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佛教政策图变

大陆佛教政策图变

纵观近来中国官员的讲话，都着力借佛教教义阐释中国政府“和谐世界”的观点，这无疑也是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的“软实力”建设中的应有之意。

寻找和谐世界的润滑剂

文 □ 记者 欧阳斌

4月21日，两位海峡两岸的高僧从广州西行，模仿唐代高僧玄奘，重走取经路。这同时也是中印友好年的最重要活动之一。

在这之前的４月１３日，台湾佛教界名人——星云大师同样跨海峡而来，在杭州参加了另一个更为盛大的活动——“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与来自大陆和全球各地的僧人面对面畅所欲言。

在海峡两岸正努力破解僵局之时，佛教这一一度被认为是“对现实世界歪曲认识”的宗教形式也开始参与其中，并得到了官方的鼎立支持。

联系中国大陆近来对达赖回归、中梵建交等一系列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开明态度，中国的佛教政策和宗教格局正在发生一次由官方主导的变化。

这一变化也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英国路透社在佛教论坛举办前半个月就已经开始进行报道，他们将这次论坛称作是“自1949年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宗教会议”。虽然1986年，北京曾经举办过“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议”，但那次会议的规格和影响力无法与由中国佛教界独创发起的世界佛教论坛相比。

官方超乎寻常的重视

中国官方显然对自己主办的这次论坛极为看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等高级官员亲自出席，并纷纷发表讲话，为论坛打气、定调。

论坛承办方之一的无锡市甚至投入6.4亿元人民币进行会场建设，并专门建设了一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全国最大的佛教讲堂。当地政府还建设了一个面积达15万多平方米的配套“国际休闲度假中心”。

这次论坛是在2004年，由两岸三地的8位佛教高僧联合倡议发起的。当记者询问其中一位发起人，本次论坛“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主题是如何确定时，他对记者表示发起倡议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但是主题确定的详细过程自己并不知晓。

在会议召开之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佛教可以在促进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新华社的报道还专门提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这个理论基本上也被看作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概括。

自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掌政之后，对内提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和谐”观念因此被认为是其执政的基本理论体系。而这次佛教论坛的主题也提出“和谐”概念，因此国外媒体普遍将这次论坛解读为，是为中国政府的“和谐”理论进行服务。

出席论坛的中共高级领导也在致词中鼓励佛教界为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多做贡献。

年仅17岁的十一世班禅也通过这次论坛第一次公开在国际场合露面。这也引起了港台媒体的关注，本次论坛的新闻发言人齐晓飞对媒体表示，他认为十一世班禅表现颇有“大活佛风范”，并说自己注意到班禅演讲之后，“赢得了长久而热烈的掌声”。不过一些境外媒体则在报道中称，十一世班禅在会场上显得有些“孤单”。

此前有消息称，藏传佛教的另一位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很有可能获中国政府邀请参加这次论坛。起因源自4月3日，大陆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引用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的话称：“只要达赖喇嘛明确表示他完全放弃争取西藏‘独立’，那么我们考虑让他访问中国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一讲话被认为是官方对达赖态度改善的一个信号，而近期可以提供达赖回国的最佳平台就是“世界佛教论坛”。一些海外媒体甚至进行了推演，认为如果官方邀请达赖参加论坛，是麻烦最小、收益最大的做法。

但是双方这种转暖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论坛举办期间，新闻发言人齐晓飞表示，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与论坛的“和谐”主题不相符，所以没有发出邀请。

爱国宗教

尽管官方对于这次论坛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期盼，但是仍然非常注意保持论坛的民间性质。论坛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前者是爱国宗教团体，后者的会长及副会长都由中国宗教局局长、副局长兼任。在整个论坛中，只有刘延东以中共统战部长身份出席，其他官员都以民间身份出席。

在这次论坛之前，佛教协会曾经在无锡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准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在这次准备会上特别强调全国佛教界必须“守纪律、顾大局”，“树立全国佛教一盘棋的思想，不允许佛教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影响‘世界佛教论坛’。”

这位佛教界高僧还讲到佛教界要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两面旗帜，他说只有坚持这两面旗帜，佛教论坛才能办好，佛教事业才能兴旺。

