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4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浪潮中的“青年左转”是一种普遍现象。战争中许多青年“从小镇走向大城”，向外探寻生路。他们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的“生活”中贯通现实，朴素的英雄主义革命品格转化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观念。李瑛、王连平等人先是“到北平去”投奔“革命”，后又在民主政治运动中左转。从“文学青年”到“政治青年”，他们的转向经历了许多矛盾和挣扎，这影响了他们从事“革命”的方式，同时也使其作品呈现出“二重性”。李瑛等人与师长沈从文的道路分歧，不仅暗示出“京派”主张以文学“打开一条生路”的限度，同时也呈现出新文学传统和延安文艺传统交织下中国当代文化政治转型的线索。
关键词：文学青年；李瑛；左转；路
引言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民主运动浪潮中，“青年左转”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参加民主革命运动是青年确证生命价值和社会责任感的进步行动。如果说在时代大潮的席卷下，“政治青年”左转有其必然性，那么，“文学青年”的左转则经历了更多的矛盾与挣扎。特别是北大复员后，团结在京派1周围的文学青年，他们在师长指导下走上文学道路，但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却纷纷疏离师长，出现不同程度的左转，如李瑛、王连平。
这两代人的道路分歧并非简单的代际问题，而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意涵。它一方面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京派“打开一条生路”主张的限度；另一方面暗示出左翼青年主导下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走向。在战争框架下，文学青年的左转与“现代中国”意识产生、“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青年”和“中年”、“文学”和“政治”等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密切相关，文学青年的左转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
笔者在翻阅20世纪40年代后期平津地区报纸的过程中发现大量李瑛的诗歌和散文，这些文字虽显青涩，却不乏敏锐的洞见和思辨，是青年李瑛试笔阶段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李瑛的心路历程。若将李瑛作为文学青年个案，与王连平等人并列讨论，那么20世纪40年代文学青年左转的复杂性将得到充分呈现。2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李瑛、王连平等人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来成长为新中国的军旅作家。李瑛作为战地记者在随军迁移中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政治抒情诗。在谈到文学经历时，李瑛有意淡化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活动，但对于李瑛和京派文学青年而言，这段经历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李瑛文学道路的起点，同时也包含着转折时代的历史复杂性，以及40年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因此，追索青年李瑛有着双重意义：一是讨论转折时代中文学青年左转的历程，二是还原新中国第一代军旅诗人李瑛的文学前史。本文依托新发现的资料3，以李瑛为中心，兼及王连平等人，讨论大时代中文学青年的政治转向。从“北行”投奔“革命”到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文学青年眼中“革命”的内涵发生何种转变？是什么促使他们走向民主政治运动？这对他们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现代政治主体／民族国家的诞生，也隐含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线索。
01
