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篇2011年的文章，对于认识今日围攻戴旭的那些公知依然有着“通缉令”般的参照作用。三年过去了，这帮所谓公知不仅无一点长进，反而愈加癫狂无状，在涉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问题上，无常识、无理性，丧心病狂，或捏造事实、或断章取义恶毒攻击中国爱国军人，配合日美战略合围中国，以由公知走上人民公敌之路，是可忍孰不可忍!网络是人们自由交流的平台，不是它们撒野横行乃至损害国家利益的法外之地!对此，人人有责任共讨之!
一、公知的黄昏
2011年无疑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年份，先是阿拉伯之春让很多人欢呼民主的第N波，接着一些民主国家又不争气的闹了起来，如伦敦大规模的骚乱，席卷各个民主灯塔的占领XX运动。 2011年似乎是个人类社会问题的一次大爆发。对于中国而言，值得提及的是这一年可称得上是中国公知危机年，“中国公知”这个诞生时间不长，曾经如日中天，几乎代表了中国所有正义的群体，其声望却在2011年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迅速跌落，让中国股市也望尘莫及。一个刚刚出生时看起来颇为健硕的孩子，怎么一下子就进入了自己的暮年?而2011年的公知危机年对中国社会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很多朋友，包括思想倾向偏左的和偏右的，都写文章进行了阐述，我这里根据自己的观察写出自己的看法，当然，本文和学术无关，我也没有任何的学术能力去深入的挖掘现象背后的文化，社会等深层原因，只能根据自己对社会与人性的认知从浅层来讨论这个问题。
“公知”者，“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这个概念和中国当今众多的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名词一样，是一个舶来品，其意义特指那些就公共事务积极发言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明确一点的是公知这个名字确实臭了，证据在于做为“公知大舞台”的中国媒体，尤其是南方系，都不得不承认“公知”已经成了骂人的话。但是，做为包装中国公知的主体的中国媒体，是不甘心自己的辛苦无可奈何花落去，总是想替公知们辩解一下，比如我前一段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位公知发表的论述公知现状的文章中，就声称“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媒体和言论人士，开始有计划地针对“公知”实施污名化，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羊城晚报》2012年3月25日文章《“公知”为何被攻击?》)，谁说自由派总是批判阴谋论，看看这个发表在正式纸媒上的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信口雌黄的阴谋论，我多少知道公知的黄昏是中国公知必然的结果。那么，中国公知到底是因何进入它的黄昏期呢?下面是我的看法。
二、中国公知是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知
我上面提到，公共知识分子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积极发言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就像“民主”、“自由”这样的词一样，是一个“好词”，这个词落在谁的头上，对谁而言就具有了相当的权威，说话就有了相当的分量。这对一贯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把各种“好词”霸为己有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已，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好词只能由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独享，而自由主义者的对手们，是绝对不能拥有的。我所说的自由主义者的话语权，指的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媒体及互联网的掌控。以前我有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认为中国的话语权是中国政府第一，中国自由主义者第二。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控制着媒体，而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是由自由主义者来操办的。但是，这是错误的，错误在于中国的话语权其实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是老大，至于中国政府的话语，前一段时间不是流行一个什么“塔西佗陷阱”吗，这个塔西佗陷阱就惟妙惟肖的表现了中国政府的话语在社会上的地位。那么，中国政府不是有权力可以解除自由主义者对媒体的控制吗?是的，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却不能做，只能偶尔加以限制。至于原因，那可以写另一篇文章，这里就不赘述了。正是由于政府只能把媒体交给自由主义者来办，而政府自身深陷塔西佗陷阱，这就造成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几乎完全掌控媒体的局面。
