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体现在毛泽东这里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表现为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后期表现为坚持走社会主义强国之路。毛泽东的诗词集中体现了这种民族精神。根据别林斯基的论述，毛泽东属于那种强烈表现民族精神的世界性诗人。
毛泽东的中华民族精神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朝野上下形成一股更加强烈的爱国主义潮流，少年毛泽东就在这股潮流中成长起来。毛泽东小学时的同学、毛泽东传记作家萧三在其著作中就说毛泽东“年十四五而志于救国”，并记下了毛泽东看过《世界英雄豪杰传》后所发的一些议论。毛被书中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经历所感染，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当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应该说，让祖国独立与富强是毛泽东从小就立下的奋斗目标。
1935年12月27日他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针对蒋介石不抗日而反共的反动政策指出：“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应是毛泽东对他所奉行的爱国主义品质的科学概述，也是对20世纪中国人民所表现的民族精神的经典概括。首句应指发扬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者与走狗的敢于战斗的精神，主要指运用战争的手段；次句是指依靠自力更生恢复国家主权，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独立国家；末句是指中国独立后变贫弱为富强方能自立于世界。
这段话也可概括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历程，首句是指他领导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的方式打败了中外反动派，次句是指他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末句是指建国后坚持社会主义，探索强国之路。
以建国为界，毛泽东的奋斗历程可分前后期，终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美国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施拉姆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革命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
中华民族精神在毛泽东诗词中的显示
中华民族精神贯穿在毛泽东的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活动中，渗透在他的著述中，也集中显示于他的诗词创作中。
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集中精力运用人民革命战争的方式打败中外敌人，先建立农村根据地，逐步扩大以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期他的诗词高扬了中华民族战斗精神，在下面三个系列中有不同表现。
一、青春系列
体现了“五四”精神，开始了民族精神由传统、近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沁园春・长沙》一词中。
透过这首词的上片不难感受到儒家传统思想所强调的刚健有为精神，而“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明显运用了《天演论》的词汇，传达出的正是进化论色彩的近代精神。宇宙万物都在变动，生存发展靠的是奋斗。而“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词句则引出毛泽东的“行动世界观”。
下片是对“谁主沉浮”的回答。字面答案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民学会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这实在与1925年的革命形势难以合拍。的本意到底何在？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我曾作过一番考证，应当写于1925年1月，时值毛泽东携杨开慧与二子从上海来长沙岳母家过春节小住。毛泽东是在中共“四大”召开前夕离开上海的，不久，“四大”召开，毛从“三大”仅次于陈独秀的位置上落到中央委员会之外，他心中的惆怅可想而知。“谁主沉浮”实际上是对陈独秀家长制打击的不满，是欲自行开辟革命道路的内心呐喊。
这首词对新民学会时期行动的回忆，实际上又是对五四时期批判精神、狂飙突进精神和浪漫精神的高扬，这标志着毛泽东的诗词已从早年诗词（如《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较浓的传统思想中摆脱出来，确实走向现代了。“同学少年”敢于“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正是毛泽东一生所奉行的，不同的是以前限制在“批判的武器”层面，而以后则进入“武器的批判”层面了。而最后对“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强调，正是在这种体力、意志的展现中，展示出毛泽东独有的人生哲学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这种精神在下一系列中得到了发展。
二、井冈山系列
围绕着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突出显示了毛泽东“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10年内战时期，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工农做主的人民民主政权，这是在战争状态下的“一国两制”，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卖国求荣、压迫剥削人民的两种建国方略的较量。毛泽东在战争状态下写作，有时亲临战场指挥，诗词竟在马背上哼出，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内外敌人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在三类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
