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社会主义左派--中国社会仍处在过渡时期

五、对“早产”论、“补课”论的看法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搞早了，是有“先天不足”的问题。所以，要“补课”、“退回去”。所谓补课是补过渡时期的课，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所谓退回去，是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过渡时期，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早产？我认为关键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足。1936年11月斯大林在作苏联新宪法修改草案报告时，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苏联“基本上已实现了社会主义，已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制度。”(46)斯大林宣布苏联结束过渡时期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依据：一是建立了工业、农业、商业方面的公有制；二是工农业的技术装备有了提高；三是资本家、地主、富农和投机者已经消灭，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界；四是社会集团之间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在降低在泯灭下去。至于社会主义要实现现代化生产技术，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消灭阶级及城乡和工农之间差别、人们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都被斯大林忽略不计了。至于公有制的实现，在许多地方不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的过程，而是一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强迫婚姻”，更不用说在组织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过程中，象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所指出的靠强力甚至以武力威胁的愚蠢而反动行动去组织纸上虚文的农庄了。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剥削的阶级，而且要消灭阶级，甚至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可是，斯大林只注意消灭剥削阶级，而未注意消灭阶级，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这当然与列宁讲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
既然还有工农两个阶级，当然就有阶级差别，有阶级差别就只能是过渡时期。对于这一点，列宁讲得非常明白。他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而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有工农阶级差别的社会也叫社会主义社会的话，“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47)列宁为什么对工农阶级差别十分注重，这有他充足的理由。他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在谈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说，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这种新的纪律“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会有这种纪律”，而具有这种纪律能力的不是农民，只有无产阶级(48)。现在看得很清楚，广大的农村不城镇化，广大的农民不工人化，广大的工人不知识技术化，社会主义是无从谈起的。我曾经说过，公有制经济的工作和劳动，领导者个个要象焦裕禄，群众人人要象雷锋。列宁也承认：“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49)
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宣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还经历了19年的时间。旧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相比，无论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都比俄国相距甚远，但中国经历的过渡时期却比苏联短得多。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过了7年就草率地盲目地宣布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谁都知道，当时中国宣布结束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只具备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包括内容广泛的深刻的民主政治）这个政治前提，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和思想前提并不具备，新型工业刚刚起步，技术装备多数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农村还是牛耕田手播种，劳动生产率低下，人民还只是初步解决温饱问题，文盲充斥，封建主义意识、迷信思想远未肃清。这种靠一时热情、冲动和敲锣打鼓公私合营以及批判“小脚女人”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当然是走了样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犯了比斯大林更大的错误。他一方面宣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显然，毛泽东所讲的这些特点都是列宁所讲的过渡时期的特点。
现在看得很清楚，斯大林、毛泽东揠苗助长的社会主义，是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城乡、工农差别的社会主义，是强拉硬凑公有制的“拉郎配”式的社会主义，是生产技术设备陈旧、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和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劳动生产率低下的落后社会主义，是物质短缺、生活单调、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是知识、文化、思想和技术低下的愚昧的社会主义，是靠政治热情、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而鼓劲的政治社会主义，是家长制、终身制盛行的封建式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政治、法律制度虚拟化的以党治国的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功绩在于否定毛泽东一系列“左”的政策和做法，实行大胆的退却，开放市场，允许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共同发展。但是，他仍然把中国现时的社会界定在社会主义这个框架内，虽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还是未跳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圈子。这样，大的改革措施一出台，社会上姓“社”姓“资”的争论就起来。这怎么怪人们心有疑虑呢？