按照公共知识分子的含义，汪晖应该算公共知识分子，左大培，韩德强，王小东，张宏良等等也应该算公共知识分子，但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的论敌，自由派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 “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好词送给他们，这样，“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中国自由派的私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方系媒体评选的中国五十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几乎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后来还出来一个美国媒体评选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也是如此。这个所谓的“美国媒体”，应该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人在美国办的，其行为做派和中国的媒体如出一辙。经过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卖力推销，大众也基本上只把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当做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中国自由派们喜欢“普世”，但是一旦需要，他们搞“中国特色”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我上面说了那么多，那么这种“中国特色”的公知对以后公知的衰败有什么影响呢?我简单分析一下。
我记得200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曾评选了全球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大陆有三位入选：汪晖、胡舒立和阎学通，美国的这个评选还是比较平衡的，不是仅根据意识形态评选的。这三个人，汪晖是国内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胡舒立是自由派的代表，而阎学通，我认为是正牌的国家主义者，不知道为什么，自由派现在把新左派都打成了国家主义者，强力炮轰，却对正牌的阎学通不太感兴趣，而新左派最多也是业余的，实际上还算不上国家主义者，最多不过是要国家发挥更好的功能而已。如果中国国内的公知不是中国特色的，而像这份美国杂志评选的具有多元特点，那么中国的公知就不会有今天的状况。因为一个人，如果对汪晖观点意见很大，那他的攻击基本上不会上升到公知层面，因为他可能比较喜欢胡舒立。反之，一个对自由派意见很大的人，他的攻击是具体的派别和个人，也不会上升到公知层面，因为他可能喜欢汪晖或者阎学通。一个思想观点各异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公知群，可以有效的避免整个公知群体走向太平间。但是中国的公知不幸只是由同一观点的人组成的，对各类公共事务的发言如出一辙，都像是事先商量好的，这样对其中一个的批评就很容易上升到整个共知群体，而且在中国，这种上升误伤的几率很小。这种情况，恐怕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好词当做自己这一派别的囊中之物时没有想到的。
其实，何止是“公知”，自由派把很多的好词独占后，将会逐渐的会把这些好词慢慢的给毁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三、自作孽，不可活
如果仅仅是自由派们利用话语权把公共知识分子的帽子只往自己头上戴，那还不足以造成公知的恶名，因为如果这些共知们表现的像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他们的言行都是按照自由主义的标准来进行的，那么这些共知依然可以获得良好的名望。遗憾的是，中国公知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才是他们使“公知”变臭的主要原因。其实，仅就中国自由派把“公共知识分子” 据为己有这一点，就已经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我以前也多次写文章说，中国的多数自由派自由主义风范不足，专制味道倒是十足。正是这些人，占据了公知的位置，进而把公知给搞臭了。
“公知”这个词变臭的结果正是公知们用自己的言行做到了这一点。这一部分本应该大书特书，但是本文写的晚了，如果不是一些有公知头衔的人在公园殴打吴法天的话，本来我也没打算写这篇文章。先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写了这一部分的内容，把公知们的本质基本都给揭露了，我再多说不过是重复他们的话。因此我这里只简要梳理一下。
公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缺乏逻辑，好玩情绪。比如喜欢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别人，却指责别人用道德批判自己，类似这种双重标准正是公知众多缺乏逻辑的表现之一。还喜欢用煽动情绪的方法吸引粉丝，增加影响力。
公知的另一个问题是喜欢扯淡。美国教授哈里。法兰克福曾写过一本畅销书《论扯淡》，书中写道：当今人们普遍相信，作为民主社会之公民，有责任要对所有的事或至少有关国家的任何事都发表意见，这就导致大家纷纷扯淡。这是在批判那些民主社会的公民的，但中国的公知历来喜欢把自己看成“公民”，把这些话用来形容中国的公知，仿佛就是专门给中国公知写的似的。这一方面说明为什么公知发言的欲望那么强烈，完全不管自己是否懂得。中国公知的扯淡使得公知们变化多端，一会儿是地质学家，一会儿气候学家，一会儿是环保专家，一会儿是水利专家等等，而且异常强势，如何被批评者不听他们的话，或者有人批评他们说的不对的时候，公知们都一蹦多高，有诸多的大帽子给别人戴。看来，公知们是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状元，这不可能做到，却仿佛是现实。