第一类是直接写战争的。凡战斗不外乎防御与进攻两种。防御战以《西江月・井冈山》为代表，“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把大敌当前我方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全写出来了。进攻战以《渔家傲・三次战争》最为精彩，这首词流传不广，抄录如下：
并进长追夸伟略，腥风久欲昏河岳。三十万人齐逞虐，情更恶，三门主义烧杀掠！ 英勇红军凭肉搏，红旗翻处白旗没。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今日渠魁应活捉！
“三次战争”是当时中央苏区对第三次反“围剿”的称谓。对这首词的考证我曾写过两篇短文，认定下片是写第三次反“围剿”中的黄陂之战，时间是1931年8月11日下午1时左右。敌方来势汹汹，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我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主动攻击敌一部，战斗在暴风雨中进行，我军敢于刺刀见红，敌方竟临风溃逃。诚如《左传》上曹刿所说“夫战，勇气也。”黑格尔说过：“用战争情况做史诗情节”，“其中起作用的是英勇”。毛泽东的一些直接写战争的作品，均具史诗品格，这首词在写战士英勇气概上确实突出。
第二类是写行军的。这类作品大都表现了对前途的乐观，是战斗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如梦令・元旦》与《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均写1930年初红军由闽入赣时行军，以“风展红旗如画”写出轻松，以“风卷红旗过大关”写出豪迈，对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景表现出乐观情绪。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的是“立三路线”下的行军，容易引起误读，这里多说几句。当时中央命令朱、毛领导的红一军团攻打南昌，毛让人只在城外放了几声冷枪作佯攻之势后，便向长沙行军。彭德怀带第三军团攻下长沙并建立政权，但只占领了15天便撤出。一军团与三军团会合后，彭德怀等人坚持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不同意，但又说服不了，终因敌人过于强大而以未果作罢。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时提到第一次攻打长沙时说：“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错误的。”的确，彭德怀第一次占长沙是适应了立三路线。毛泽东认为大城市可攻而不能占，应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心，如果坚持住这个中心的话，攻打大城市对于推进全国革命运动并非无益。《从汀州向长沙》是贯彻了这一原则的。先看中间四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毛在行军中偏偏提到没有参与这次行动的黄公略。黄是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军长，开辟了湘赣根据地；“偏师借重”是指以湘赣根据地为依托，是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为目的的形象说法；“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是那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对革命高潮的一贯看法，早在1928年10月毛泽东就设想“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并设想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意义的”。林彪不相信革命高潮会到来，毛泽东还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林的悲观情绪，而《从汀州向长沙》首二句与末两句对革命高潮期盼所作浪漫主义的畅想，仍是给林彪那封信最后几句对革命前途乐观情绪的诗意渲染。
战争与行军都是群体行动，以此为内容的诗词均以客观再现场景为主，与具体事件密切相连，有较强的叙事性，在艺术上都是以气势取胜，以气势显示英雄气概。
第三类是言志抒情之作。此类诗词都在毛泽东不被同志理解或被错误路线排挤的情况下写出，以抒发个人自我感受为主。如《采桑子・重阳》写“黄花”在霜天开放，给传统题材赋予战斗内涵；《菩萨蛮・大柏地》借自然美景“装点”“关山”，表达对自己革命理想的坚持；《清平乐・会昌》借登山向东向南眺望，曲折地写出自己的战略主张。这类诗词在艺术上大都以意境取胜，是诗人表现战斗精神的另一种形态。
三、长征系列
集中体现了“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将民族精神发挥到极致。决心表现为心境，心境外化为诗词艺术境界，如此“决心”也造就了诗人毛泽东一生创作的辉煌。此系列发展了前系列言志抒怀类诗词侧重精神的表现，如《七律・长征》本是概括写长征的，但却只字不涉及战斗，而是只写对自然困难的克服。肉搏的战斗不见了，人的战斗精神却突出了。把此一系列行军类与前一系列同类作品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前一系列行军的目的可见，此一系列则隐而难见，只觉精神境界随着长征而不断提升。可以说前者从经验中写出，侧重形下；后者则超越经验而追求形上。
下边选择属于诗人毛泽东个体言志咏怀一类的诗词作一阐述。
《忆秦娥・娄山关》从侧重形下向形上追求转变极为明显。词的上片写行军，有声有色，非常具体；下片突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极具人生哲理，可引发读者作多层思考，这些思考再借“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写景妙句，那种克服万难并带有一点悲壮的必胜的决心便凸显出来了。
《十六字令三首》组词可看出诗人毛泽东精神境界的提升过程。这组词毛泽东在世时编排在《娄山关》后，因为写作时间定为1934至1935年，后来的编者尊重编年惯例而置于《娄山关》前，各有各的道理。我尊重本人的意见，三首词都反映了“豁然开朗”的情绪，而这种情感的逻辑起点应在遵义会议前，即1934年11月下旬湘江之战惨败后，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等人开始酝酿清算博古、李德的军事冒险主义错误，长期受压的毛泽东心情变得轻松，这就有了“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夸张，实际上过高山是必须慢走的，这是常识。湘江之战后紧接着翻越老山界，这是红军离开江西后越过的第一道高山，从一些人写的回忆录来看，登上老山界都有一种伸手能摸到星星的感受，毛泽东采用民谣中“离天三尺三”也正是写的这种感受。这样看来，第一首应是1934年12月上旬过老山界时哼出的。在这首词中诗人毛泽东的形象以前所未有的高大姿态出现了。
