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巨人

谁是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巨人

　　谁是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巨人﹖我们不妨将中国历史上的巨人们加以比较。

　　秦始皇的功绩是统一了六国。但从当时秦国的强势地位来看﹐即使没有他﹐秦统一天下也不可避免。秦始皇年轻气盛﹐统一中国的速度过快﹐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结果在他死后不久﹐秦王朝很快崩溃瓦解。

　　唐太宗被称为千古第一名君。但从隋末群雄逐鹿的情况看﹐如果没有唐太宗这个人﹐群雄中窦建德建立的夏朝肯定一统天下。窦建德当了皇帝必定是位比唐太宗更关心百姓疾苦的明君﹐从他死后200多年广大老百姓仍然深情怀念他就可以断定这一点。

　　康熙帝统一中国有功﹐尤其是对今天中国的广大疆域功不可没﹐但他却扼杀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因此他可谓功过参半的人物。电视剧<康熙大帝>说什么如果希望康熙再活500年﹐似乎他可以带领中国抵挡西方的入侵﹐殊不知他正是导致中国落伍的祸首。

　　孙中山被许多人推崇为国父。但他是位理想主义者﹐长期生活在美国﹐不懂中国国情。他认为中国黑暗的君主专制﹐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但是他不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必须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西方民主议会制政府的特点﹐恰恰是中央政府权力较弱﹐难以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有效的统治。看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当时对中国来说﹐比较适合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而不是民主共和制﹐而清政府也正准备实施君主立宪。如果保留清政府﹐利用满蒙王公的联系﹐有利于维系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由于清王朝过早被推翻﹐使庞大的中国由于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而陷入一片混战之中﹐外蒙古的王公贵族乘机宣告独立。中国丢失外蒙古﹐实肇始于清王朝的灭亡。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无疑是毛泽东。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主要军事强国之一。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几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75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与英法不相上下﹐1980年更接近西德的规模(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三。

　　目前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是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生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派兵登陆﹐将日本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到1949年时﹐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干在1947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书)。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经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五十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工业强国。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各国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高速发展不是停顿了吗!而中国却仍在迅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的资金。西化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带来的利润享受美好生活。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亿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人民即将从积累转向消费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毕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二三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和gcd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真正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是工农业总产量。这方面中国要领先于日本和所有的西欧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没有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近代发展最快的日本﹐德国和苏联﹐这两国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民族﹐客观了造成了德意志和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我敢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许多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盲目攻击毛泽东﹐gcd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和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秃顶白胡子的老大爷)。本来香港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什么文化和才干的歌星成了内地众多少女敬慕的物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激昂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世上还会有哪个国家把中国放在眼里呢?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问一下自己的亲戚朋友﹐谁家有人在大跃进中饿死。我所在的单位有几千号人﹐来自天南海北的都有﹐但我没听说任何一家有亲戚死于大跃进。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附: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谎言,是一个不遵证据,全凭推算的谎言,--饿死近四千万是什么概念?稍有点文化的人都可以算一下,按当时中国人口总数计算,每十六七个人就有一人饿死!果真是如此吗?按上海大学金辉的公式: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增减值＝非正常死亡值,因為60,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万,所以金氏推导出:
新生的活人-正常死亡人口+死人總數=非正常死亡值.也就是說,活人+死人=死人,
这个推导公式是这样的产生的,先设59年人口总数是A,61年底人口总数是B,B=A-1348万.
再设60,61年人口新出生总数是X,正常死亡人口总数是Y,设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是Z,
那么:A+X-Y-Z=B.
即59年底的人口总数+两年新生人口总数-正常死亡人口总数-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６１年底的人口总数．
而B=A-1348万．由此我们得到这个公式：
Ａ+X-Y-Z=A-1348万
两边Ａ销掉，即X-Y-Z=-1348万，
即：X-Y-Z+1348万=0
即：Z=X-Y＋1348万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里边的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在59-62年间官方并没有进行过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六十年代时间前后只在53,64,82有过三次人口普查,因为那三年前后没有人口普查，所以这些推算家伙的数据都来自千分之一抽样或者建模估计，所以这是个争辩就是建立在"估算之估算"的基础上,没有一点真实的证据.而这些"估算"近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 美国汉学家B. Ashton等人1984年的估算，约2947万；
- 美国人口学会主席A. J. Coale在1984年的估算，2700万；
- 西安交通大学蒋正华教授1986年的估算，约1800万；
- 彭西泽(X. Peng)1987年的估算，2300万；
-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先生，1998年对Coale结果的改进估算，约2200万。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GCD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由此有个问题要提出来,未出生或延期出生的是不是被"估算家"们也列入了死亡人口?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金辉也没有提出所谓3755万这一数据,金师爷又伪造数据了?
另外,我们发现一个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估算的数值也在增长,这里边不排除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也不排除有其他政治动机的可能.这些"估算"的依据仍然是"估算".
而金辉甚至提出三年灾害时期是"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谎言.
兹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所记载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绍：
1959年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个时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50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50余年来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可见,金辉又说谎了,其背后的目的不得而知.

