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中国左派担负了一项特殊的、在社会历史上无先例的任务。这就是一个拥有几千年专1制1制度、民众缺乏基本的民主观念、经受过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里找到一条适合无产阶级重新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策略。由于缺乏个人权利观而造成的障碍相比来说是次要的，日益高涨的群体性事件和文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已使群众在很多方面冲破专1制1制度的锁链。斗争的主要困难在于：革命的无产阶级如何能使自己通过付出巨大牺牲而获得的政权不至于在反动势力的反扑下再次遭到复辟，如何避免重蹈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悲剧。

“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是让每一个权贵都有权决定下属的命运，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置于上司的掌握之中”可见张宏良已将这场掠夺式改革的本质看得清晰透彻。他满怀对劳动人民在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悲惨境地的同情和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仇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就对待这场所谓改革的认识问题上，我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他和所有的具有起码良心的人一样，都在致力于如何让这个颠倒了二十八年的世界重新颠倒回来。

但是，空有革命的热情和信仰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不能保障革命的成功。越是在反动势力猖獗之时，越要保持清醒冷静的思维，越是不能被单纯的狂热冲昏了头脑。要避免失败的重演，只有理性的去寻找失败的原因，而非单纯的仇恨。即使革命成功，想要保证革命的成果，也必须要有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和防止复辟的完善制度。

张宏良在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也就是如何在革命中及革命后对待敌对阶级以及如何防止复辟悲剧重演的问题。其实，列宁早在1917年，既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在他的《国家与革命》里就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到“相对来说，这（既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件很容易的、很简单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血要少得多，人类为次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 但是，现实似乎远比革命导师们预想的要困难的多：中国在一九六四年就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随后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挽救中国的复辟悲剧。在苏联，1917年的革命在仅仅过了七十三年，红色的宣言就被白色的恐怖所替代。

是我们的革命导师预想的太过简单，是敌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凶残可怕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恰恰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在这个前提下，保障革命的政权并不困难，这个前提马克思早在1871年就提出过，并在巴黎公社的革命中实行过，既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注意，以往我们都只注重专政，而忽视了民主。这个民主当然不是对被统治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内部的民主。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革命者手中，而要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精神。在具体策略上，一般表现为：直接普选权、随时撤换权和绝对的公开监督权。这与列宁所说的“放弃制度的建设，依靠少数优秀者是行不通的”相一致，既以一个制度而非个人的形式加以确定，并以每个公民真实享有的人民权来保障。

于此恰恰相反，张宏良似乎低估了这一点，他从不相信亿万群众朝气蓬勃的创造力和完善的制度的作用。在他的文章里，他将复辟后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地全部归因于革命没有足够的血腥，没有给反动势力造成足够的恐惧感。他将暴力和血腥作为防止复辟的主要手段，把暴力失衡解读为革命政权没有长期稳定的原因。在他看来，只要坚决的进行“肉体消灭式”的镇压，革命的政权就可以高枕无忧，再也不用担心反革命阶级的反扑了。因此，在他的文章中，他坚信：“正是有残酷的阶级镇压，造成了反动派巨大的历史恐惧感，让他们的后代和亲属也遭受同样甚至更惨烈的下场，通过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在国内建立起非暴力的斗争秩序：民主和法制”。

毫无疑问，强烈的恐怖和血腥一般来说是革命过程中所必须的，革命阶级必须以暴力方式打破旧的国家机制。而在此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要对一些反革命阶级给予必要的恐怖。但是关于血腥的目的及其更准确的性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布朗基主义者的极端的革命恐怖主义者的具体革命任务是随机而定的，正如他们决定去刺杀谁一样。他们的目的在于报复统治阶级，所以他们不必考虑手段问题。暗杀、阴谋…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都可以运用。但是革命者必须明确，革命是场政治运动而非报复运动。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旧的统治而建立新的统治而非单纯的杀戮。革命者所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制度并以它来保障政权的稳固，绝非布朗基主义者的暗杀行动。