“北行”与“革命”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作“流亡者文学”，正如钱理群所言：“40年代战争中的中国文学的‘中心意象’无疑是这气象博大而又意蕴丰富的‘旷野’，而‘旷野’中的‘流亡者’则是当然的‘中心人物’”4。1948年2月，李瑛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名《北行》的散文。该文是李瑛早年生活的追忆，讲述了其青年时期投奔北平的经历。据李瑛描述，他从家乡辗转投奔NA城，途中因列车故障在河北丰润小城羁留，在会馆中结识了一批同样滞留于此的青年，大家于是一同策划革命蓝图。5这篇具有自述性质的散文追述了李瑛人生道路的起点，因而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流亡的旅途使李瑛和同样来自沦陷区的青年们产生了相同的情感结构，他们在从小镇通向大城的旅途中目睹民众的苦难，建立自我意识，接通民族共同感，把茫然失措的迁徙转化为有方向的追寻。换言之，“国家意识”与“自我意识”在流亡途中得到双重启蒙。“北行”不仅意味着人生另一阶段的起始，同时意味着自我革新，是追求人生理想的进步行动。
乐黛云在回忆大学生活时也讲到，当年投考大学时被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同时录取，得知结果的她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围城，兵荒马乱，一个17岁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我必须待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的大学。”6经过不断恳求、抗争，甚至以死相逼，乐黛云终于得到父亲同意，但也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后来，在母亲暗中帮助下才踏上了北上的旅程。谈及北行的因由，乐黛云说：
我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革命为何物，我只是痛恨那些官府衙门……加之，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了他的一帮同学，他们对我们一群中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听他们讲闻一多如何痛斥国民党，如何被暗杀，哀悼的场面是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只觉得自己过去原来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傻瓜！……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7
乐黛云与李瑛的道路可互为参照。乐黛云提供了一个文学青年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暗示出一个问题：青年起初并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只是单纯地赋予其反抗旧制度的正义内涵，秘密的冒险行动中充满浪漫色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暗含了挣脱家庭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成长的诉求。简言之，此时的“革命”仍是一种“五四”式的“出走”。
抗战后期，大批沦陷区青年逃离家乡，向外谋生。他们的路向大致有三种：大后方、延安、北平。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他们大多出身于1926年前后的中国乡村，从沦陷的家乡前往城市寻求出路，而后在流浪中目睹中国的山水和战争的烽火，产生强烈的家国意识。青年的流向往往与其个性气质相关：热衷政治的青年多去延安，有一定文化理想的青年选择“北上”。在文化古城北平，青年可以在满足个人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理想。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平有深厚的学生运动传统。1945年后，北平的民主革命氛围更趋浓烈，北大、清华复校，大批民主青年从昆明归来，使北平重新成为青年眼中的革命圣地。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北平所在的晋察冀地区制定相应的文化宣传政策，密令在城市中安设小规模的收报机收听延安和各根据地，以及莫斯科的广播，向城市输送《晋察冀画报》，或寄转稿件，编辑出版小报、宣传品，隐蔽地发行到城市广大知识界与群众中。8中共地下党秉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采取多头、单线的联系方式，建立了学联、学委、学生自治会等各级学生自治组织。加之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势力相互掣肘，反而留有一定的政治空间。9当时北大有“小解放区”之称，学生们敢公然在校园中唱解放区歌曲，阅读毛泽东、艾思奇、华岗的著作和赵树理的小说，组织读书会、文艺社、鲁迅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等社团，“到北平去”成为当时青年向往的一种新生活。
1945年，时年20岁的王连平怀着“文学梦”到北平求学，他“立志将来从事创作”“梦想将来当个作家”10，从《钟声》习作开始，仅半年内就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了《江上》《江的歌唱》《前夕》《伙伴》几篇作品，成为沈从文阵营中大有前途的文学青年之一。后来在参观张家口解放区后，王连平被华北联大师生的“新生活”吸引，转向民主政治运动。