公知还有一个问题是专制，像给人乱扣帽子，扬言殴打不同观点的人等等。专制一点这些很多人都有体会的。
公知还有一个问题是喜欢自我标榜，自我美化。比如标榜“独立”，在明白人眼里这不过是个笑话，而且越是不独立的，还越是喜欢标榜独立。
公知还有一个问题是太多的公知喜欢造谣，而且无耻的为造谣唱赞歌。
公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但自己是，而且逼着别人也做洋奴和资奴。
公知还有一个问题是只能自己批判别人，容不得别人批判自己。
……
公知的行为，大家不妨参考其它的批判文章。所以，公知走到今天的结果，不是人们多聪明，要是真聪明根本就等不到2011年了，而是公知们自己太不像话，太不珍惜荣誉了。
四、成也微博，败也微博
微博的出现，刚开始曾经是公知的福音，因为微博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公知发言传播能力更强，使得公知又多了一个传播利器，同时也是公知直接聚拢影响粉丝的渠道，增加自己粉丝，也就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且中国的微博本身也似乎喜欢向网友推销各个公知。这是微博对公知有利的一个方面。
微博对公知有利的第二个方面是公知队伍的扩容，而且是极大的迅速的扩容。一时间，在真正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另外一些打着新自由主义大旗的人，如“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网络红人”等也挤进了公知的队伍。还有一些诸如演员，资本家，甚至不少流氓，失意的发泄者等也进入的公知的队伍。一时间，公知的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只有一点相同，这些人至少口头上都还是流行的那套自由主义话语。这种公知在微博时代急速扩容的现象，客观上也提高了公知的影响力，也使得自由主义话语具有了更大的话语霸权。
但是，有得就有失，恰恰是微博，成了公知们的太平间，公知在微博上走向了辉煌，也在微博上走向了衰败。扩容使得众多微博加V的人成了公知，本身使得公知们的质量下降了，就像大学扩招，研究生扩招，学生的质量总体上一定是下降的。前一段听说，欧洲杯足球赛的决赛队伍也要扩容，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欧洲杯决赛的比赛质量总体下降是一定的。同理，经过扩容，公知的质量无可挽回的下降了。这是微博对公知的一个不利的影响。
微博对公知另一个不利的影响是把质量已经下降的公知队伍的各种问题充分的暴漏了。正是在微博上，我们看到了我上面提到的公知的种种问题。我们发现，很多共知不仅没有逻辑，而且连知识都严重欠缺。举个例子，公知网友“五岳散人”在他发的微博中，称哈维尔写了《通往奴役之路》，有人告诉他那是哈耶克写的，他也老实的承认他分不清哈维尔和哈耶克。这种知识真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这就是南方系媒体力捧的时评家和著名公知吗?还有微博的一些钓鱼贴，只要稍具推理能力或者稍具历史社科知识的人就能识破，偏偏每次都有众多的公知上当，这些凸显了公知理性和知识的欠缺。以至于现在的很多钓鱼贴都幼稚到可笑的地步，居然还是有人上当。
公知走向黄昏，很多是公知们自己发布的微博中，让我们看到了我上一部分谈到的种种问题，不知为什么，很多公知写文章，多少还是有些理性的，但是在写微博时，就往往显得没有理性，还脾气甚大。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微博，比起那些博客和论坛，其实是更接近人的本性的地方，更容易暴露真实的自己，也就是说，更容易接近人的真实情绪。可能正是这个特点，使得公知的问题充分的显露出来，成了公知走向没落的舞台。
五、韩寒是压倒公知的一棵小草
公知在2011年走向黄昏，方韩大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方舟子对韩寒抄袭的质疑，以及很多人维护韩寒的形象，在这一来二去的过程中，顺带着给了“公知”这一群体重重的一击。韩寒，本身就是公知的一员，同时也是众多公知吹捧起来的一个大泡沫，以这种方式倒下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如果中国网民真的睿智的情况下，即使韩寒根本不存在抄袭的问题，就凭他的那些只为迎合人们情绪的，且符合被自由派划定的政治正确的文章，他也早就该倒了。不管有什么遗憾，韩寒的泡沫还是破灭了，在这过程中，很多拼命维护他的公知也跟着丧失了声望，尤其有些公知说维护韩寒并不是因为韩寒有没有问题，而是因为韩寒是自由派阵营捧出来的，韩寒倒了会影响到自由派公知们的大业，所以要维护韩寒，这种论点更让理性的网友不满。
还有的网友在韩寒声望大跌之时，把以前众多公知曾经吹捧过韩寒的话语收集起来，做成长微博在微博上传播，这个东西真不能看，一看就觉得这些公知的话太肉麻了，也太无耻了，这都对“公知”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综上所述，公知们的今天其实是“公共知识分子”神话的破灭，我总是乐见各种神话的破灭，因为这种种的神话都是人们头脑中的枷锁，破除这些枷锁，其实就是一场思想解放。做为普通民众，我们应该提高自己认识事物解读社会的能力，或者至少调高自己分辨别人观点正误的能力，而不应该依赖别人，不要迷信那些知识分子，网络意见领袖之类的，只会跟随别人，那也是对我们自己智商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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