第二首当然写在《娄山关》后，我甚至认为这一首是《娄山关》最后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进一步发挥。前者突出色彩以显示前途艰巨而悲壮；后者全从形势写出，“万马战犹酣”的比喻显示了一个军事家复出的豪迈。
豪迈情怀在第三首得到更充分发挥，他先把山看作“刺破青天”的长剑，又把山视作顶天柱，这就把敢于承担民族重任的爱国者情怀写出来了，这就是当时最需要的民族自信力。
在三首小令中，的情感由轻松而豪迈，再由豪迈而自信，的确是一个精神境界的提升过程。这个过程又在《念奴娇・昆仑》中继续下去。从文本看这首词完全脱离了行军，纯粹是精神世界的展示。词以昆仑代表旧中国，上片批评其“千秋功罪”以表现改造旧中国的决心，下片借裁昆仑三截赠列强，以表现反对帝国主义的抱负，最后则引出对“太平世界”的畅想。这里的“太平世界”建立在反帝之上，应该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批判的基础之上的超越情怀，这种情怀也鼓励所有长征者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不懈努力。
《昆仑》运用浪漫主义的想象手法可谓达到顶点，物极则反，《清平乐・六盘山》则又回到现实中来。现实面临两个敌人：外敌日本与内敌蒋介石卖国政府正在互相勾结，“不到长城非好汉”与“何时缚住苍龙”两句写出对未来战斗的渴望。写法与上一系列大不相同，“长城”本是抵御外患的国防建筑物，古代诗人常借以表现爱国情怀；“苍龙”，代指蒋介石。将两个敌人借两个意象作比喻的含蓄处理，突出的是站在“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中的诗人个体形象，这样，诗人毛泽东的英勇气概就不主要是靠气势来表现，而是尽在高远意境之中。
战胜日蒋的目的是诗人毛泽东心目中早已明确的理想，建立统一、独立的新中国，这一理想在《沁园春・雪》中得到完美显现。词虽以“雪”命名，但并不是咏物词，实际是咏理想中的新中国。对于这首词的主旨有不同理解：蒋介石看过后先是吃惊后又贬之为帝王思想；毛泽东在作自注时似乎有意针对蒋：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则说：“这是一首地道的民族主义的颂歌。”旁观者似乎更清。请看词的上片以冰雪装点祖国的山河之美，何等壮丽；下片历评对中国统一有贡献的帝王后，点出今朝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人又是何等的雄姿英发啊！所有这些，只有对祖国有真挚之爱的人才能写出。
自《娄山关》至《雪》，将“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层层写出，而《雪》则成为表现这一主题的绝唱。这首词与岳飞的《满江红》一样，因有实绩载入史册，因而取得了永恒的价值。
再说后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考虑的是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绩，功不可没，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还由于国际条件的制约，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在曲折中探索前进。建国后，毛泽东的诗词均与此历史背景有关，评价这些诗词既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又不能与历史本身完全等同起来。因为诗词创作追求意境，而意境高低又决定于诗人的襟怀与抱负，毛泽东在创作这些诗词时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向往的是共产主义远景，因此写出了许多好诗词。范文澜曾说：“大抵诗人（一切文人）必须先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有了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了解建国后毛泽东晚年诗词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就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条线。现在将后期诗词分四个系列作具体分析。
一、建国初期系列
反映了开国领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带来的新气象面前所产生的自豪感。标志着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这种变化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已露端倪，“人间正道是沧桑”道出了这种变化的天然合理性，“今胜昔”成为这一系列诗词所共有的主题。两首《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分别写出新政权解决了民族团结问题、当权者与知识者的矛盾问题；《浪淘沙・北戴河》则是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取得成功所产生的自信。这三首词都是运用新旧对比的手法，肯定新中国的新气象。
这个系列所昭示的爱国主义是爱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标准。
二、“三面红旗”系列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套不同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尽管他也主持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但是能激起他诗情的以这“三面红旗”为最，实在值得反复玩味。《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1958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解释总路线时说：“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很多人。”可见这首词借大桥建设强调一个速度问题，反映了他酝酿提出总路线时的急于求变、急于求发展的心态。写于1958年大跃进中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把血吸虫当作造成旧中国贫穷落后的祸首代表，而“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向大自然开战的举动，正是改变贫穷面貌的大跃进行为。1959年庐山会议前所写《到韶山》，把32年前的农民运动与当时人民公社社员劳动联系起来，称赞后者同样为英雄。《登庐山》的诗句，是对大好形势乐观估计的心态流露，末句提到陶渊明的桃花源，确实看出他迷恋空想社会主义。