从李瑛、乐黛云、王连平的经历可以看出，“北行”与文学、革命关系密切，文学青年在北平受到“文学”和“革命”的双重启蒙。在李瑛20世纪40年代的诗文中，频繁出现诸如路、桥、小镇这类联结性的意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内战中“路”将“被迫的、茫然失措的流亡，转化为了有目标、有方向的主动追寻”，“这种有目标、有方向的行动，扭转了抗战初期政治和文化中心向西迁移和撤退的趋向”，成功将个人和国家联系为紧密的整体，使民众在艰辛的跋涉中获得与国家共命运的受难感。11简言之，“路”使“旷野”中无目的的奔突具有了方向，并在现实与历史的贯通中产生“国家共同感”。
比如，李瑛的诗歌《桥》（1946）中，“从不同方向汇集而来的；／无数的道路，／重叠在桥的古老的背上，／站在远方，/便可以看见它，／看见那半圆的桥洞，／和那平铺在桥面上的／铁轮车的深辙。／而且还可以听见；／从水面的歌唱里，/从天空，/从它自己的呼吸。”12诗中“桥”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承受着民族与国家的苦难。它像地母一般宽厚，任由行人和车马在脊背上压出深深的痕迹，并在导向明天的旅途中触发新生的信心。在散文《路》中，李瑛则着重勾画了在资本主义经济掠夺中扮演帮凶的“路”。“这一条伸向小镇的石径，遂作了洋货的支血管延展到每个人家……可悲哀呵！喜悦的是资本家，失业的是祖国愚鲁的平民”13。资本主义经济以路为血管，从城市延伸至乡村，在攫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将贫穷、疾病、毒素播撒到乡村。此时，“路”与“码头”“港口”类似，充当殖民侵略的符号，隐含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除此之外，李瑛的《北行》《山水》《在小镇上》《某小镇纪事》《菜市》《一个小都市的西南角》《桥》《让我领你走上这条路》中，有着大量的行旅意象，诗人站在小镇街头观察往来的人群，包括从小镇走来的军旅、异域人、壮丁。14从丰润小镇走向大城北平的过程中，李瑛对底层百姓和人民产生同情，在“国家共同感”的连接下完成初步启蒙。15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对“内面自我”的产生有分析，他认为宗教和文学上的主观（主体）之确立，在某种意义上与“现代国家”的确立相对应。在“现代国家”确立的同时“主体”或“内面”也确立起来，并开始了相互渗透。16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意识与“自我意识”相伴发生。作为“自我意识”的“内面”尤以风景的发现为标志，正是对自然山川有意识的观察产生了风景。从起源上讲，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有共生关系。这提供了两点启发：其一，战争年代“个体意识”与“民族主义”同构；其二，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战争、流浪、风景与文学意识的生产密切相关，正是战争框架下的流亡经历促生“40年代文学”中独特的时空叙事、流浪主题、边地书写。在战争中，青年“从小镇走向大城”，目睹中国的山川和百姓的苦难，从而生发现代自我与民族国家意识，“北行”与“革命”和“文学”就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
02
抒情诗人的浪漫革命
1945年9月，李瑛进入北大读书，除协助同学艾治平办《纪事报·文学》外，他还写了一些反映民族苦难的诗歌。1946年8月，李瑛在京派小将南星主编的杂志《文艺时代》上发表《两种“危机”》。这篇短论严厉批评了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倾向，极力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文章旗帜鲜明地倡导京派文学立场，可以看作李瑛向京派的“示意”；在北大复员之际，这也是对京派文人最好的欢迎。17由此可见，李瑛主动向京派文人靠近，希望在前辈的指导下走上文学道路。
在北大中文系，李瑛获得丰厚的文学滋养。北大复员后，系主任杨振声增设了许多西方文学课程，如冯至的德国文学、燕卜荪的现代诗、杨振声的现代文学和传记文学、常风的文学理论等。沈从文则开设“创作实习”课程，给学生命题作文，并把修改后的部分稿件推荐给自己主编的报纸副刊发表。李瑛、王连平都接受了系统的文学训练，走上专业创作的道路。如果顺利发展下去，李瑛大概会成为京派文学阵营中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而不是当代军旅诗人。
李瑛经常在诗歌中书写自然界的小生物或大学读书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和洞见。然而在1947年底，李瑛一改风格，写了《死和变》一诗。这首诗作为诗人政治转型的心曲，呈现出青年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暗示出20世纪40年代“文学”与“政治”间某种复杂微妙的色彩。
我们赞美树巅的柳蝉，
歌唱炎热的时代，歌唱光明，
我们赞美破茧的蚕蛹，
为了它们的生命，第二次诞生。