因为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是消灭了人剥人的现象，现在却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公有化的中小型国营企业出租、变卖、破产，被赶走了的外国资本家、大亨们又大摇大摆地回来开厂设店，什么公私合股、中外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新型的资本家又在榨取工人和打工仔打工妹的剩余价值了，有的人富得流油、有的人下岗失业，供资本家、白领阶层贵族式的高档消费如赛马、赛车、高尔夫球、豪宅、豪车和高档次的歌舞、宴会应运而生，甚至绝迹了的当然要坚决消灭的黑社会组织、贩毒吸毒、嫖娼卖淫、一妻多妾又死灰复燃。列宁说，社会主义“资本家已经没有了”、“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而我们的宪法则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一个是已经消灭了，一个还要消灭。显然，还要消灭人剥人与列宁的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是唱反调的。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景象和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人们当然会问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因为要保住社会主义这块牌子，但又讲不清其中的道理，只好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宣布现在中国的社会还处在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切都好回答、解决，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会看成“正常”、“合理”和难以避免的现象。
作为先进阶级的共产党的政治家惧怕争论不让争论真是咄咄怪事。争论就是分清是非，争论就是斗争，真理在争论中越辩越明。马克思主义者不拒绝争论，更不害怕争论。革命导师的许多精典著作都是争论、批判的灿烂结晶。邓小平之所以提倡不争论，是与他既要社会主义的面子又要干过渡时期的事这样一个理还乱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有关。因为一争论，现在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就站不住脚，就要露“馅”，直接公开宣布退回到过渡时期又怕人家给他戴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他虽然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50），但是他始终坚信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一个创造、是一个发展。于是他巨手遮天，不搞争论。
实际上，不搞争论是理论底气不足的表现。从邓小平一系列讲话来看，他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不清的，逻辑是混乱的。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人的制度”（51）。按照列宁的论述，过渡时期有人剥削人，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而没有人剥削人根本不能作为共产主义的特征来界定。但按邓小平的意思，社会主义是有人剥削人，这当然大错而特错了。邓小平坦然承认中国“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52）。他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53）殊不知，消灭贫穷是过渡时期的任务，消灭落后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和列宁只承认社会主义有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不承认有富裕与贫穷的差别。承认社会有贫穷并要消灭贫穷这不是社会主义而只能是过渡时期。邓小平把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搅乱到什么程度，这从他下面的一段话看得更明白。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54）邓小平的意思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比较好的思路，斯大林后来搞社会主义没有按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去走，成了僵化的苏联模式，因而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家知道，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过渡时期实行的政策，斯大林是1936年才宣布苏联结束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渡时期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把列宁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当成了社会主义的东西，可见他把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完全混淆了、等同了。认识的混乱必然导致理论的混乱。所以，他把他的实质上是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过渡时期的改革开放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从而偷换、涂改了社会主义概念，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这个冠冕堂皇词句的掩盖下变成了一个“四不象”的东西。当然，我说这些，是指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认识错误，但并否定他力主倡导改革开放的功绩。今天，我能坐在这里安然地写批判党和领袖的思想政策错误的文章，就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气象（当然可以写，只是找不到地方发表），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事情。邓小平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父的伟大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补课”、退回去也不是新鲜课题。列宁是最早“补课”、退回去的高手。1921年及其以后，列宁的《论粮食税》、《论黄金在目前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论合作制》等多篇文章都是“补课”的精典论著。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过去要摧毁、消灭、禁止的粮食税、自由贸易和旧的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合作社、租让制都允许存在发展。列宁把这种办法叫“改良”。列宁深刻地认识到：“在整个革命的全部胜利的进程中，在某一领域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55)。列宁说“我们已经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了”，“现在我们正退向国家调节商业”(56)。列宁非常坦然公开地承认在经济建设这一最重要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政治热情、军事热情——笔者注）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57)，“共产党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过错，要比工会大得多。”(58)错了就改，“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59)
过去俄国的改良也罢，现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也罢，都是“补课”，都是退回去，都是补过渡时期的课，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过渡时期。只是领袖人物和理论家们不敢公开承认而已，我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直言不讳地把问题挑明并说出来了。

