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几天发表了对中央党校蔡霞教授9月24日个人微博歪曲“共产主义”科学含义的两篇文文章。蔡霞教授文章前几天，著名地产商任志强与共青团中央也围绕“共产主义”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起因是团中央9月21日发布一篇微博，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我们共青团人来说，共产主义既是最高理想，也是实现过程”，并发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讨论。曾经下过乡、参过军、并提干入党，后成为知名地产商的任志强当天在个人微博转发并评论(见附件一)道，他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口号欺骗了十几年。他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儿时是听哥哥、姐姐们唱“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只歌长大的。小学三年级他带上红领巾，也学会了这首歌。1964年进中学也梦想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当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然而文化大革命其父成为走资派，他从接班人位置变为黑帮子女，后又下乡。“四人帮”被粉碎和三中全会，他知道了其父和本人遭遇是毛泽东“错误”造成的。后又改革开放，他系统接受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并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典型和楷模。他认为邓小平理论及其道路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口号欺骗了十几年，实际是被“共产主义”欺骗了十几年，也就是被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欺骗了十几年。这里又涉及到对“共产主义”科学含义的理解问题。而从童年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而目前仍然是共产党员的任志强为什么会认为被“共产主义”欺骗了十几年呢?
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的、现实的、主观的、客观的等等，但笔者认为，就任志强主观方面来说根本原因有两个：
第一， 立场彻底转移到少数人方面。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客观认识既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也要受到主观条件的制约，而主观条件的一个极其重要内容就是立场问题。百度百科中说，立场就是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阶级社会中，一般是指阶级立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立场不同，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绝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曾经说过“两个绝大多数”的著名论断即“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第二章就讲到，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它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把马恩这一思想概括为“为人民服务”。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认识事物的根本立场。中国革命进程中，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参加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他们的立场已经彻底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方面来，所以坚决拥护“共产主义的党”。任志强的父母当初参加革命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的人，就为人民服务的人 ，是对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但毕竟参加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人或多或少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或后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当革命胜利之后，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的倾向出现，认识问题的立场也开始从大多数人的立场转向少数人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是忘记了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就是对党内某些人认识问题的根本立场从大多数人转向少数人的根本批判。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立场彻底转移到人民对立面的典型。
毛泽东建国后发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党内更多人立场的根本转变，防止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同时他不仅要继续带领老一辈革命者继续我们党的共产主义事业，还要继续培养更多的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所以才有“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少先队队歌。他的历次政治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任志强作为红二代少年时自然把自己当作共产主义接班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学时非常喜欢这首歌。但当他的父母文革受冲击、批判时，他实在想不通。看问题的角度和地位马上变了。他原以为，他的父母既然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的“官”，他天生就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就应该直接接他爸爸的班，还应该继续当共产党的“官”，可现在却成为黑帮子女、狗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且还要从城里人变为农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去赚工分养活自己。自然就不能成为共产党的“官”了，也更不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啦!这如此之巨大的反差，使他无论如何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感到受 “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口号欺骗了，也是受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的骗了。
“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口号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真欺骗了任志强吗?没有，绝对没有。共产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理论。但毛泽东发现党内有些人不再为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是半途停顿下来转为为自己服务的时候，就运用他的大民主理论，发动群众批判这些人，告诫这些人，中国革命胜利只是实现共产主义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还更长更艰巨，要自觉清除那些非共产主义的东西。这正是对老干部的最大关心、爱护。他们的子女也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如果这些人以“官二代”自居，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共产党的“官”的接班人，实际是封建社会“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的遗毒思想，也是“李自成”思想在子女身上的延续。毛泽东让干部子女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艰苦的第一线去，也是要求这些人只有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上才能转变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真正站到人民的立场上认识观察问题，才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就被毛泽东直接安排到农村土改去，后又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如果按照任志强的理论，毛泽东就应该直接给毛岸英安排个高级别的官职，否则也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啦，其也受毛泽东“共产主义”理论的骗了。这种逻辑不荒唐吗?而荒唐逻辑的根源就是任志强的立场已经彻底转到个人主义和发财致富上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已不再相信“有国才有家”思想，而坚信“有家才有国”。这不典型地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吗?改革开放后他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那一系列的惊人语录如什么“房地产就该是暴利行业”、“中国住房分为穷人区与富人区很正常”、“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商品房定价无需公众监督”、“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再次证明了他虽然还戴着“优秀共产党员”的桂冠，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地地道道的资本家阶级的典型。如此肮脏、丑陋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必然会做出他受“共产主义”欺骗的结论来了。
