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3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在中国教育报刊文指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首要职责，深入细致地做好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从党内和党员干部抓起，把树立信仰、坚定信仰、践行信仰作为解决党员思想作风问题的总开关、总闸门，净化党员思想和心灵，纯洁党的组织，为全校师生员工做出表率。
同时文章还指出，要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责任和要求。
文章称，高校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必须切实肩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旗帜鲜明地抓，理直气壮地管，不断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扩大党在高知识群体中的影响力。高校领导干部和宣传思想工必须深入学习研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理论，认真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批判、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帮助师生员工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不为表面现象和个别言辞所迷惑，清醒地看到这些错误思想的本质和危害性。
文章还强调指出，对政治原则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把握好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教学有纪律这个重要原则，严肃处理公开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行，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对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决不掉以轻心、听之任之。
文章最后还强调，高校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要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加强对师生思想动态的信息掌握和分析，建立一套完整的舆情收集、整理、分析和报告机制，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加强国家观和民族团结教育，依法加强对境外资金和非政府组织资助的监管。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强化高校课堂教学纪律，完善宣传思想阵地管理制度，建立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一会一报制，不给各种错误观点在校园传播提供渠道。完善意识形态领域重点对象工作制度。
对此，舆论普遍认为，北大教授中，存在公开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言行的人物很多，如贺卫方、张维迎等等，但近期最突出的是贺卫方。
以下附网友三峰揭露的贺卫方系列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贺卫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之一：中国应该搞多党制，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非法的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贺卫方屡屡在媒体上发表过激言论，但是真正让他轰动一时的，则是他在2006年3月4日北京西山杏林山庄举行的新西山会议上的发言。杏林山庄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多次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在此办公、休息，接待过各种类型的高级别会议。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次新西山会议，是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讨论，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将在汇总之后，直接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有高层背景的高级别的专家会议，其意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中国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贺卫方实际上是作为高级智囊和学者，被国务院智库请去为改革开放做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的。
然而，贺卫方的发言却引起了浩然大波，并让会议组织者著名新自由主义官员、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后来狼狈不堪。
贺卫方教授针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说：“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线，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
贺卫方教授说：“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有一个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机构，不断的行使媒体的生杀与夺之大权，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严重违反了《宪法》说的，任何的活动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团中央宣传部，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
贺卫方还指出，“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很明显，在贺卫方看来，中国应该搞台湾模式、搞多党制、搞美式宪政、搞军队国家化，搞彻底的经济私有化，因此，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是非法的、中宣部是非法的、连党中央自己也是非法的。因为不符合贺卫方青睐的美式法律体制和法律程序，所以就是共产党就是非法的。贺卫方的逻辑是如此的简单明了。
贺卫方当然知道，公开地宣传这些观点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为了对抗左翼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复兴，他们应该积极向民众广泛传播这些反共思想，以积累起足够的推翻中共的群众性和底层力量。因此，贺卫方对以高尚全为代表的高层智囊们说：我们这样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畏畏缩缩，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就是美国宪政，就是台湾模式，就是经济彻底私有化，但是我们不敢说不敢宣传，没办法说透，不敢说清楚，于是打不过左翼，使左翼的东西在网上猖獗。为了与左翼争夺群众，我们应该勇敢地、公开地、系统地、广泛地宣传我们的反共思想，发动群众搞颜色革命，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上层渐进式的颠覆。这就是贺卫方说给高尚全们的心里话。而后者，则心领神会!
由此，贺卫方为中国未来的颜色革命进行了这样的设计，由贺卫方这样的人，“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欺骗和蒙蔽群众，在体制外进行颠覆中共的激进革命，这些人“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也就是说，另一批贺卫方的同党，仍然潜伏在体制内，以改革的面目与贺卫方们“里应外合”，最终推翻中共。
贺卫方反党反和会主义言行之二：全面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称“社会主义体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004年7月，《中国改革》杂志、广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方都市报》等联合邀请贺卫方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做了一场名为《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的讲座。贺卫方在讲座中全面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鼓动全面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社会主义体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实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执不存在了，一定会在将来给我们未来的制度带来一个很大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心中越来越，我们现在不仅仅信服的相信在坚船利炮或者科学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我们还要在制度方面学习西方，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官员到西方去留学，这就意味着上一轮我们的学习以失败告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学习，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更加公正的政治法律体系，我们相信对今后的宪政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7]