它们是十分心愿的，它是心愿的，
它们痛苦的一生叫我们感动，
如果你醒来，你会看见：
它反抗它的昨天像一场战争。
我们抚摸着自己的肉体在感觉里，
像是刚刚苏醒，刚刚成形，
我们拥抱着的是一片蓝天，
窗前的一树扁柏，门外的一棵冬青。
不断地分裂，不断地遗忘，
这是一切适应的顶峰：
对于自然的匆忙，这是秩序，
对于愚蠢的人类，这是觉醒。18
这首诗与冯至的《十四行集》极为相似，它巧妙化用了歌德的“蜕变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是抗战中个人心境的产物。他善于将小生命与大宇宙联通，在日常事物中发现其不平凡的一面，用缠绕的辩证否定解读生命的意义。不过，细读之下，李瑛的《死和变》和冯至的《十四行集》也有所不同，两者虽均以自然的更替喻人类的演变，但价值导向和情感基调有差异。冯至从日常生活解读生命的奥秘，重点在于参悟自然哲理，通过小昆虫短暂的一生暗示人类生命也是漫长宇宙中的一瞬，随时应接各种奇迹和际遇。而李瑛的《死和变》则将重点放在人类进化的秩序上。自然万物在生死中消长，人类社会则在蚕蛹般破茧成蝶的过程中觉醒、进步，“死”蕴含“变”，虽然痛苦，但却能体会到“新生”的快乐。简言之，冯至是从哲学意义上谈论“蜕变论”，李瑛则是在进化论意义上谈论“蜕变论”。191947年在课堂上讲授歌德的冯至也在酝酿着某种变化，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正处于新旧更替的时刻，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中他愿意做砖块砌入社会的墙壁，于是主动摒弃青年时代的个人主义，走向歌德的理想社会和“新人”构想。20李瑛很可能已经感觉到师长冯至的变化，但他的历史负担并不似冯至这般沉重，对他而言，转折意味着成长和新生。
《死和变》写于1947年底，是他向“左”转的关键时期。当时，李瑛正加入北大进步学生社团“文艺社”，从事校园新文艺活动。除了举办各种文学讲座、作品研讨会，每两周出版一期《文艺》壁报，还化名为学校进步学生社团的壁报写过一些短诗和杂感。1948年，李瑛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青年团”，自此“文学青年”转型为“左翼青年”，并在风云激荡的民主运动中成长为青年革命者。
很多年后，李瑛在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中，谈及自己的转变：
怀着激动的心情考入北大，最初是准备好好坐下来安心读书的，后来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这种想法逐渐便被打破了……反美暴行，反饥饿反内战，要读书要活命，反迫害要自由……使我逐渐认识到这样的大环境是难以安稳地放下一张书桌的，必须到斗争的激流中去。21
李瑛将道路转向归结为时代浪潮的席卷，这的确是促使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青年走向政治的重要原因。但这个超越历史时空的叙述却无法解答李瑛在转向中所经历的“阵痛”，以及日后诗歌作品中呈现的二重性。
通过散佚的文章22，可以发现青年李瑛的另一面向。如在《在可骄傲的日子里》中，李瑛描绘了一幅自画像：“穿着一双小牛皮的大拖鞋，把头低到一册书的纸页上，或者是听一下悲多芬的曲谱，读两首诗，有力量的诗，看一看梵高的画集，最后摇摆着身体跳着土风舞，要不就走到外面去，和垃圾堆上的孩子谈天……帮助收割的庄稼人在一起忙……和年老的失业的小职员谈生活上的琐事……和正在架了枪放哨的二等兵打听一下前线的情形，或者一点军事上的新消息”23。
在这幅自画像中，李瑛刻画了一个城市漫游者的形象。在西方理论中，现代文明的产物——浪荡者在游荡中观察往来的人群，与大量的底层人接触，因而会有“革命”的质素和英雄品格，这种革命质素以“颓废”为精神表征，与强调纪律的布尔什维克不同。换言之，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左派气质。李瑛初入大学校园时与北平市民的接触也显露出一种与大学生格格不入的气质，他对国家、社会、现实的关注令他更有底层关怀。20世纪40年代，从战争中走出的诗人往往表现出类似浪荡者的革命气质，比如王佐良评论穆旦是“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的“左派”。24这种“左”超越于现实政治，是个人主义式的革命品格，充满无奈却又不肯罢休的反抗精神。李瑛是文学青年、诗人，对世界的认知有美化和浪漫化的一面，同时也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因此，李瑛的转型需要克服“感伤”，从文学青年转变为文艺工。正如《死和变》中抚摸着新生躯壳的柳蝉，蜕变是自我的进化、觉醒。李瑛在《砂》中写道：“我们生活在可怕的平凡里/应该歌颂散碎的沙砾/因为它在勇敢的绝望中/改变得痛苦，死得美丽”25。这明晰地显示出李瑛对待“转变”的态度：虽然痛苦，但却崇高而美丽，这样的死亡值得称赞、歌颂。