第二， 对“共产主义”科学含义的扭曲认识。
任志强从他父母受批判，到他下乡，他从个人感受感觉到受“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骗了。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更使他对“共产主义”发生扭曲认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受骗感觉。
一是官方对毛泽东时代的彻底否定。他说他从官方的三中全会等得知，毛泽东建国后的实践错了，计划经济体制失败了，毛泽东思想导致三千万人饿死，错误政策导致冤死的人比战争期间死去的都多。被毛指令打倒的刘、彭等原来都是英雄。被打倒的右派们被平反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的土地重新分配到户了。而这“错误”的实践是由“错误”的理论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造成的，“让我们知道更多的错误来自那个曾经的伟大领袖”。由此导致延续他的受所谓“错误”的“共产主义”理论欺骗的论调。二是他受邓理论影响和个人发家史的切身感受，形成所谓新的“共产主义”理论。任志强虽然说受“共产主义”欺骗，但他不公开承认自己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旗帜。2013年任志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见附件二)时说：“我信仰共产主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但是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其一是物质极大丰富，“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其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理论是错误的。“实践已经证明，马列主义里面像‘剥削’这样理论，现在已经不适合了”。实际是说，资本家不是靠剥削起家，是靠劳动起家。资本主义不是应当否定和消灭的社会，而是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的社会。其三，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的途径“靠公有制经济是不行的，靠计划经济也是不行的。没有民主和法治更是不行的!”靠什么呢?靠私有制，靠市场经济，靠普世价值。“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 没有市场经济的制度是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基础，怎么实现‘按需取酬’?没有私有产权制度的保障怎么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民主、自由和把权力关进笼子，又如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和权利的不平等又如何保护私有财产?”其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一部人先富起来，才有共同富裕。“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平均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可以。”“邓小平还告诉我们，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是几代或几十代人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没有一步步扩大的中产阶级，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其五，共产主义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谈何“共产主义接班人”?“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用了上千年，中国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到四十年，就想让共青团员们接共产主义的班，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也许几十代人的努力也仅仅是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长征路上。”既然任志强从自己特殊的实践活动中感受到邓小平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自然就是错误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起步之时，就强调共青团员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显然是极端荒谬的理论。
从任志强进一步强化自己所谓“受骗”过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分歧问题是：究竟毛泽东的理论还是邓小平的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上的分歧不仅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有关，也与对前后三十年实践结果的根本不同认识有关。因篇幅所限，笔者这里不可能对任志强及其所讲的邓的“共产主义”理论实践作详细的剖析和批判，只需简要指出几点：一是任志强对毛泽东时代事实的所谓“叙述”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党内外极右势力对毛泽东时代的造谣和歪曲。以这种“造谣和歪曲”的所谓事实依据论证问题没有任何说服力。那个时代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时代，是人民民主权利逐步落实的时代，是中国社会风气、党风、民风、公平、正义、人们精神面貌最好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为扬眉吐气的时代，是中国国际地位最高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实践”恰恰证明了毛泽东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二是任志强单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错误的。“物质极大丰富”是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但不是最根本的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消灭阶级、人的全面发展等才是根本特征。三是根本否定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实质就是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了共产主义。离开马克思“剥削”理论奢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是地地道道的假社会主义和假共产主义。四是依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依靠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永远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只能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国当今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就是对其最有力的批判。五是以普世价值为理论依据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所谓 “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一步步把中国从社会主义拉向资本主义的过程，是把中国重新变为西方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这种理论和实践受到任志强一类暴发户的欢呼和支持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当代新生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必然受到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强烈反对。中国当今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就是对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直接有力的否定和批判。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个别中都包含一般。任志强的这种受“共产主义接班人”欺骗的感受绝不仅仅是孤立的他个人的感受，实际是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批判的相当多数的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及他们子女们的共同感受。所区别之处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如任志强一类人物赤裸裸地表述出来罢了。但今天的任志强也有其“可爱”之处，他明明向往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压迫制度，却不敢象当今社会极右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公开把自己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真实目的叫嚣出来，还在披上一件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外衣掩盖自己。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任志强的伪装可能欺骗一部分人，但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面前，其本质面目早已暴露无疑。