显而易见，贺卫方的政治改革，其实就是要搞全盘西化，就是要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过一开始，他是以欺骗和渐进方式来进行的。贺卫方在2004年的讲演中提到了两种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进战略，一是地理空间上的由外而内的路径。贺卫方认为，美国的宪政在中国大陆本土化涉及很多的问题，可以通过台湾和香港的过渡，台湾、香港先试行，然后再渗透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确用他们的实践来证明了中国的社会可能的一种宪政的模式”。
另一种则是具体政治架构上，从边缘入手进攻中心敏感部位。他说：【我过去一直想到从边缘开始，而不是从敏感的部位开始。我小时候看样板戏，在座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以前有一个样板戏叫《智取威虎山》，说威虎山上有一个坐山雕，很难攻打，解放军想打就是打不下来，后来他们去找猎户老常，猎户老常说，后山还有一条小路。后来果然是走了后山的这条小路，把坐山雕给端掉了。后来，我就一直企盼着中国司法改革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后山小路，司法的改革是不敏感的……说得再天花乱坠，政府说司法是应该搞体制改革了，但是说归说，就是不行动，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相信，通过这种程序性的变化、技术性的改革，最后能够成为一种政治性的变化。】
可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贺卫方最终要消灭的“座山雕”，为了消灭这个最难打的“座山雕”，贺卫方找了一条后山小路，就是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再最终推翻中共。然而在2004年的贺卫方看来，这种推进速度仍然还是有点慢了——“说归说，就是不行动”。而且很显然，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迟迟不崩溃十分着急，因此贺卫方逐渐不再寄希望于通过钻进体制内的方式进行渐进颠覆，而是开始直接鼓动民众搞颜色革命，在体制外形成强大的民众压力，与体制内的西化派官员“里应外合”尽快推翻中共。
贺卫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之三：要“里应外合”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根基进行改造”，最终瓦解中共
到2012年，贺卫方已经公开地申明他们的“里应外合”的战略。2012年末，贺卫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被有美国情报部门背景的布鲁金斯学会出版。在布鲁金斯学会11月28日于华盛顿为贺卫方举行的新书发表会暨中国司法研讨会上，贺卫方公开表示：“不要要求在职的中国官员们说老百姓希望他们说的话，而学界人士则可以大胆谏言，和政界‘里应外合’，各司其职。”贺卫方再一次提出了其反共战略主张：“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根基进行改造，……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其他党派的正当性……以及军队不由党来控制而是忠诚于国家。……有的时候民意对这个国家起到重要作用，网络时代几十万人同时感到很愤怒的事情，他们会很紧张”。
贺卫方在这里十分明确地表示，体制内不止有千千万万个西化派自由派的官员们正在成长起来，体制内还有大量内心认同贺卫方理念，主张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官员(如高尚全之类)。贺卫方也不主张这些高官发表激进言论来鼓动和组织民众造反，这些工作由贺卫方来完成，体制内的反共官员的职责是，利用其权力与贺卫方“里应外合”，最终瓦解中共。
贺卫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之四：共产主义在中国带来了各种运动和灾难，“六四”一定要平反
2013年3月21日，应德国伯尔基金会邀请，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出席了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和谐社会梦想"研讨会。会后，贺卫方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将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类比成德国法西斯那样的灾难：“最近两次都是应伯尔基金会邀请，重要是考察德国怎样处理自己的历史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问题，中国也需要反思过去六十年来，共产主义在中国所带来的各种运动和灾难，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面临反思历史的巨大困难。作为法律学者，我也从德国的相关实践中，了解到如何通过反思历史，把自己国家相关制度设计得更合理。”贺卫方还提出要给六四平反：“"六四"是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它对统治者的合法性产生很大的损害乃至摧毁，却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走向未来绕不开的问题。”贺卫方认为，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在我看来，"六四"一定要平反，时间不会拖得太长--不光是平反的问题，也要借机反思历史。”[10]
贺卫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之四：要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宪政之路不是执行现行宪法
2013年10月4日贺卫方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演讲时十分张狂地说：“北大没七不讲，我们七个都讲。宪政之路不是执行现行宪法，而首先是司法独立，然后是新闻自由，逐步实现土地私有、军队国家化……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宪政民主的中国。”很显然，在贺卫方看来，北大已经不是中共的北大，而是贺卫方的北大，所以北大一直没有开除贺卫方。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很快人民的中国就成为贺卫方的“宪政中国”。对此，贺卫方们信心满满，野心勃勃。
贺卫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之五：替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辩护
2013年9月贺卫方做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民说”文化沙龙时发表了一番十分无耻地替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辩护的言论：“我认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西方人想要商务谈判，中国根本不派像样的人去谈。为什么西方人到了中国见皇帝必须三拜九叩?这不是欺负人?……我们的屈辱感是谁搞出来的?是我们昏聩的政府，导致国家领土丢失、军事失败、人民受难，最后告诉我们说，都是西方人欺负我们。但这完全怪西方人吗?况且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带给了我们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学制度也好、现代司法制度也好、医院制度也好，哪个不是西方带来的?”[11]
在贺卫方看来，因此中国皇帝要让西洋人和东洋人下跪，这等于羞辱西方人和日本人，于是中国老百姓活该被人家屠杀、强奸、掠夺、灭绝。国土丢失人民受难，全是中国政府的错，不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错，西方不仅没有错，反而有大功，给中国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制度。这种辩护，恐怕连正常西方人自己(如雨果)都汗颜。很显然，贺卫方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西奴、美奴、金奴，比纯种西方人更加亲西方，更加能够服务于西方的利益。
今日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一小撮贺卫方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不仅不是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不是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地违背党章、宪法，搞颠覆中共的活动，中共不仅把他留在党内没有给予任何党纪国法的惩处，还给他北京大学教授这种最高等级的待遇和礼遇，让其名利双收。关键原因是，他在体制内有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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