在《前夕》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充满感伤的文学青年。王连平经历过艰难的流浪生活，他很珍惜宁静的读书时光，但内心“地之子”的责任时常召唤着他。经过一番挣扎，他决定“我轻轻地背诵尼采的诗句，对着我的行囊，做为旅伴的书，和窗外的蓝天”，去“重做农夫，种出些有用的果实”。26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等京派师长向文学青年传承京派严肃、自由、诚恳的文学态度，同时希望他们对战争现实保持关注，而不是麻木不仁。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使他们有共同的情感经历，居无定所，孤独寂寞，时代的苦闷投射在个体身上，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带着朴素的英雄主义品格和对革命的浪漫想象，在经过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后才有转化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观念的可能。也正是这种“诗人革命者”的质素，使文学青年的转型问题特别复杂，一方面，他们的道路蕴含着转变的可能；另一方面，这个转变可能较为艰难，而且带有某种不彻底性。
03
“生活，也需要打开一条生路”
从1946年底开始，在愈演愈烈的民主运动中，北大校园内外形成两极反应。一边是青年学生热情昂扬地参加民主运动，一边是师长们安之若素地继续上课，北大师长和青年之间隐约形成某种对峙。在北大学生自治会编的《院系介绍》中，北大中文系大三学生艾治平写道：
现在还有几位当年写作很多的教授，像俞平伯，废名，杨振声。沈从文等。可惜的是这当年弄新文学的健将，觉得以前太浅薄，把自己的“过去”否定了。现在说起俞平伯来，大家都恭维他的“清真词”和旧诗讲得好，废名也以为“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莫若“绍武孔孟”，谈谈陶渊明了，只剩下杨沈两教授还是记挂着新文学的，平津报纸的“星期文艺”的编者就有四个是他们，可见对于创作是相当注意的。杨教授也以为现代新文学该“维新”一下，“打开一条生路”了。他们的课程有“现代文学，传记文学”等，还让同学必修“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用意在矫正学中国文学而不懂西洋文学的偏向。——这应该是件重大而艰苦的工作。这样作也该是为同学所欢迎的。可惜的是这“维新”的措施，近于点缀，令人觉得谈国文系重要的还是弄老古董。倡导创作的沈教授，也似乎觉得一将创作和生活联起来，便不免流行浅薄。课堂上津津有味的讲着一篇文章的“设计”，一首小诗字句的安排等等。想到杨教授“打开一条生路”的话，会感到滑稽的。27
艾治平信誓旦旦地将青年和师长区隔，划出新旧阵线。他否定了京派师长的文化复兴计划，认为其已是明日黄花。当下要紧处是投入政治运动的洪流，打开“生活”的生路。这里的“生活”有两重含义：其一，文学应从生活中汲取经验，并服务于现实斗争；其二，北大学生应在集体生活中摆脱自由散漫的习气，参加民主斗争。他认为正是北大中文系的“古”气，导致北大学生脱不掉古板的夫子气，“就显出散漫和个人发展的趋向”。于是，他站在中年师长的对立面，认为“新文学需要打开一条出路，生活，也需要打开一条出路。”28艾治平非常精准地观察到北大学生“个人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并提出“生活，也要打开一条出路”。他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相当一部分进步青年的态度，他们迫切地想投身革命以改造国家。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若想与工农兵群众有血肉联系便要“深入生活”，与人民建立生活和情感的连接。《讲话》发表后迅速从解放区向外传播，并在青年学生中间流传。1946年始，中共地下党组织北平学生前往张家口解放区参观。是年5月，王连平乔装打扮，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前往张家口解放区。归来后，“文学青年”王连平消失，换之以“政治青年”宋柏。王连平回忆道：
我在北大文学院（当时改为临大二分班）上的是中国文学系，立志将来从事创作，梦想将来当个作家。听说我景仰的一些名作家聚集在张家口，很想见见他们。到张家口后第一个见到的是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以他和鲁迅打笔仗的印象似是锋芒毕露的，但接触后却是位平易近人的慈祥长者。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参观华北联大。我们看了何干之、吴晓邦等教授讲课，看了学习小组的讨论会，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学习形式。学了秧歌舞。
……我羡慕联大的教学和学习形式，羡慕联大活泼的风气。29
王连平的叙述提供了国统区青年初到解放区的新鲜感受。华北联大的教学方式新颖奇特，学习小组更是前所未见，学生们还会跳秧歌舞。王连平所提到的“新生活”是解放区开掘出的独特的工作、生活方式，青年在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氛围中调动情感状态，通过学习讨论获得集体感和身心愉悦，并对中国社会问题有了实际的了解。这种集体化的生活方式有效裨补了青年的虚无感和“五四”个人解放以来身心分离的状态，在人和人具体的关系中找到意义。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延安时期中共政策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正在于中共政治实践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有效互动，打造出更具活力的新的社会氛围。30全新的生活方式对从北平来的青年学生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的青年政策便以帮助建立、发展青年积极分子组织为青年工作的重点，除继续加强与有步骤地扩大原有的核心组织外，中共中央还在学校建立和巩固学生组织，重点发展学校学生。31