六、退回到过渡时期的深远意义
公开承认现在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仍处在由半封建半殖地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意义非常深远、伟大。这主要表现在：
1、体现了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先进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经济过程，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彼此矛盾、适应、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政治的思想的过程。过去，由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足，犯了急性病，盲目地人为地把过渡时期拔高到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我们错了。现在我们宣布取消社会主义的称号，恢复过渡时期的叫法，这充分表明共产党人襟胸坦白，知错改错，不文过饰非，不打肿脸充胖子；表明共产党是讲实际、讲科学的党，是郑重、严肃的党。这样做，只会赢得人民的信赖和尊重。当然，我们搞了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虽然是假社会主义，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有很深厚的感情了，有一种虽然是盲目的但却是发自内心的热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了。所以，如果真要哪一天公开宣布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过渡时期，那会如同晴天霹雳、六月下雪，甚至庐山会炸平，地球要停止转动。这不奇怪，其心情也可以理解。这里的关键是看我们党敢不敢公开开展心平气和的说理的探讨和争论，关键是看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纠错改错的决心大不大。当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时不理解的人很多，反对谩骂者也不乏其人，但我们党不是也挺过来了吗！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不要说国内有彷徨、反对者，甚至“有些外国的革命家看见我们在退却，竟不可容许地象小孩子似地大哭起来”，有些同志竟然在共产国际执委扩大会议上“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在退却而嚎啕大哭起来。”感情不能代替理智。正如列宁说的：“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60）
2、恢复社会主义的尊严。社会主义虽然还有体脑差别、富裕程度差别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但那是一个技术先进、生产发达、物质丰富、城乡一体、政治民主、社会安定、风气纯正和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是一个令人羡慕、神往的社会，是一个神圣的人间天堂。我们把带着旧社会诸多痕迹的、社会经济还不发展甚至落后的过渡时期强行宣布为社会主义，使对社会主义充满无限希望的人们，看到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位美丽的“新娘”，而是一个“丑媳妇”。“啊！社会主义就是这个穷酸样子。”这无意中给孜孜追求社会主义灿烂理想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造成人们心理上对社会主义的鄙视与失望。也许把过渡时期宣布为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的心是金子般的真诚，愿望是钻石般的良好，但殊不知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给社会主义脸上贴金而是抹黑，而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和践踏。现在，我们由名义上的社会主义退回到事实上的过渡时期，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对圣洁、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敬佩和尊重，为社会主义正名。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名正言顺，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训。过去，我们本来是过渡时期，却宣布为社会主义，这叫名不符实。现在，我们干过渡时期的事，但社会主义的名字还不改，叫实不符名。只有将社会主义的名字也改为过渡时期，才名实相符，才名正而言顺而事成。
3、是对“左”倾思想的总批判。自打倒“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党内长期占指导地位的“左”倾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清算和批判。但这种批判只局限于具体事件、具体时段上，未正本清源，即产生一系列“左”倾思想和事件的总源头在哪里没有探究清楚，因而社会上时不时地冒出姓“社”姓“资”的争论。为什么我们批“左”底气不足、论理不清，就在于投鼠忌器，怕批“左”把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也批倒了。我认为，中国党（不，应该包括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产生“左”倾思想的总根源就在于过早地宣布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这个淘之不竭的“源泉”导致“左”倾思想流之不尽。这就是一切“左”的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是一条总根子。所以，在批“左”的问题上，我们只有下狠心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为什么1956年以前，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我们把中国正确定位在过渡时期。为什么1956年以后“左”倾思想、行为象开了鬼门关，纷纷出笼，就是我们错误地把中国定位在社会主义。1956年以后的中国本来是实实在在的不折不扣的过渡时期，却硬要把它往社会主义阶段去挤，生搬硬套地按社会主义的标准去裁剪、规范它，这样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矛盾、问题都来了，为了削过渡时期的“足”而去适社会主义的“履”，于是“左”倾思想应运而生，且斩不断理还乱。所以，批“左”不批假社会主义，就是隔靴搔痒。只有批判了假社会主义，才是对“左”倾思想发起的总攻击、总批判、总清算，才是追根溯源，正本清源。
4、是防止“左”倾思想重演的釜底抽薪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批“左”、搞改革开放，成绩斐然。这一切，我们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块牌子，干的却是过渡时期的事情，即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都是过渡时期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即为“左”倾思想预备了重新占主导地位的土壤和温床。只要时机和条件合适，那些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就会打着“捍卫”社会主义的旗帜，用社会主义的尺子去裁剪生活、否定改革开放及其伟大成果，重操毛泽东时代搞一大二公、大一统计划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旧业。这是耸人听闻的吓唬吗？不是！