在此，必须注意，这种革命过程中的恐怖仅仅是为了保证革命成功而在特殊时期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它绝非意味着对革命所要推翻的那个阶级的任意的肆杀。恐怖的目的在于将被革命阶级以一个阶级的形式从统治的位置上推翻下来，绝非将其在肉体上个个消灭。美国的独立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没有给统治阶级大规模的清算和屠杀。过度的血腥和杀戮不仅不能保障革命的成功及革命政权的稳固，相反只能树敌过多，使本心不反对革命的人也被迫反对革命。尤其对于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除必要的血腥外，举政应以安定祥和为主，最大限度的安定人心，发展生产，完善制度，保证稳定。

张宏良为了证明他关于暴力的正确性，他在文章中特别引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克伦威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庀尔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来作为依据。但他却恰恰忽略了，他所举的这些例证本身却是在反对他的命题。克伦威尔因为血腥无度，引来各个阶级的强烈反对，不但没有能够保障政权的稳定，相反成了反革命阶级的口号，在他一死政权立刻就被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最后还是以“光荣革命”的非血腥方式得以解决。法国的罗伯斯庀尔的恐怖政策将他自己、连同革命雅各宾政权送上了断头台，恩格斯在评价他时特别提醒到：“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变成了一种保护自己和维持政权的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很荒谬的东西”。而列宁则本身就是一个反对无故血腥，重视政权本身制度建设的革命者。“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称之为专政，不是因为他要将被革命阶级统统杀光，而是将其变成被统治阶级。试想，如何被被统治阶级被全部杀光，无产阶级还如何专政，又专谁的政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极端恐怖主义思想的特征和危害，但这种思想不仅导致了他对革命后复辟的认识，也导致了他对中国农民缺乏革命精神原因的错误认识。在他看来，“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是中国老百姓与西方国家老百姓对社会变革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正是由于在革命过程中没有给反革命阶级以足够的暴力，使得暴力在分配上失衡，导致中国百姓麻木不仁，安于现状，不敢抗争。乍一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农民阶级之所以不敢反抗，不仅是因为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及封建宗法思想的毒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恰恰在于只崇尚暴力，只图报复，从而忽略了革命的建设性，使得农民战争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的报复运动而非革命运动。而报复运动除了给农民阶级在心理上暂时的慰籍之外，什么也不能提供。相反，由于革命只崇尚暴力忽视制度，使得革命果实很快就会被地主阶级窃取，而且由于缺乏政权的保障，农民阶级只有继续忍受反革命的加倍的清算和血腥。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没有为这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正是因为农民起义是对旧制度的一次大修和保养，而不是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因此，认为极端恐怖政策可以一劳永逸的预先加以预定，认为通过血腥就可以使革命政权一劳永逸地不受反动阶级的反扑、使广大劳动人民免受复辟的苦的想法，完全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幻想。既然威胁它的暗礁不是从少数几个反革命阴谋家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那么依靠单纯的恐怖就想预先防止复辟就不可能做到。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在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想通过恐怖来禁止反革命的反扑，就更加另人奇怪了。企图通过这种手段来防止复辟及复辟后的清算，事实上受害的不是反革命势力，而是革命政权本身。因为这一企图阻碍了维持政权稳定健康的的制度保障，削弱了革命政权的群众基础，削弱了在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中的抵抗能力，也就是用手段反对目的。

必须看出，张宏良在次篇文章中的关于极端恐怖主义并不是只是他个人的观点，而且代表了相当大一批在复辟中受尽苦难的劳动人民的想法。他们没有对失败进行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没有去探索防止悲剧重蹈的路径，而将一切错误和失败都归结于少数的阴谋家。其实，阴谋家并不重要，这不是少数人的疏忽、叛变和罪孽，而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产物。我们所思考的不应该是如何去报复、不应该是如何去具体的辨别谁是阴谋家、谁是革命者。因为这一切都不现实。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依靠和发挥最广大人民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和制度的强硬的约束力，以此防止少数阴谋家有可能在革命政权登上政治的舞台。 反对政权的人总是会有的，解决的最好途径是让他没有推翻政权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