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儿》、《霓虹》到《问苍茫》，曹征路对转型时期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思考一以贯之。只不过这一次的“工人阶级”不再是为民请命的工会主席，也不再是以泪洗面的下岗女工，而是一群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型工人形象。他们身上既有现代工业生产的阶级特征，又有着属于个人化的身份标识；既有年轻人幼稚浪漫的生活想象，又有觉悟后走向成熟的理性思考。可以说，长篇小说《问苍茫》的出版标志着当代文学作品的人物系列中已经出现了新时代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
有读者将阅读重点放在了知识分子的“依附资本”方面，似乎是在有意回避小说的某些敏感点。实际上无论从篇幅看还是作家的着力点上看，知识分子只是配角，作家真正的用心之处对工人阶级历史命运思考。我们现在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但不等于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任何一个怀有实事求是之心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存在。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中，无产阶级一词并非指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工人，而恰恰是指欧洲当时那些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进入大机器工业生产的、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小说《问苍茫》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为我们真实地描绘出了一副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生动图景。它的深刻性可以用震撼二字来表达。
小说是由一次罢工的现场开始写，以后又写了两次罢工，但罢工却不是小说的主要事件，它只是人物成长的三个台阶。贯串人物柳叶叶是一个善良纯洁的打工妹，她好学上进乐于助人，怀着“每个人都可以当太阳”浪漫想象在深圳打工，希图以自己的勤奋努力改变命运，这是绝大多数青年工人的共同起点。当生活的本相逐渐显露的时候，也经历了迷惘、疲惫、麻木、逐渐警觉，但出于对公司领导人的感激和崇敬，依然保持着要做一个好工人的信念，这些都没有奇特之处。直到围绕着工友毛妹负伤毁容和最终自杀，柳叶叶才真正明白了老板和打工者之间永远横着一道鸿沟。这和个人品质没有必然联系，而是资本逻辑的制度安排。由此，经过痛苦的抉择，柳叶叶走上了一条为工人依法维权的社会工道路，她与另一个觉悟较早的工人唐源一起，成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新人”。
另一个贯串人物是公司“书记”常来临。他是一个退役军人出身的基层干部，来到外企也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成为一个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勤奋正直克己奉公，在工人中颇有威望，然而这样一个每每在关键时刻为公司争取到最大利益的人，却发现自己是一个长着“两张面孔”的人：对内是主义，对外是生意，在老板面前他代表工人，在工人面前他代表老板，最终他什么都不是，只能以身试法确保他做人的底线。历史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矛盾的内在性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作为工人阶级命运思考的底色，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外企老板和当地农民干部的形象，是他们共同营造着这个资本世界的文化意识法则。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除了逼真的生活质感和鲜活的人物刻画而外，突出地体现在小说的“三文治”结构和对于戏剧性情节的回避上。小说是在多个层面上几条线索同时展开叙述，对同一个事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人物的心理反复揣摩。这样，叙事形成的张力就不再是故事本身，而是阶级分化形成的社会结构。与大量描写底层人物的苦难悲情叙事不同，小说没有大开大阖的戏剧性冲突，每个人物都有他们各自的生存信念和合理行为，很难把他们归类为好人坏人，但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和推进，他们共同演绎着这个时代的悲喜剧。由此，读者看到的悲剧不过是普通生活的一幕而已，他们的苦难并无特别之处，在群体命运逻辑中甚至接近于“无事的悲剧”。正因为这种非个体的常态性和普遍性，他们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悲剧性格才具有了典型价值，具有了“类”的指向，具有了“引起疗救注意”的呼唤意义。同时，与这些严肃的、必然的本质规律相适应，在叙述语调上，小说不指向情绪的宣泄和放纵，相反，它大多是内敛的，平实的，因为它不愿以辞害意，不愿故作高深，它要呈现的是生活的本真。而这，正是作品的大气与高度所在。
《问苍茫》在2008年年末完成创作，2009年初出版也许只是个偶然，但当我们联系到这一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联系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联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重新热销，联系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日本登上畅销书榜首，便明白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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