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上中学时，自己发明了一项原理。叫做“进行不到底原理”。大概的意识就是，一般情况下，很多事情都很难进行到底，特别是主观性的事情。因为在朝向设定的目标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太多来自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干扰。
比如，一颗种子，从发芽到长成大树，因为受到太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很难真正完整的成长为一棵完美的大树。不信你到森林里去看那里的树，无不是奇形怪状，千姿百态，这千姿百态，并不是种子里包含的信息展开后所要实现的样子，那些树没有任何两棵是相同的，尽管他们种子里的基因没什么差别。有的树甚至在成长过成中就被风吹断了，人挖掉了。外界的干扰因素使这些相同的种子长出不同的树，使他们按照基因展开的过程进行不到底。
很多社会改革也是这样，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目的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的都有。比如，苏联改革在设计时，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标准，是要建成一个人道的民主的开放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是改革的结果却是自身的解体和经济的衰退。因为，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时，没有想到美国人为他下了圈套，本国有很多人积极参与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建设什么人道的民主的开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改革中谋求自身最大的利益，打的旗帜与他一样，努力的方向却与他相反。是这些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因素使他的改革进行不到底。
中国的改革，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经济，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之初，党务实地把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定性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当时我国的经济水平和人的文化素质、政治觉悟来看，这个定性是准确的，或者还有点超前的，因为我国除了生产关系是公有制外，其他的一切基本上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而社会主义社会与它的区别在于，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本质上讲，中国的改革，从生产力的发展角度，是一种进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是一种战略退却，目的是要适应当前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从后来党章和宪法的修改中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先是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改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后来又改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改成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改成了人民民主专政，公有制经济制度改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这是党为了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采取的策略。
现在的问题是，跟苏联当时的情况有点相似，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后退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过程。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上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大量涌现，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有经济界的新自由主义，有主张西方人权民主自由的思潮，有沉渣泛起的封建主义思想余孽，很多不健康的东西风靡社会，甚至还有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分化破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围堵。这些都是使我们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行不到底的干扰因素。
邓小平同志为了要让党和政府，让全国的干部群众清楚改革的来龙去脉，牢牢记住改革的目的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里明确地做了规定。党章和宪法里面都有相同的内容。党的基本路线说：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这个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上了大学后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能创造和消灭的，但规律是可以认识和运用的。规律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规律本身虽然不能创造和消灭，但规律发生的条件是可以创造和消灭的。
我一直担心我自己发明的“进行不到底原理”有一天发生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上，我们的改革发生“异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出否定自身的异己力量，改革的方向被这种异己力量所左右。如果我们的改革事业进行不到底，或者说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那后果将会是多么严重啊，尤其对于改革事业的推动力量：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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