主旋律。词上片所写景物都是具有体积大的特点,呈现出雄浑磅礴的力度,而下片对二千年历史进行纵向批判,这显示出奔放超越的气势。毛泽东奉行奋斗的人生哲学,在战争的岁月里发展成敢于向强手挑战的个性,这种个性在民族敌人面前得到充分展现,于是就有《雪》这篇代表作产生。
再次,是这首词将以太阳为统领作用的意象群发展到尽善尽美的水平。人在天地间,关系最密切的天体莫过于太阳和月亮。然而在诗词领域,月亮的重要性又显然大于太阳。除屈原的楚辞里日神的作用是大于月神的作用外,而在唐以后诗词里,月亮成了诗人创造诗意不可离开的物象。大诗人李白与明月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闻一多称为“孤篇压全唐”之作,在多种意象中,月亮无疑起到了统领作用。词中婉约派以写男女之情为主,更是离不开月亮构建意境。毛泽东的三首写给杨开慧的词也是如此。辛弃疾倒是爱写“斜阳”,因为用来比喻即将衰亡的南宋,很难说引发出多少美好的诗意。
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军事家诗人,又以创建新中国、新世界为奋斗目标,所以太阳特别是早晨的太阳成为引发他诗情的物象。毛泽东在政治上曾用早晨的太阳比喻革命高潮到来、共和国建立,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他为数不多的诗词中,太阳主要是是朝阳或直接或间接出现,这是值得注意研究的。
太阳在《雪》词中出现,其意义应该是多层次的。最基本的意义是由于雪后太阳出现使山水冰雪美进入了更高境界;“晴日”中江山呈“分外妖娆”女性美与下片“风流人物”男性美互相映衬,运用传统的英雄美人审美体式表达出对祖国深情;而“晴日”下的山河寄寓着诗人创建中国未来的政治理念。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晴日”在《雪》词众意象中起统领作用;在他的诗词中,太阳对于诗境的构建所起到的作用也是重要的,这需以后另作专文论述。
最后要强调的是,这首词在写法上是借鉴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东坡这首词是他开创豪放派的标志。而毛泽东的《雪》词又是超越了《赤壁》词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登上了豪放词的巅峰,所以臧克家说,“他好像文艺天空里光芒四射的太阳”。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这首仅百余字的《雪》词竟蕴含着如此深刻的思想与独创的艺术性,集中体现了有限之中追求无限的中国艺术精神。“五四”以来传统诗词无人可比。
把《离骚》与《雪》放在一起比较阅读,可以看出二位都是在各自时代表现爱国主义主题。不同的是前者是奠基者影响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屈原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传承。但毛泽东是在中国面向世界时继承前人而又发扬了它,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今天我们正面临世界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崛起将恢复汉唐时的世界地位,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崛起的过程中,《雪》词所体现的精神将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
《离骚》是伟大的不朽之作,屈原以后,楚辞体虽代不乏人,但无一人可超越屈原,《离骚》一出就成了后人难以超越的巅峰。我们认可毛泽东诗词是传统诗词“最后一座高峰”(朱向前说)的提法,作为巅峰之作的《雪》词也是不可超越的。
历史将不断证明,同《离骚》一样,《雪》词也是伟大不朽的诗篇。
(传承红色基因《沁园春·雪》研讨会(2019.6中国·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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