《讲话》的“生活”观念在北平左翼青年中流行，甚至是进步与否的标志。而此时的“生活”已成为携带特定政治观念的现实，需要去专门熟悉。当时北平文学青年大量向左转，北大、清华校园中壁报、合唱团、秧歌剧、朗诵诗等各种新文艺实践层出不穷，青年投身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文艺实践，获得生活实感和身心依托。
从根本上讲，文学、现实与生活三者间关系密切关涉各方文化力量的政治主张。李瑛在诗论《论绿原的道路》中着重指出“生活”作为诗歌经验的重要性：“如果把诗歌做为各人经验的揉圆解，毫无疑问的，诗的真实的经验是来自生活的经验，但这并不等于它，并不止于生活的经验，在二种经验之间，必有一个反刍消化的过程，而最后的表现，不是原有的经验的刻深，而是许多不同经验相互综合的产品，而是一张真实的合股的网络”32。在此之前，李瑛对冯至、穆旦、郑敏的诗歌颇为欣赏，在《读郑敏的诗》《读穆旦诗集》《读〈十四行集〉》中，李瑛从战后北平新文艺思潮的角度挖掘其价值，欣赏这批从西南联大归来的诗人，认为这些诗歌表现了“赤裸的童真与高贵的热情”，对人类生存哲性思考和对文化的深刻反思体现出浓厚的现代性气息。33从冯至、穆旦、郑敏的诗歌到绿原诗歌的趣味转向，表现出李瑛诗歌观念的转变，以及背后所隐含的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绿原所属七月派秉持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观念，“现实主义者底第一义的任务是参加战斗，用他的文艺活动，也用他的全部行动”34。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七月派已形成系统、明确的目标和观念。文学不仅要观照战争现实，更重要的是以文艺作品参加现实战斗。但李瑛认为主体在获取生活经验时要注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与《讲话》思想之间有一定的缝隙。
从《春的告诫》（1947年5月14日）开始，李瑛写了大量朗诵诗，比如《歌》《展开朗诵诗》《饥饿》《谣言》《PF135机车》《暴风雨之前》《窗》。诗歌结构整饬、节奏强烈，并且有叙事性和情节性。朗诵诗有节奏的韵律唤起大众的身体记忆与感官反应，有效地将“文艺”和“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在民众集体动员中重组社会政治空间。35与之相对应，李瑛在现实中投入火热的民主运动，组织社团、秘密印发传单，和同学一起游行示威，攀上天安门华表基座的石栏，贴上标语。36
1947年12月，李瑛写下《让我领你走上这条路》。在国共决战的最后时刻，左翼青年李瑛向青年朋友发出了倡议：
（朋友！你脱下笨重的长衫，
让我领你走上这条路……）
容许我轻轻的礼赞这条路，
容许我固执的说我的爱憎。
路！让我拥抱你吧，在朋友面前，
我要以独轮的木车，老旱船，驴子的铁蹄，
我要以野花的蔓，庄禾的叶片，草木的须根，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
夏天有早晨的露水，冬天有雪花。
…………
从小镇旅行到大城；
路是乡村的触角，都市的手臂……37
根据内容推测得知，诗歌中的“路”有双重含义：一是李瑛“从小镇走向大城”、携带个体生命经验的道路；二是左转后中共领导群众的革命道路。显然，诗人将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隐喻性地彰示为一种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在独轮车、老旱船、驴子的铁蹄、野花的蔓等人民意象中，这条“路”逐渐崇高化，成为通向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李瑛在文学青年/知识分子与人民/民众相通之处找到了“生活”与“理想”的连结。20世纪40年代文学青年的左转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流浪经历与“小镇-大城”的情感结构起了重要作用。
结语
关于青年问题，姜涛在《公寓里的塔》中借用伊藤虎丸的观点，提出“政治青年”和“文学青年”的说法。38两者的差异在于“政治青年”通过参与民族国家的政治事件形塑其人格，而“文学青年”则在政治之外发现自我。在“五四”时代，文学和政治尚且可以剥离，“文学青年”通过阅读、旁听、投稿、组织社团参加到新文学场域中，以文学为“志业”参加社会活动。而在国共内战时期，“文学青年”无法独立于政治而存在，国家、民族意识紧紧地将个人与国家耦合在一起。正如李瑛、王连平、乐黛云，他们在北平接受文学滋养的同时，也自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通过“文学”呈现其转折的心曲。
