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二十三）： "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理论的局限
--读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二）
岁月之书2006年6月2日星期五23:43
冲击回应理论就象物理学里面的牛顿定律，虽然不可能被彻底推翻，但它却有一个适用的范围，那些不太适用挑战回应理论的地方，或者说也应该同时适用传统中国理论的地方，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天平天国是一场"内患"，而不是一场"近代化"运动，中国相对于日本对西方的挑战回应比较慢是因为"内忧"比"外患"事务更紧急一些。（这与教科书中把洪秀全当作革命领袖恰恰相反，他认为天国是一种人口、经济压力下的动乱；最近学者其实大多认为天国是邪教运动，包括由中宣部组织的一些书籍中也开始负面评价太平天国。）
(2)同治中兴更主要是恢复战乱后的农业经济，对"经济增长"这种概念无法理解；自强运动主要是国家安全保障。
(3)洋务派在近代化过程之中调和的方式是：a、"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儒家传统；b、类似于当初接受佛教时出现的"老子化胡说"，认为西学源于墨子；c、提出"富国强兵"的法家口号。这都是一些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4)另外一些著名时评家和思想家这样认为：a、王韬认为如果孔子出现在"当代"，一定是个支持向西方学习（近代化）的改革家；b、康有为更是弄出了个孔子改制考。都从正面肯定儒学支持改革。
(5)自强运动的"梦想中国"直到甲午战争被打碎之后，才发动了最后一次由高层自上而下的"百日维新"运动，改革内容却不超过原来王韬和郑观应的理论思想。
以上种种"挑战回应"都离不开中国传统理论的解释，不能纯粹适用"挑战回应"，或者换一种更恰当的说法是：这些改革措施不单单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也是对各种内部挑战的回应--无论这种回应在表现形式上，是否存在一些接受或拒绝西方的因素。正如研究者在日本明治维新活动中所发现的那样，"攘夷"这个口号仅仅是内政斗争的武器，提出这个口号的阶层不但无意排斥"夷人"，而且非常愿意学习西方的东西。中国的近代大概如此。
如果中国近代社会真正的中心活动是对西方挑战进行回应，那么，首先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然后这个政治中心的主要议题应该是：a、中国如何才能强盛？b、学习西方可以到何种程度？c、如何可以既强盛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而近代中国的改革是完全失败的，这表现在1895年败于日本，1898年败于"顽固派"等等，这说明中国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强力政权，仅仅"挑战回应"西方，不足以解释近代中国，还应该有"挑战回应""中方"的因素。
实际上一个社会很难形成强力的政治中心（形成这样的政治中心，也未必是草民之福），近代晚清民国更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中心，曾国藩把加强自己的势力伪装成忠君保教（儒教），李鸿章口头上大讲自强"国家"，暗地里大力"自强"自我，与其说他们发起的运动是回应西方挑战，还不如说他们的这些运动是回应国内各种政治角色的挑战，至少，两者是同等地位的。
另外，在反对改革的那些人中，很多人也主要是"个人利益"、"个人政治"的考虑，比如反对戊戌变法的人中，很多不是害怕变法的后果，而是担心"康有为"的变法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和政治地位，光绪这位志大才疏的皇帝突击提拔了太多的年轻干部。再比如平民对改革的反对，也不是对学习西方的反感恐惧，而是改革的成本过多的压在了农民和城市平民身上，而改革的收益却仅仅在少数上层人士的手中，因而最终会有群众性反改革的义和团运动。（我靠，我越写越害怕，好像不是在写100多年前的事情，而是在写盛世的今天，我原本可真是纯粹的考虑历史，没有丝毫"以古寓今"的意思，呵呵）
在其它被看作是对西方回应的的系列事件中，比如清流派的清议，表现为好战，激烈反对对外 "软弱" 的政策，但清议不仅是一种思想工具也是一种良好的政治工具，有利于清议者自身的晋级，也有利于皇帝控制主持外务的大臣。清流派别中有些民生派站在义和团一边完全反对西方，也有些主张学习西方搞"洋务"（张之洞是典型代表），还有一些主张学习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文化，总之，这个派别各有自己的政治和利益主张，不纯粹是"排外"。
排外的另一个例子是此起彼伏的教案，固然教士与士绅民众多存在文化、利益上的矛盾，但在政府、民众、教会这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部博弈，政府意图引导民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外部，祸水外流，而民众中暗藏有"秘密团体"意图挑起中外争端，以消灭这个可恶的政权，具体情形，不一而足。
我个人原本欣赏挑战回应的理论模型，经过柯文这么一掺和，在外部斗争之上，又弄进一个内部斗争因素，好像更符合我的口味了，我很久以来就是一位信奉"竞争论"、否定"进化论"的"小人"物，人性是自私的，"挑战回应"是永恒的（在我的词典里，挑战回应和斗争是"约等于"的关系，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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