应当看到毛泽东肯定“三面红旗”是出于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忧国家一穷二白，人民还未摆脱贫困，这种情怀在《送瘟神》中最为突出，这两首诗借鉴《离骚》，抒发了与屈原类似的心境。第一首写见到人民遭受血吸虫之苦，只好“坐地”“巡天”向劳动人民出身的牛郎倾诉，结果也无良策，这与《离骚》中灵均上天国求见天帝的构思一致；第二首写人间“六亿人民尽舜尧”正在作改天换地的事业，给诗人以极大鼓舞，瘟神被送走指日可待。在《离骚》里灵均也曾“就重华而陈辞”，可重华（即舜）也没给他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毛泽东把人民当舜尧，这是他高于屈原之处。
还应当看到“三面红旗”是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建国方略，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幼年时期，大跃进年代千千万万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兴修的水利工程至今还在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当年的付出是可歌可泣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三面红旗”被否定了，但后人对新中国幼年时代的一些做法也不应嘲讽，而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三、“打鬼”系列
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毛泽东重振革命战争年代“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与国际霸权主义的博弈中，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树立的是自立自强形象。这一系列与井冈山系列有相通之处，都是强调战斗；因为是不见硝烟的战斗，突出的是精神世界的显示。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毛泽东写了一批《读报》诗，用漫画之笔勾勒出赫鲁晓夫的鬼蜮嘴脸。画鬼的目的在于“打鬼”，那么怎样“打鬼”呢？
“打鬼”当然靠“打鬼”英雄，中国的劳动人民和解放军战士都是不怕鬼的孙大圣。诗人毛泽东“今日欢呼孙大圣”（《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把全世界人民都动员起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诗人毛泽东还以“三面红旗”对抗赫鲁晓夫，只不过难以直接表现，只能靠意象选择、意境创造，有些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如《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一句，一般解释者都认为是上句中的“劲松”“从容”，可毛泽东却多次强调：“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郭沫若的解读难以符合诗人本意，他曾当面请教“乱云”所指为何？毛泽东回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七律・答友人》中的“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两句，郭沫若解释为是写湖南的大跃进，这样解释是符合本意的，这是运用营造意境的方式来肯定“三面红旗”。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岁月里，他仍坚持“三面红旗”，而且临终也没宣布放弃。
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诗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人格在《卜算子・咏梅》中得到完美体现。本来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梅具有不畏严寒的人格意义，在《咏梅》上片中“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下片则超越传统，写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就提升到更高层次了。这首词应是诗人后期写得最好的，原因在于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又增添了新质，即开辟了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境界。
写于1962年生日的《七律・冬云》虽是一首自寿诗，但却更加集中表现了他的人格追求。以“冬云”命题颇有深意，一般解释者认为“冬云”是否定性意象，这不符合自寿诗写法。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是没有全面把握诗人后期采“云”入诗大都赋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如在《七绝・刘蕡》中有“千载长天起大云”，以“大云”写俊伟人物刘；前边曾提到的“乱云”用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之“云”，显然又指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后一系列《七律・洪都》中的“彩云长在有新天”喻指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说“冬云”在这里应是自喻，比喻自己受压而又不怕压的敢于应战的心态。诗开头两联写形势极其险恶，也并非没有好转趋势；“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两句，写他领导的中国人民过去不怕美帝，现在岂有怕苏联霸权主义的道理；“梅花欢喜漫天雪”总括《咏梅》大意，“冻死苍蝇未足奇”又指向半月后写的《满江红》。总之，这首七律写他与他领导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是在呼唤战斗。
“打鬼”的目的是明确的，“金猴奋起千钧棒”才能“玉宇澄清万里埃”，而《七律・答友人》中的“芙蓉国里尽朝晖”则是写出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四、晚年系列
这一系列诗词写在酝酿与发动和进行“文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文革”的演变过程，还应当看到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把国家引向光明的前途，而诗词正是体现了这一初衷，有的意境也相当不错，还是要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把国际上出现的赫鲁晓夫现象同国内联系起来，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已可看出，“昆鸡常笑老鹰非”用俄国典故喻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斥鷃每闻欺大鸟”则用中国古典喻刘少奇不赞成自己的一些反修防修做法。紧接着1964年春写的《贺新郎・读史》，上片阐述阶级斗争史观，下片又强调奴隶创造历史而非奴隶主创造历史，推陈胜等造反者为“风流人物”，与《雪》中标准有所不同。