因为我们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而干的却是过渡时期的事，所以那些“左”派们很容易接过社会主义这面旗帜，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批判否定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所以，为了防止“左”倾思想重演，为了为将来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创造雄厚的政治、经济、思想前提，必须釜底抽薪，即由现在的社会主义退回到过渡时期，使“左”倾思想失去再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5、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定下过渡时期这个基调，就为党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有列宁过渡时期的理论撑腰，什么姓“社”姓“资”的争论也敢争了，什么资本主义大棒、帽子也不怕了。因而，改革开放的胆子可以更大些、决心更坚定些、步子更大些、办法更多些。为什么国营企业的改革举步维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只说不动？说到底是假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冥冥中作祟，怕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把社会主义这块金字牌子给砸了。只有下最大决心摘掉社会主义这块名不符实的牌子，才能为更大程度的改革开放开辟广阔的道路。
6、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步伐。我们宣布中国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过渡时期，从表面上看是倒退了、落后了，而实际上退是为了进，今天的退是为了明天的进。因为我们固守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但要固守，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思想，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想干的不能干，干不了的却硬要干，在做无用功，搞虚假繁荣。更可怕的是可能重蹈苏联东欧的复辙，一夜退到解放前，走了大回头路，想要再发动“十月革命”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如果我们明智地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出来，退回到过渡时期，这样就恢复了中国社会的本来面貌，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从而把力量和前进目标放在一个坚实的而不是飘渺的基点上，使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更对头、更切合实际，这样就加快了我们赶上资本主义最后超过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使建立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步伐比原来不是慢了而是加速了加快了。
由此可见，中国由现在的社会主义退回到过渡时期，这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不仅对中国的建设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作出不朽的贡献。
中国由现在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中国的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不是会发生根本变化？我认为，从实质上讲没有变。这主要体现在“五不变”上：其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不变。从社会制度体系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并不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从本质说它仍然属于社会主义体系；其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制度不变（当然要改革执政方式）；其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不变；其四，积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原则不变；其五，由过渡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而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不变。变的是名称，是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是人们头脑中长期积淀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左”倾理论和条条框框。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这“五不变”，过渡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就会更加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一个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万丈光芒就一定会在中国大地光辉普照。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意犹未尽，还想说几句。在翻阅列宁著作当中，这使我想起那些号称马克思、列宁的学生们，动辄就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并未完全弄清楚、并未完全理解透彻，他们标榜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头换面的掐头去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马克思、列宁早就批判过的空想社会主义、“左派”幼稚病甚至是封建主义，这当然要使空前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事业走弯路。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很悲哀。
我奉劝那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自己行动指南、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奉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学习、领悟马克思、列宁说了什么，老老实实地检查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有做、哪些不能做，然后再考虑哪些该创新、该发展。不要学农民嘲笑的那种学生学习写字，刚在老师那里学了“一、二、三”的写法就拒绝学习，浅尝辄止，终于闹出“四、五、六”的写法也是四横、五横、六横的大笑话来。
（2001年5月）
注释：《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50-251页(2)252页(4)545页(5)501页(9)252页(12)244页(14)482页(15)247页(16)858页(18)220-221页(19)540-541页(21)541 (35)640页(36)857页(40)479页(41)(42)480页(43)427页(44)540页(45)248页(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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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马恩选集》第三卷9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
(46)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66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50)138页(51)137页(52)138页(53)116页(54)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