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民的翘首企盼中，恶毒侮辱志愿军英烈的“大V”罗昌平终于被送了一纸“传唤调查”的通报，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笔者注意到网络上关于这件事的讨论，除开某些为罗昌平生硬洗地的言论，很多人一上来就提到罗昌平曾经的“调查记者”、“反腐斗士”身份：
胡大主编的《环球时报》也发了一篇“锐评”，把罗昌平侮辱英烈的行径说成是“刷存在感”、“太想出风头了”，同样刻意提到罗昌平“曾经推动了司法机关对具体贪腐高官的追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罗昌平利用其“大V”的影响力公开发表侮辱英烈的言论，这是最基本的事实；而某些人一上来就扯罗昌平“反腐”的“功绩”，这说明“南方系”至今还有着很强的迷惑性啊。
首先，罗昌平侮辱英烈的行径无关所谓的“言论自由”。搁现在有英烈保护法惩治他，搁以前笔者也是要撰文反驳、痛骂他的。
罗昌平侮辱的对象，是那些为了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在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从这一点来讲，罗昌平是人民之敌，而非人民之友。
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在媒体行业从业十多年的罗昌平，之所以发出侮辱英烈的言论，不是因为其“无知”，而是由其根深蒂固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决定的，他对于中国革命是抱着刻骨仇恨的。
而这样的人，多年来利用其媒体大V身份掌控着话语权，不知毒害、误导了多少“打工人”的子弟。
第二，罗昌平的表现绝非什么“太想出风头了”，观其以往的微博言论，绝对是一个惯犯，而且是“有组织”的惯犯。
多年以来，罗昌平就在微博上肆无忌惮地“侮辱”人民领袖毛主席，用“蛋炒饭”恶毒咒骂毛岸英烈士：
劣迹斑斑的罗昌平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安然无恙。此次罗昌平微博被“保护性”禁言到10月14日后，没有丝毫的惧意，反而跑到今日头条发了一条动态，大有“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嚣张：
而罗昌平的嚣张，自然有其嚣张的资本。
当年秦火火在网络上大肆造谣、兴风作浪，得到一众大V转发，其中便有罗昌平；造谣多了，秦火火就定期“自杀”、换马甲，这些大V继续转发。秦火火与一众大V之间形成了谣言“生产-销售”的关系网，其实生产谣言的秦火火不过是小喽啰，这些大V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出了事”却只有秦火火背锅。
我们难道不该奇怪，网络那么大，罗昌平们怎么就那么快就找到秦火火的新马甲？虽然，秦火火落网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这背后的关系网真的被清理干净了吗？
他的知名度是他以前工作的媒体平台给的，这些关系网实际上也是他在这些媒体平台工作时建立起来的。
罗昌平事件舆论发酵以后，有人挖出罗昌平前《财经》同事李廷桢2018年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罗昌平绝对控股的“法网传媒公司”在廊坊医院院长跳楼那件事情上，属于“榨尸油”，比吃“人血馒头”还要恶劣。李廷桢在文中写道，“公司做公号也是做生意，无从判断罗昌平公司这种稿件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背后另有希望主导舆论走向的金主。”这篇文章还中肯地指出：
这其实就牵扯到笔者今天要谈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罗昌平的“反腐”是“平台”行为还是“个人英雄主义”？罗昌平的“反腐”真的是为了社会正义吗？
罗昌平事件舆论发酵过程中，他的前记者同仁出来“现身说法”：
而罗昌平就是这样的“小地方的年轻人”。
1980年12月出生于湖南涟源的罗昌平，中专毕业以后进入湖南当地一家电力杂志工作；20岁时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开始“北漂”生涯；25岁就出任“NF报系”北上创办的《新京报》的深度报道部主编；29岁时又担任了胡舒立创办的《财经》杂志的副主编。可谓是少年得志。然而，罗昌平“北漂”之后到底经历过怎样的“西方培训”经历，我们根本无法从公开的报道中获悉。
按照百度百科的介绍，罗昌平做“调查记者”和媒体人的这些年，可谓“战果丰硕”，获奖无数，其中最有知名度的就属举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而据李廷桢的爆料：
这其实就解释了我们的一些疑问，仅以所谓“调查记者”的身份，罗昌平怎么就能搞到那么多翔实的举报材料？一则是利用其主编、副主编之类的身份，占据了其他同事的劳动成果，二则是“有人给媒体喂料”。
第二点不是李廷桢的文章讲的，但通过前些年的反腐，很多秘闻都是通过胡舒立新创办的《财新网》爆出来，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端倪。