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序言中说，不管25年来资本主义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宣言》的一般原理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样我们可以说，《宣言》至今已经发表近170年了，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与马恩时代更是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共产主义事业也经历了反复曲折的过程，但《宣言》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两个绝大多数”、“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无产阶级专政”、“人的全面发展”等思想仍然是不可颠覆的客观真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今天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同志仍然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仍然要继续下去。是否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不在于是否是官员，而在于是否真正信仰和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是否真正为消灭剥削、压迫、为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彻底实现“两个决裂”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任志强的感受告诉我们，红二代未必都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今天的各级官员也未必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某些红二代特别是利用老子的权力、地位及各种资源暴富起来的亿万富翁及当今占据各级重要领导职务的腐败官员其所作所为恰恰证明他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最可恶的叛徒和革命对象。但不管当代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如何猖狂，不管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们如何咒骂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一定要继续下去!“英特那雄耐儿就一定要实现!”让我们再次唱起那每一个曾是新中国少年都极为熟悉并引发自豪感的优美、激昂、振奋鼓舞人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 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附件一：
任志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时间：2015-09-21栏目：另一面标签：观点思考
当我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微博上评论说：
我们从儿时就是听着哥哥姐姐们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只歌长大的。
小学三年级当我戴上了红领巾时，也学会了唱这首歌。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时，我们都会举起右手敬礼，并高唱这首歌。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
六四年踏进中学的校门时，首先开始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进行的训练。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的国庆游行活动，我光荣的成为了少年先锋队组团中的小鼓手。梦想着可以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当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十一的那天，早上五点多，我们就列队在东长安街上大约现在新北京饭店的位置上集合，焦急的等待着国庆的礼炮声响起。
梦想成真的那一刻终于来了。在鼓号声中，我们走向了天安门。因为我当时个子矮，走在最靠天安门的第一排。也是小鼓手的第一排。心里一直骄傲的以为可以比别人更近的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观礼台上也有我的父母，很想能看到他们，也希望他们能看见我。
但当走过东华表的那一刻，鼓声、号声响起时，紧张的我，眼睛只顾着盯住脚下的那条白线。只怕走歪了会影响整个队形。眼睛似乎就没有抬起来过，更别说向天安门城楼上看一眼了。只用余光瞄了一眼高高的城门楼。
当走过西华表停了敲鼓之后，队伍匆匆的前行着，已经来不及回头看看天安门城楼了。(那时西长安街没有现在这么宽，一过天安门就收缩队伍，跑步通过了)
回到学校才后悔没有看清毛主席，还偷偷的哭了一鼻子。但很自豪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直到文革接见红卫兵时，才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人影。)
没想到的是文革开始几个月之后，我的父母就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也成了黑帮子女。还有个"狗崽子"的光荣称号。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梦变成了可以敎育好的子女。
我们被欺骗了十几年。文革让我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再革命。而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
于是我们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敎育。未成年就不得不远离家庭，远走他乡，自己靠赚工分养活自己。
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疑惑这个中国怎么了?更坚定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救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信心。那时我们仍然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所有在中国出现的问题都是那些隐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们干的坏事。
但邓的下台，周后的天安门事件等引发了社会更多的思考。直到打倒"四人帮"和三七开的三中全会，才让我们知道更多的错误来自那个曾经的伟大领袖。
躲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正是被毛重用的四人帮。被毛指令打倒的刘、彭等原来都是英雄。被打倒的右派们被平反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的土地重新分配到户了。文革的一系列错误被纠正了。被破四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传统文化又回来了。高考让中国人又可以重新读书学习了。
对外开放中，那些曾经等待我们去解放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原来都比中国人生活的好。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公私合营之后的公有制经济被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彻底宣告失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饿死了几千万人，文革也不知冤死了多少人。或许建国后因错误政策死去的冤魂比战争死去的还多。但改革开放却彻底让中国人摆脱了温饱的困扰。
改革开放重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信心。也重新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所有人都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兑现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诺言，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富强。更希望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我也希望能实现共产主义。但靠什么路径去实现这一目标呢?
马克思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的。这就必须是个世界普世价值观的共识。一个不分东方西方，没有敌视的共容。至少目前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历史也告诉我们靠暴力革命是不行的，靠公有制经济是不行的，靠计划经济也是不行的。没有民主与法治更是不行的!
邓小平告诉我们，中国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也许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变成中级阶段。还要不知要几十代人才能实现更高的目标。
邓小平还告诉我们，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是几代或几十代人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没有一步步扩大的中产阶级，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但急燥的中国人恨不得在一代人都还没有结果时，就想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更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就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用了上千年，中国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到四十年，就想让共青团员们接共产主义的班，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也许几十代人的努力也仅仅是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长征路上。
没有市场经济的制度是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基础，怎么实现"按需取酬"?没有私有产权制度的保障怎么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民主、自由和把权力关进笼子，又如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和权利的不平等又如何保护私有财产?... ...