海外一些被网友们称之为"汉奸论坛"的政治论坛，这个打着“理性”的旗号由版主集团躲在幕后以代号日夜监视保证舆论导向的偏见论坛，这个鼓励、怂恿对被划入敌对政治阵营的人（本人也被列入其中）进行谩骂、攻击的造谣论坛，最近又上演了一出滑稽戏：建了一个“大饥荒档案”，纠集了一帮未上好统计课、连数量级是什么意思也没搞明白的自封的“人口学专家”论证“大跃进饿死三、四千万”之为无可质疑的事实，为了丑化质疑这个数字的众网友，又以“作为思想史资料，我们也想保存各种不同观点，适量收集网上有关大饥荒的争鸣文章”的堂皇借口，采用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前后贴关系、只收原始贴不收以后的补充说明等卑鄙的手法，收了一些网友的异议“示众”，做为靶子加以“回应”，而完全不顾这些网友的反驳。其中也摘录了本人的若干言论。从这些被巧妙地隔离了上下文关系的摘录看，未追踪网上对此事的争论的人，也容易误以为本人全盘否认大跃进导致了大批非正常死亡。新观察论坛主办者的用意，也就是要将一切质疑“饿死三千万”这个数据的人，全都打成否认大跃进饿死人的异己分子，他们甚至欣赏“否认饿死三千万就是否认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否认纳粹杀害犹太人几百万”的弱智类比。事实上本人从未否认过大跃进导致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本人反感的是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毫无起码的科学理性精神，在没有确切的统计证据的情况下，将一个还有争议的问题当成铁板钉钉的事实，不顾常识无限地夸大死亡数字，效果适得其反，引起普遍的反感，使得许多人、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模糊了对这场历史大悲剧的认识。
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因为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所以只能估算。我们先来看看西方的估算：

最谨慎的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October 1997这本小册子中，将这三年的死于饥荒的人数估计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为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七百万之间，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综述提到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估计数字。
美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被《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Jasper Becker写进了畅销书《饿鬼：毛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Mao's Secrect Famine），以后这个数字就成了西方媒体的共识，在提到这段时期时必说“饿死了三千多万”。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的估算：

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著《生存与发展》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
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估计为“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
丁舒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是在修订本中，此数字却膨胀到“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此书在网上流传很广，因此“饿死四千万人”就成了网上常见的说法，“民Yun”、“台独”人士对此尤其津津乐道。
云儿《大饥荒饿莩知多少？－－从官方统计看“非正常死亡”》一文中称：“可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大饥荒导致两千万到四千万非正常死亡的事实认定，已经解决。”

但是所有这些估算，都是根据当时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却是靠不住的，如云儿一文所承认的：“目前大家一致公认，从大跃进到１９６４年这六年的人口统计，问题多多，准确性很差。”主要问题是虚报人口。在大跃进期间虚报的人口，以后被纠正时，就会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据阿姆斯特丹大学汉学家Wim F.Werthheim的回忆，当时主管人口普查的官员就认为统计结果是被大大夸大的，而这一结果，构成了以后人口统计的基础。

另一组数据是当时公安局上报的死亡数字。有人根据这组数字，做了一番简单的加减后认为三年期间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了一千四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成了下限，据说存在着严重的遗漏和瞒报，如何估算这些遗漏和瞒报，就完全是靠主观认定了。我认为也可能存在着多报。那些逃荒的人，做为失踪人口也可能被当成死亡而上报注销户口。而在饥荒期间，逃荒的无疑是非常多的。

总之，因为当时的统计数字非常不可靠，以之为基础的估算都属于数字游戏。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任何估算都能有上千万人的出入，连丁抒也承认：“作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藉记录和商业部发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

因为缺乏准确的统计，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是无法知道，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哪种结果是可以相信的。按紫弦通过建立50年人口模型的方法估计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了七百万到一千四百万，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而翻番到两千万，再翻到四千万，却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四千万非正常死亡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的中国人口六亿七千万，这意味着每十六、七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按祖孙三代平均六人算，这又意味着平均每两、三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直系亲属非正常死亡，可能吗？

所谓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着活活饿死，而《人祸》等书却全当成了饿死。事实上，更多的应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大家都在饿肚子，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因此，本来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的，在这时候就没法再靠医疗活下去，本来应该再多活几年的，也因为医疗系统崩溃而提前死亡了。这当然也是悲剧，但其程度跟活活饿死不同。1962-1963年的死亡率特别低，是不是就是因为本应该在这两年死的人提前在1959-1961年死掉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一直在宣传“饿死了四千万人”，又有人玩数字游戏非要证明这个建立在"估算之估算"基础上的荒唐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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