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茅于轼和张维迎等“主流”大肆鼓吹私企的社会责任，如房子价可以卖高点，因有人愿出和出得起高价，再由售房的房产老板赚了钱去想办法安排贫房者，学费也如此。说穿了就是要私营的经济实体取代国家政府职能去安排社会。
其实由经济实体取代国家政府职能安排社会早就有过，我国不是早批过“大而全“和小而全”吗？那就是国营经济实体取代国家政府职能安排社会的大量出现过的实例。这也是邓小平发展乡镇企业搞垮大中型国企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国有企业被整崩溃的根本原因是以愚昧的小农为基础的官僚专制集团，以及其相应的文化，伪自由主义，不愿和反对以大经济为基础的国企力量上升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总而言之任何经济力量一旦上升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有可能威胁到官僚专制集团的统治能力或取代官僚专制集团统治效能时，官僚专制集团都以种种借口打击这种势力。有了大型的国企集团，我国搞社会主义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很简单，让大型国企集团的代表选举国家领导人就行了。这本是很现实成本很小的民主之路。茅于轼和张维迎等“主流”不识时务，现在跑来鼓吹私企的社会责任，鼓吹私营的经济实体取代国家政府职能去安排社会。这些“主流“愚昧得连这种事情早就有过浑然不知，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官僚专制集团能因这个原因而采取手段对付国企，同样也会因这个原因而采取手段对付私企，只不过现在私企并未上升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而已。一旦私企上升到了想要行使社会职能的能力一样完蛋。换句话说就是官僚专制集团就是因不能很好的控制国企，相比之下私企更容易控制，才决定抑国企，扬私企的。真正私企走到想代理行使国家职能那一步也玩完了。其实国企有什么不好搞，有什么搞不好的，无非是管理权，产权交不交工人自治的民主管委会的问题。如国企有工人自治的民主管委会，他们肯定会自己想得到办法的。不管国企还是私企，本质上都要求以经济秩序，经济运行的规律来替代权力（官权）秩序和权力（官权）发展的规律。因权力（官权）秩序和权力（官权）发展的规律就是以维护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说国企效益不好都是假话，一个经济实体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效益当然会好些，但社会效益不要了的社会是没有的，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要讲社会效益的。只不过经济实体和国家分担社会效益的观点要明确，关系要理顺。我认为我国78年后的改革本应由大企业代表通过民主方式直接管理国家，根本用不着乱找乡镇企业，私企等发展之路。
“主流“曾说“国有资产是封建统治集团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样荒唐愚昧的话就代表了伪自由主义的水平。好像私有制必然是民主制。真叫人人笑掉大牙的无知愚昧，还用举例来反驳吗？“所谓的国有资产，在事实上跟99.9999999％的中国民众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的”，这话说得更透澈一点就是，“其实一个国家99.99999999...%在事实上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或”中国99.9999999％和中国民众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的“。官僚集团控制国企，国企就不是国企工人的了，官僚集团控制了国家，国家就不是人民的了。这样国企归就该归厂长，那么也是这样国家就该归国家领导人了？这一逻辑本质上就无非是讲专权强暴是合法的。这一延伸翻译，就把伪自由主义之反动，反人民，与人民为敌看得出来了。也就是这理由使”主流“说服邓小平搞垮了国企。现在”主流“图穷匕首见，拿出”私有资产是民主的经济基础“的理论来篡夺国家政权，难到公有经济基础就搞不成民主？
邓小平发展乡镇企业搞垮大型国企的本质是因大型国企已从一个经济实体转为政治实体（公有），成了妨碍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堡垒。“主流“由反对国营经济实体取代国家政府职能安排社会到鼓吹私营经济实体取代国家政府职能安排社会，其间衷曲，我们不难看出，无非就是想打垮社会主义而全方位的实现资本主义。最后，我补充一句，毁国企发展乡企即后来的私企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害人，浪费资源，正经的路是直接实施国企和国家的民主管理。