说白了，罗昌平其实是充当了媒体“工具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而媒体平台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充当了“工具人”的角色。
如此，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NF报系”和某些媒体的反腐是要充当怎样的工具人角色。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腐败”现象是怎么来的。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不腐败的国家之一。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上则有工农群众“大民主”的有效监督。恰恰是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打破了这样的基础，才导致腐败不断滋生，弥漫到社会上上下下各个角落。
在私有制下，腐败现象几乎是必然要发生的，只是在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早已通过“政商旋转门”将腐败及利益输送“合规化”。
然而，中国毕竟是有社会主义传统的，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呼声很高，“NF报系”自然也就顺势而为，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大量的民心。媒体监督的正面作用首先应该肯定，但“NF报系”的反腐却又是别有用心的。过去很多年间，它们所有的反腐报道，最后的指向不是抨击私有化、抨击权力在市场环境下寻租的根源，而是单一地将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只反权力，不反资本”；在收获民心的同时，也在增加老百姓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
而更为恶劣的是，某些媒体把反腐败当作定向打击的工具。2009年8月，通钢改制风波发生之后，罗昌平在2009年第17期《财经》杂志推出了一篇调查报道《通钢改制之殇》。这篇报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的爆料，主要内容已经被各个媒体报道过；但是，对同样的事实《财经》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叙述和结论。
罗昌平的这篇报道将通钢改制说成是“个别恶性事件”，无视国企私有化过程中腐败大量存在的事实，声称“‘改制’并非突如其来，更非‘黑箱交易’”，“不仅始于2005年的整个通钢集团改制，一直有‘阳光改制’之称”，同时将网络上对通钢私有化的抨击说成是“大部分不是事实，小部分则有曲解”……
按照这篇报道的口径，通钢的工人骨干成了煽风点火、制造仇恨的坏人；私人老板反倒成了无辜受害者；通钢的困境全是由国企的低效造成的，最后导出一个结论“国企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
通钢事件早已经盖棺定论，相关腐败分子即便当时没有完全落马，天网恢恢，后来的几年间也相继落马了。
回过头来看，罗昌平在通钢事件的报道中的具体做法和价值立场还不明显吗？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例子，2019年12月18日，罗昌平拿着私人老板给的材料写了篇举报文章《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敛金术和多面孔》，最终导致史文清落马。
2010年10月-2015年7月，史文清担任了赣州的市委书记。赣州拥有全国30%以上的中重稀土储备、有着“稀土王国”之称，稀土滥采现象也十分猖獗，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一夜暴富的神话。史文清上任之后，奉命整治“赣州稀土私挖滥采现象”，可他却在整治过程行敲诈、索贿之事，给钱的就不整，不给钱或钱给的不够的就挨整，这是典型的“黑吃黑”。所以史文清调离赣州之后，赣州稀土私挖滥采依然猖獗。这样的史文清当然该被千刀万剐，然而，给罗昌平递材料的就一定是“好人”吗？早已经下海找食的罗昌平真的是“学雷锋做好事”吗？
根据这几天网络上当事人的爆料，罗昌平从《财经》离职后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多家公司实际上就是公关公司，包括现在的天椒法务集团，也是公关、中介性质，利用其以前在大媒体平台工作建立的媒体和律师关系，帮人打官司，私下勾兑，从中牟利。
“单飞”之后的罗昌平，其实依然充当着“工具人”的角色。不同的是，他在平台工作时是给一个阶级充当“工具人”；“单飞”后则是给这个阶级中的个体充当“工具人”。
这就是“罗昌平反腐”的主要真相。
而这样的罗昌平作出辱骂毛主席、侮辱英烈的行径也就不奇怪了，这是由他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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