也许还有许多理论与制度上的问题还需要在改革中逐步解决。也许需要把实现共产主义做为远大的奋斗目标。但更需清楚的认识这不过是个远大的，远大的奋斗目标，不是这一代或下一代可以实现的愿望。
我们不仅要有远大的理想，更要活在现实之中。先脚踏实地的解决好眼前面临的制度建设问题，先要让中国人对这个能让人民分享民主与自由的制度充满信心，先要实现稳定的六边形收入结构，先要让法律真正能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先要让中国人能容入世界共同的价值观。否则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总不会是让世界人民都融入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吧!(文/任志强)
附件二：
我信仰共产主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
任志强
2013年10月31日 12:58
来源：南方周末 ：王小乔 刘长
原标题：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的转轨
“这代人的共性，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
“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现在，起码我们叫醒了一些人，他们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我是“有家才有国”
南方周末：你所代表这一代人，生于1950年前后红色家庭出身、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想法，还是已经产生了分歧?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在国有企业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个体、做私营企业的比例很低，因为当时不允许有私营企业。具体到我们这个圈子的、大院里的人，多数还是在政府机关和国有单位，从商的大多数也是从国有企业进入的。
毫无疑问，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
8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批人，更多在考虑“小家”，考虑社会和大时代的东西少一点。比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做公益的比例比较高，年轻人的比例就比较低。有些人反驳说那是因为年轻人还没钱，我要说的是公益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不愿意，有没有认识到公益的价值。
我和我身边的人，相信共产主义的仍然占绝大多数，只是大家心目中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一样。实践已经证明，马列主义里面像“剥削”这样理论，现在已经不适合了，所以大家争论的是马克思那些过时的东西。秦晓(原招商局集团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团董事长)，他们的分歧，是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共产主义。
南方周末：但是你和秦晓都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两者不冲突吗?
任志强：最一开始我可不相信市场经济，或者说最初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市场。“文革”之后我们开始有反思有怀疑，再后来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大量引进国外的经济建设方面的书籍，我们才开始去寻找，慢慢地发现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
怎么会冲突?一个是理想，一个是信仰，信仰和理想是两回事。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信仰不是，好比人们信仰上帝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上帝一样。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但是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还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实现物质极大丰富，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平均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可以。共同富裕要靠几代人、几十代人搞。几十代人是什么概念?孔子到现在也才74代。
南方周末：你和秦晓等等，是你们那一代人那一个圈子中的少数派么?
任志强：我不认为是，我认为我们是这一代人里的多数人，只是媒体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一代人里的大多数人。我随便就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衣锡群(原北京市市长助理、北京控股[-0.90%]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比如何迪(博源基金会总干事、瑞银中国原副主席)，我是因为行业和性格特殊一些，被媒体关注多一些而已。
南方周末：你们这批“多数人”，比如你书中就曾记录，去给“文革”中你押送过的“反革命”道歉，这个心理过程是怎样的?
任志强：我们跟很多人道过歉，只是觉得从良心上来说，我们该这么去做。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错了。大概是在(北京市35中)70年校庆的时候吧，大家回到学校后，都在做这个事，“老师，对不起，当年我们……”很多学生，很多老师，大家在一起互相道歉。当时的高年级学生做得更过分一些，他们押送，我们围观，但即使围观你也应该说声对不起。
“不和才有多元， 多元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给“反革命”道歉，是一种反省，一种怀疑，这种转变是何时开始的?
任志强：应该说当时就开始了。因为很快我们的父母被打倒了，工人阶级造反队就开始出来了。红卫兵时代，真正加起来，也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初就没有了，销声匿迹了。
先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打倒，紧接着我们这一群人的父母都被打倒了，一个班级50多个人，大概有将近40个人的父母受到影响，不管是官大官小。父母受到影响以后，整个班里的情绪就不一样了，都成了被打倒的人了，还能进入四三派、四四派?
尤其是“文革领导小组”，刚上来两个人，过两天又被打倒了;陶铸上来了，很快陶铸也被打倒了。我们就在怀疑：到底是对还是错?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怀疑了。
南方周末：怀疑不是领悟。你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上世纪90年代华远和华润的合资、上市、路演。那段历程对你现在的思想是否有决定性影响?
任志强：是有影响的。走过那一段历程，看过资本主义的很多金融工具之后，强烈的感受是我们太落后了，有太多非市场的东西了。而我们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的落后根源还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的市场更开放一些，中国这么大一个内需市场，怎么会变成需要依靠投资拉动等等。
南方周末：这个制度单指经济体制层面，还是包括了政治体制?