“政府举办佛教论坛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风险，”一位不愿具名的宗教研究者说，“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就坚持一个原则——和政府合作，西晋的和尚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不利’，所以他们一直都有爱国传统，而且佛教与中国文化关联很深，基本上不存在‘被国际势力利用’的问题。”

早在1995年，大陆佛教界就最先开展了反对法轮功的活动，2001年中国佛教协会更是发表公开信，在全国佛教界开展揭批运动。这些做法都曾得到大陆宗教官员公开的肯定和赞许。

据中国佛教协会公布的数字，在1993年到2003年期间，全国汉传佛教受戒人数就达29000人，平均每年2900人，全国佛教寺院基建投资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佛教界自己估计，目前拥有和尚、尼姑以及信众2到3亿人。

因为政府投入力度大，在宗教界圈内，佛教被看成是最为富裕的一派。

记者也曾经在佛教界刊物上多次看到中央领导人到佛教寺庙进行视察的报道，一位中央领导甚至在视察中要求中国佛教界也要培养出大陆自己的“觉光大师”，并向寺院捐赠2万元。

“历史上西藏、蒙古纳入中国版图，佛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佛教界一位高层僧人对《凤凰周刊》说，“中国这么庞大、复杂的国家要凝聚在一起，当然需要共同的理念。佛教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理论便是借用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以对于佛教，我想当今领导人也是乐观其成的。”

作为传统文化的佛教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途经白云观，就想去一游，旁边的工作人员不解，毛泽东解释说：“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

此后，把宗教视为文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本质观”。在此次佛教论坛召开之前，贾庆林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陆佛教界也非常愿意强调自己与中国文化的深刻渊源。“佛教就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一位担任重要职务的僧人纠正记者所说的“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的说法。

“把宗教向文化方向而非信仰方向解读，是党的宗教政策的一大特色。”一位研究者说，“这样不仅把信仰冲突降低到最小，而且使统战工作更容易开展。佛教可以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2003年2月，大陆将陕西法门寺佛舍利运抵台湾进行巡回供奉，台湾10万多信众沿途跪拜，景象颇为壮观。

佛指舍利自1987年在陕西被发现之后，在大陆也仅仅公开展示过一次。1994年，应泰国国王和泰国僧王的联合请求，佛指舍利曾赴泰国供奉一次，此外再也没有向世人展出过。

2001年，台湾星云大师开始向大陆提出恭请舍利赴台供奉之后，大陆一直谨慎处理，两年后，据称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批准才最终成行。大陆虽然定下了“民间性、宗教性”的基调，但是台湾媒体还是由此感慨大陆“对台政策越来越灵活，统战手法越来越娴熟”。

因为在2002年，台湾开始推行中小学台语教学、在大学删减或取消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北京方面将这些台湾当局出台的政策都视为“文化台独”的举措。

而佛指舍利赴台正好可以打破这种困窘，一下子拉近了两岸民间情感。而且，大陆让一度支持陈水扁的星云大师出面主持，也显示出了摒弃前嫌的灵活。

2004年，中央再次决定将佛指舍利运赴香港供奉，此举被本港媒体称作是中央送给香港的“精神大礼”，佛舍利在港供奉10日，瞻礼高达100万人次以上，而香港总共不过600多万人口。

而在此次供奉之前，香港刚刚经历了基本法23条的争论，“七一大游行”等事件，香港民众对大陆的心态已经变得非常微妙。

事实上，作为传统文化的佛教，不仅可以起到连接两岸三地的情感纽带作用，还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由中国佛教协会创办的一份刊物中，曾经刊登过一位学者写给佛协副会长圣辉的信件，信中称自己在地方上调查的时候发现太原有教堂100多座，而寺庙只有19座；新疆乌鲁木齐只有寺庙两座，南疆汉人最多的阿克苏地区没有一座寺庙；温州新教教徒58万，天主教徒11万，而佛教徒不到7万。

这位热心的学者很担忧地在信中表示，“目前开始已露端倪的我国宗教发展严重失衡趋势，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失衡的问题。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可能影响稳定的隐患，对佛教而言也是必须引起警惕的现象。”