1965年1月中旬《二十三条》定稿，在制定这个文件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了严重分歧，于是毛泽东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这一年他创作了四篇诗词，出现了一个高潮。情感趋向是发扬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革命。5月重上井冈山，当夜写《念奴娇・井冈山》，回顾前半生即他本人后来所说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中的第一件；7月在京又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显示出了要干第二件事的决心；与前一首词同一时段又写了《念奴娇・鸟儿问答》，大喝一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蓬间雀”是无处可逃的；年末又去了南昌，写了《七律・洪都》,诗人毛泽东感叹自己年老，为使“彩云长在有新天”，寄希望于“江草江花处处鲜”，比兴之义可想而知。
这四篇作品以《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为最好，其凌云之志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他一生坚持的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要有敢于斗争精神，至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是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中的刚健自强思想作了一次发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名言警句。
1966年6月所写《七律・有所思》，分明是在肯定聂元梓贴的大字报，“凭栏静听潇潇雨”之造句显然是化用岳飞《满江红》的，但却是一副忧国忧民心态。
1973年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是能见到的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诗，批孔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见仁见智，但其中有反对分裂的“大一统”思想，却正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核心；而在肯定秦始皇确立封建社会制度时，也折射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的重视。
毛泽东——一位世界性的伟大诗人
毛泽东主要生活在公元20世纪，早在他出生前的半世纪，西方列强已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毛泽东运用人民战争的方式取得国家独立，他把中华民族重新推到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位置上，当他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再往前行进时，由于主客观条件制约他受到了挫折。毛用他的诗词塑造了一生奋斗、愈挫愈勇的形象，这种形象至今仍在鼓舞着后人。
毛泽东初露头角是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的兴起已受到很多中国文人的崇拜，此局面至今未能完全扭转。五四前后出现了一批批学美、法、英、日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尽管像是译诗却可以风行，也容易被一些现代文学史家所认可。由于毛泽东的诗词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竟然难进入现当代文学史，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史的地位确定还是需要等待历史评判的。再者，我们离他还是太近，站在泰山脚下看泰山觉得它并没有高出周围山峰多少，甚至觉得没什么差别，只有你走出百里之外才觉得它确实高大。同样，认识毛泽东的诗人地位也是如此。法国人说他是“东方诗神”，日本学者武田泰淳说他读毛的诗词总有“地球上出了巨人”的感慨。而我们的一些现代文学史学者却没有这种感觉。
将如何认识毛泽东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呢？首先应当看到他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其多才多艺与学识渊博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文化巨人相比，他才配得上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昆仑称号。
作为诗人，他具有一般诗人所不具备的素质。
他是政治家诗人。他影响中国历史发展半个世纪，其诗词与这中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相联系，因而具有了史诗的品格。政治家在于善开新局面，毛诗词数量不多，但境界多变化，其原因盖出于此。
他是军事家诗人。他骑在马背上边指挥战争边哼诗，长征躺在担架上推敲诗句，是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难有的创作经历。就此而论，他是独一无二的诗人。
他是哲学家诗人。李泽厚说：“毛的哲学思想充满了个性，而这个性以充分的形式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中。”他的诗词是那样耐人反复研读，诗篇不多，名句却不少，秘密就在这里。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华民族的崛起密切相连，他的诗词是一个民族的声音。别林斯基论文学说：“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花朵。”他认为：“如果诗人生长在有世界代表意义的民族中，他的诗歌艺术则能达到应有的高度，那么这样一些伟大的诗人，他们既属于自己的祖国，也属于全人类，因而也有了‘世界性’的称号。”[1]
持这种观点审视五四以来中国诗坛，我以为只有毛泽东才配得上世界性伟大诗人的称号。
《党史文汇》2011年4期
注：
[1] 《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第73页、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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