任志强：经济体制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体制。我微博里面写到过，很多人问，取消粮票背后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一定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一个表象。
表面上不触及政治体制的，不等于实际上不触及。改革最早是从土地承包制开始的，这在当时是违法的，所以那些最初的参与者才要按手印。后来这项改革推动了法律的变革，1982年修改法律允许了土地承包制。
我们现在争论企业家要不要“在商言商”，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我们是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话，企业家根本用不着谈政治。
美联储主席是四百多个企业家联名向总统提名的，这是关心政治还是关心经济?他们认为这个人做美联储主席的话，可能对经济制度更好。他有表达渠道，有这种表达渠道的话，大家也就不需要谈政治了。
南方周末：这些转变，是你现在做金融博物馆以及书院的思想基础吗?感觉你做这项公益活动的目的是唤醒，唤醒什么?
任志强：“读书”这件事的确也和“文革”有关，因为“文革”的时候不准我们读书，所以对书有一个特殊的渴望。再进一步讲，当时我们只看见镜子光面，没有看到镜子反射出来另外一面东西，我们不希望现在仍然如此。中国这个社会缺少的是把真实东西展示给民众，比如“文革”时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东西，所以金融博物馆是一种普及知识、还原历史的一个存在。
我们是要唤醒，唤醒“独立思考”。我们这个社会，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输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启发大家自己去想，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这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为多元，你们可能认为多元和共和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多元最终可以不和，共和最后还是要达到“和”，不同的意见求同存异。
你会看到，邀请到书院来讲的嘉宾，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们思想一致;甚至有时候坐在台上两位嘉宾的思想也不一致，比如陈志武和许知远同台的那次。我们是挑起战斗的，就是要不和，不和才有多元，多元才能有想法，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你和王巍在做的书院，是在更广泛地影响民众，秦晓在做“博源基金会”这种智库，通过影响上层决策来实现制度变革，怎么理解你们这两种不同的做法和路径?
任志强：你说得对，不过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渠道，我参与的“50人论坛”就是专门做政府智库，有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可能会在那里说，并且不完全对社会公开。
推动体制变革有两种不同工具和方式，相比较而言，我现在更担心整个社会的、民众的想法。如果仅仅在圈子和少数人之间讨论，然后推行，同时没有唤醒民众，可能会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即便“50人论坛”或者“博源基金会”提出一个好的改革政策，如果让民众产生了误解，一个好的改革措施就会产生不好的反作用。
公益推动改革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许多人在问，改革的动力在哪?你怎么看?
任志强：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吴敬琏老师今年的演讲也都在表达这层意思。在不动体制的前提下，可以改动的部分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快要撞到南墙上了，改革红利的空间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改革下一步的动力，从中国来说，目前还是以危机为主。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是危机倒逼机制而形成改革。从经济制度上来说，就是实行不实行更彻底的市场化的问题，否则下一步的危机就该连续爆发了。比如民营经济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护，企业家都移民了，怎么办?经济增速7%就叫底线了，要是突破底线变成5%怎么办?危机感之下，我们乐观地讲，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只是步子大小的问题了。
南方周末：中国不少企业家做公益做慈善，是赚了钱之后求心安，你是出于什么层面的考虑?
任志强：我怎么可能是求心安?人们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做公益，那是因为他们想改造这个社会。公益很多时候是要弥补政府或者公共财政无法完成或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这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我们对公益的认识也是从被动地接受国家的安排慢慢转化过来的。先是明白靠雷锋是不行的;然后慢慢的以企业为单位去奉献爱心，有些企业甚至最初可能就是政府分派的任务;慢慢到现在，才进一步从企业脱胎出来，完全转变成社会活动，几百个企业上万个人共同来做一件事情，比如壹基金，比如阿拉善。人们认识到要想这个社会更加美好，必须有更多的公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南方周末：这是另外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吗?或者说有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不单单要靠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的力量。
任志强：其实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本来是应该通过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来实现的，但政府服务有空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填补空白作出改变，这就需要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来作出突破，有需要的话最终再得到政府、法律或制度的认可。
小额信贷就是如此，尤努斯做的就是政府没有动力去做的事情，但他最终获得诺贝尔奖，推动了小额信贷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环保也是类似的方式，三江源保护就是通过民间组织的强烈抗议，推动政府出台了相关法规。公益，事实上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体制的改革。
南方周末：这些年来，你所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有效果吗?
任志强：有很大的效果。比如，很多人在复制“书院”和“读书会”的模式，这就是最大的效果。我知道在很多城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和我们一样组织这种活动。如果做来做去还是只有我们一家，没有人复制扩大，说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什么人都没有叫醒。现在，起码我们叫醒了一些人，他们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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