近几年来，天主教、基督教在大陆发展得非常迅速，一些佛教界人士经过调查曾经写过一个调查报告，认为原因之一就在于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寺庙没有及时恢复，所以在人民宗教信仰需求重新恢复的时候，佛教没有能够及时填补。特别是最近大陆出现了“文化基督徒现象”，即不少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他们在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基督教信仰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这种现象在知识界还曾引起过小小的讨论。

一位研究者说：“佛教如果能有良好的发展，对这些现象能起到平衡作用。”但是现在来看，官方对佛教的期许也许远远高于这个目标。

目前世界佛教三大流派中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主体都在中国，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3亿佛教徒中，有1亿人生活在中国。大陆佛教界一直自称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此次佛教论坛虽是第一届，但几乎云集了世界上佛教界最为顶级的人物，显示出了大陆佛教界的号召力。

纵观此次佛教论坛期间中国官员的讲话，都着力借佛教教义阐释中国政府“和谐世界”的观点，这无疑也是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的“软实力”建设中的应有之意。

宗教政策调整

不仅仅是佛教，中国的整个宗教政策都在慢慢调整中。

1989年，东欧巨变。在这个过程中，宗教，特别是组织性强的天主教被认为发挥了关键作用。苏东剧变同样对中国宗教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回暖不到10年的宗教环境再次变得微妙。

记者曾经在一份宗教界纪念文集中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写到，自从1989年风波之后，大陆宗教界明显开始感受到了“防范，扣紧的苗头”。而当时宗教界最为紧迫的理论工作之一，便是论证大陆宗教组织的爱国性质以及由此可以在抵御“帝国主义势力”渗透中国的工作中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类似的情况在2004年也出现过，在中亚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之后，大陆的宗教界再次集中精力论证如何能够抵御“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

1990年，中央文件中开始不断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话语。1993年，江泽民提出完整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标志着中共领导人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两代中共领导人心目中“信教”与“不信教”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基点，形成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宗教政策理念，也是在经历苏东剧变之后大陆宗教政策的一次明显更新。

“这说明官方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冷战式和平相处转变为主动利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宗教界人士说，“以前的政策谨慎而且被动，现在的做法则主动，也更加圆熟。”

信仰与实利的博弈

2005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逝世，中国政府公开表示哀悼，并对其做出了一些正面的评价，被香港媒体称为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55年来第一次对梵蒂冈正式传达友善信号。当时全国所有原本拒绝承认梵蒂冈的地上教会都公开为教皇举行了弥撒。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达赖身上。自2002年开始，流亡海外50多年的达赖与大陆官方建立起了联系。双方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已经多次举行会谈，同时大陆对于达赖的批判性言论也较以前大大降温。

今年4月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前，达赖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要求海外流亡藏人不要在胡锦涛访问期间进行示威抗议，以免给胡造成不便。

达赖释放出如此罕见的友善信号，为双方的关系进展提供了更多的猜测依据。此前，几乎每逢大陆领导人出访，流亡藏人都是在现场进行抗议示威的主要力量。

一方面，在达赖喇嘛、中梵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官方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官方也在不断寻找更为有效的宗教管理方式。

上个世纪最后10年，法轮功在大陆异军突起，成为重大社会现象。国内学者康晓光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法轮功之所以能够迅速俘获人心，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陆“没有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传统早被我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失去了提供合法性的能力。”

这种论断随后也成为国内学界对文革后宗教在大陆兴盛的一种主要解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大陆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达4500万，而信教人口达2亿，每年新增300万，其拥有的社会实力不容小视，甚至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直接关系到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等复杂问题。

面对新的挑战，官方一直在积极寻求有效的管控手段。尤其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掌政之后，不断提出涉及人心理想和道德问题的号召、“工程”，并试图重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重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近几年，南方的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在寺院内部设立办公室，由宗教部门官员兼任佛教协会秘书长等方式，这些方法在宗教界引起广泛的讨论，不断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会“损害人民政府的光辉形象”。甚至宗教界至今仍在对1991年提出的“依法对宗教进行管理”原则进行讨论。一些回忆文章称，当时这条原则提出时，就曾遭到宗教界知名人士的强烈反对，双方几经讨论，最后在官方的坚持下将其写入了宗教政策之中。

“现在的趋势来看，既会更宽松，也会更加收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说，“一方面国家可能会给各种被认可的宗教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关的管理条例和管理措施也会因此而收紧。”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14期（总2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