从李瑛、乐黛云、王连平的成长经历看，“革命”的内涵从“五四”式出走变为浪漫颓废的个人主义冒险行动，再变成与民主大众连接的政治行动。李瑛、乐黛云、王连平等文学青年与京派师长的疏离，实质上是从新文学传统向延安文艺传统归趋的过程，这暗示了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谁来掌握国家文化主导权。文学青年的矛盾与挣扎，以及他们走向民主革命的方式，表明了文学者“政治”的特殊性，以及“文学”在个体生命中的意义。“自我”和“国家”、“文学”和“政治”、新文学传统和延安文艺传统，这些现代文学的核心命题在他们的身上集中呈现。而有关文学“打开一条生路”，还是“生活打开一条生路”的争论则暗示出1949年后当代中国文化格局／文化秩序的问题。
李瑛的诗歌在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中有独特的价值、地位，“诗风细腻，但不纤弱……语言精巧，但不轻柔”39。他对战士的体察和同情与他当年从文学青年转型为左翼青年，参加民主政治运动的经历相关。他对青年战士充满真挚的关切和同情，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对革命、战斗的希冀和虔诚，因此获得了青年士兵的喜爱。在描写正面战场的战斗时又能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肩负使命和责任，因而立意高远。李瑛诗歌的独特风格与其北大求学经历密切相关，青年时代在北大求学时所接受的系统的新文学教育和西方文学滋养，使他的诗歌有现代诗歌的技巧和哲思。新中国成立后，李瑛随四野文工团南下，继续进行文学道路的调整，使诗歌与生活的结合更深入。在讨论李瑛的当代诗歌创作时应当将他早年的文学经历和左转历程纳入考量。作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青年左转的经典个案，青年李瑛除推进诗人成长史研究，还提供了思考大时代中青年走向，以及转折年代中“文学”和“政治”关系的思考路径，呈现了转折时代的历史细节和线索。李瑛生活之路的“打开”与转向，在今天仍然值得继续思考、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编号：18ZDA281）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23M743921）的阶段性成果］
1 本文讨论的“京派”指1945—1949年间在北平重新聚合的京派文人，也定义为“后期京派”。“后期京派”在文学理想和审美风格上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京派的严肃、自由、诚恳的文学态度，但在政治立场上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远离现实世界构筑理想的乌托邦，而是直面战争造成的苦难和动荡的现实，增强文学的现实关怀。同时，他们不再采取远离政治的立场，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民主建国”，试图以“文化重造”实现“国家重造”。
2 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李瑛当代军旅诗歌创作。孙玉石（《起点的意义——关于20世纪40年代李瑛诗学追求的一些资料和思考》，《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和段美乔（《论40年代的李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两位学者率先发现李瑛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起点的意义”。后来赵天成（《李瑛的1948年——兼及1940年代的青年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又从“新中国第一代作家”的前史角度讨论李瑛1948年的转型。其间，有个别研究者提及李瑛当代军旅诗中的“五四”文学传统，但未展开专门研究。可见，学界对“40年代李瑛”的研究并不充分，他作为京派文学青年左转的经历并未受到关注。
3 因20世纪40年代战火纷乱，李瑛自述很多诗稿散失。因此，《李瑛诗文总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中相关部分的诗文收录不全。笔者在翻阅40年代后期平津地区报纸时发现大量李瑛的诗歌和散文。
4 钱理群：《“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5 李瑛：《北行》，《民国日报·民园》（天津）1948年2月13—20日。
6 乐黛云：《1948年，我上北大中文系》，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7 同上，第41—42页。
8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敌占区宣传工作的指示（194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 抗日战争时期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页。