注：这篇文是很早写的现在修改的。
再谈一个改革失误（为“小而全”，“大而全”平反昭雪“）
一系列的事故使人不得不反思以前的改革。拿煤炭来说，当初撤消煤炭工业部，一是要解放生产力，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以便多出煤；二是与国际接轨，成立国土资源部。现在看来，此举措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煤炭部撤消以后，许多权利都下放给地方政府，结果造成私挖乱采、官员腐败；煤炭产量高了，但资源浪费和矿难现象却成数倍增长。监督安全生产，“罚得矿主倾家荡产”……不过都是权宜之计，治标治不了本。当前最要紧的是要检讨并收回许多已经下放的权利，取消煤炭工业部是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但在撤消煤炭工业部后，不能立即把煤炭生产交给无实力的地方政府来控制，煤炭生产应组建几个煤炭大企业集团来控制。从经济发展本身来讲，由几个煤炭大企业集团来控制更合理,地方则可由对大企业集团的参股来参于管理。私营特别是小私人矿主，没技术安全环保的控制实力，一门心思追逐利润，捞够了就走，如何负责？地方官员也围着私人矿主赚钱而动，或因GDP，或因参股分赃寻租捞钱，或因无水平而放松检验尺度。若搞几个大的煤碳集团，由它们来统率全国的煤碳企业，肯定管理水平会大为提高。就拿生产计术，安全，环保，卫检，质检等许可证的发放能力来讲，地方永远不可能达到其相应，应有的能力，水平，至少永远也不可能有相应的设备。一个县或中级市有各种门类的企业，一个小的地方政府永远不可能建立好这么门类齐全的技术，安全,环保等检验手段的。在这些地区建企业，立项没准确的评估，建成后出问题无能力解决，最终日积月累出大问题。实际上，这些职能本就该大企业集团来执行的。就是说生产计术，安全，环保许可证的发放最终审定权应在大企业手中。
从改革二十多年，一系列的事故，问题来看，行业，行业大企业集团的优势，其行政能力不可能被地方行政所取代。从长远来看，国家或地方政府垄断行政许可权将后患无穷。围绕地方生产计术，安全，环保许可证的发放的贪污腐败寻租亦可因大企业集团的技术集中管理而减轻，而且大企业集团承担责任事故的能力也要强些，也有利于行政能力的竞争。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怀念社会主义公有制？大企业集团行政能力的优势不可被取代就是其中原因之一。初搞改革开放时就应围绕大企业集团搞策划，而不是围绕地方政府搞策划。当时地方政府什么也没有，就知一窝蜂地乱上。而大企业集团基础雄厚，就能较好地把握住有序的发展。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就是这帮地方势力，小农经济，手工业者，乡镇企业的代言人，而做为大企业集团的代言人则成了非主流，长期受到压抑。主流经济学家只懂人的原始性，不懂人的社会性，只知工业的竞争性，不知工业的协调性，只能鼓吹原始竞争，原始积累，原始创业。现在，这二十多年改革可恼的事，主流经济学家把原有的大企业不是加以利用而是搞烂之后，又鼓吹由地方或私人重搞大企业集团，但由于底气不足，大都成了资本运营的魔术家。
我一直在想“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即“小而全”，“大而全”的问题。实际上企业办社会是经济势力发展为政治势力进而取代旧的政治势力的结果。正确的对策是政府应相应削减其功能，由大企业集团取代地方的部份行政能力。大企业集团的发展必然根据它们的利益来参于乃至决定政府的行为。如果一个大企业集团一旦发展到可以影响政府的行为，就被斥之为“小而全”，大而全“，那么企业怎么做大，经济怎么发展呢？能不能，当初的改革多考虑点以企业集团取代地方行政的功能？至少应赋于企业集团相应的行政权力。我国一直搞的是以地方条块来分割行政能力，而我认为随着企业的发达，应视情况并举以企业条快（行业）来分割地方的行政能力。要取消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必须形成中央，大企业集团，地方政府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决策机制,对行政审批的竞争局面。行政审批的竞争是打破行政垄断的唯一手段。如山西可组建三个大的煤炭集团参与省政府工作，经济决策，生产许可的认证，审批，乃至参与省及以下政府的人事任命等。又如重庆大渡口区就是个重钢，应由重钢来决定大渡口区的人事安排。大企业集团影响政府是必然趋势，大企业集团的能力，大工业要求的协调合理性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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