9 北平设立众多军政首脑机关，如北平行辕、北平市政府，以及中统和军统设立的各种地下联络站。国民党内各派系相互掣肘，导致内部矛盾、冲突频发。在对待学生运动上，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陈继成、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和北平市长何思源态度不一。
10 王连平：《寻找一片新天地》，徐康编著：《青春永在——1946—1948北平学生运动风云录》，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1 段从学：《作为大后方文学中心意象的“路”与现代“国家共同感”的发生》，《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
12 李瑛：《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22期，1947年1月4日。
13 李瑛：《路》，《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月。
14 李瑛：《山水》，《大公报 · 星期艺文》第14期，1947年1月18日；《在小镇上》，《民国日报 · 文艺》1948年4月5日；《某小镇纪事》，《华北日报 · 文学》第5期，1948年1月25日；《菜市》，《新路周刊》第1卷第22期，1948年10月9日；《一个小都市的西南角》，《新路周刊》第2卷第2期，1948年11月20日；《让我领你走上这条路》，《益世报 · 文学周刊》第69期，1947年12月6日。
15 在北大学生的发表园地《益世报 · 文学周刊》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主题和风格相似的作品。这些作品描写战争中惨遭屠戮的亲人和苦难的家乡，表达反内战的主题，文学风格上浸润着一贯的感伤情调。
16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
17 段美乔：《论40年代的李瑛》。
18 李瑛：《死和变》，《李瑛诗文总集》第1卷，第124页。
19 当时李瑛与冯至关系亲近，曾想选择他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后因其他原因作罢。
20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21 李瑛：《我的大学生活》，《诗美的追寻》，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22 除前文提及的《北行》《在小镇上》《山水》《某小镇纪事》《菜市》外，目前笔者找到的李瑛散佚的文章还有：《家园》（《纪事报 · 文学》第2号，1946年1月23日）、《蜘蛛及其网》（《纪事报 · 文学》第12号，1946年3月27日）、《我写作时》（《经世日报 · 文艺周刊》1947年2月2日）、《一个生皮肤病的人》（《平明日报 · 星期艺文》1948年5月2日）、《在可骄傲的日子里》（《益世报 · 文学周刊》第36期，1947年4月12日）。
23 李瑛：《在可骄傲的日子里》。
24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
25 李瑛：《砂》，《益世报 · 文学周刊》第70期，1947年12月13日。
26 王连平：《前夕》，《益世报 · 文学周刊》第35期，1947年4月5日。
27 艾治平：《院系介绍》，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北大半月刊社编印：《北大1946—48》第1期，1948年7月2日。
28 艾治平：《院系介绍》。
29 王连平：《寻找一片新天地》，徐康编著：《青春永在——1946—1948北平学生运动风云录》，第15页。
30 何浩：《〈讲话〉的挑战与“社会”的生成——从〈暴风骤雨〉和〈种谷记〉座谈会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31 《中央关于利用平津京沪学运成绩扩大我党活动的指示（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644页。
32 李瑛：《论绿原的道路》，《诗号角（诗论专号）》第4期，1948年11月1日。
33 李瑛：《读郑敏的诗》，《益世报 · 文学周刊》第33期，1947年3月22日。
34 胡风：《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5 康凌：《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
36 李瑛：《〈李瑛诗选〉自序》，《李瑛诗文总集》第14卷，第172页。
37 李瑛：《让我领你走上这条路》。
38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4页。
39 谢冕：《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简单回顾》，《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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