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我们应该站在何处
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一直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近百年的新文学史，是中国作家为谋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历史。中国作家以他们的作品，也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中，这是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光荣。鲁迅以来的中国作家，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灾难深重的中国现实，在艺术上孜孜追求，对祖国、人民报以拳拳之心，以“凤凰涅磐”的精神追求中国的新生，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标榜为“纯文学”的形式主义与技术主义，在文坛上占据了主导性的位置，他们与西方汉学界对“感时忧国”传统的贬低、对“颓废”美学的赞扬结合在一起，放弃了对现实与人生的关注，放弃了文学的社会责任，津津乐道于叙事、技巧与创新，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想以此“走向世界”，获得所谓国际上的认可。不说简单的模仿能否得到承认，即使得到了承认，又能怎样呢？中国文学的伟大不在于能否得到外国人的承认，而在于能否得到本国普通读者的欢迎，能否将中国的独特经验表达出来，能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
毋庸置疑，80年代的“形式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意义却被夸大了，也被庸俗化了。其弊端在今天造成了两种恶果，一是寻求脱离内容的“形式创新”，二是单纯崇拜外国文学的风气。在中国，有些人一谈起卡夫卡、马尔克斯、托尔斯泰就头头是道，但他们谈卡夫卡只谈他的叙事却并不关心他的内心痛苦；谈马尔克斯只谈“魔幻现实主义”却并不了解他的“百年孤独”；谈托尔斯泰只谈他的伟大却并不理解他的博大胸怀。他们崇拜西方文学，崇拜能与西方文学相颉颃的俄苏文学、拉美文学，却不明白卡夫卡的不可忽视，乃在于他将个人的现实处境艺术化，而成为了人类精神困境的寓言，而托尔斯泰、马尔克斯，也是在现实境遇中发展出了他们的叙事艺术，正是出于表达的需要，他们才能创造出心灵辩证法和“对位式结构”，才能创造出神话叙事和“过去将来现在时”，最终突破西方经典小说的叙述模式，写出伟大的作品。在它们那里，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时空观、宇宙观密切相关，映射着作家对世界的整体看法，而不仅仅是方法。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模仿，只是西方崇拜的一种表现，我们并非反对艺术的多样化，但应该在现实的土壤上去发展出自己的叙事艺术。中国文学要想真正有所进展，也只能将根须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大地，任何简单的崇拜和模仿，都只能是失去自信心和创造力的表现，不探寻大师何以成为大师，而只在形式上亦步亦趋，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虽或可炫耀于一时，终究于文学无益。
“写什么”与“怎么写”，是一些人喜欢弯来绕去的命题，他们通过设置与强化这一对立，以“怎么写”来贬低“写什么”，以形式探索来贬低面向现实的写作。学者刘纳指出，其实这两种写作都有一个“写得怎样”的问题。写“重大题材”不一定就是重要作品，一味“创新”也未必出杰作。可在特定的潮流与风气下，“创新”成了写作的一个硬指标，作家“被创新这条狗撵得连撒泡尿的功夫都没有了”，批评家也不愿、不能或不屑于判断“写得怎样”，只有惟新是从。流弊所至，今天仍使不少作家无病呻吟、孤芳自赏，陷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境地。19世纪末的“纯文学”是将艺术神化，用以反对无孔不入的商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渗透腐蚀，由此才提出“艺术自主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今天中国的“纯艺术者”却一夜间变脸，成为商业潮流的弄潮儿，这不能不对“纯文学”构成了极大的讽刺！两种历史语境的对照，究竟照出了什么？
被遮蔽的还有另外一些重要问题，譬如“为什么写”的问题，譬如“为什么人写”的问题。一些作家在回忆录之类的文字中谈到“为什么写”时，经常流露出五花八门的解释：为了改善个人的生活或工作，为了证明自己能写，为了出名，为了挣钱，等等。作家的这类文字不必都当真，但至少从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即使内心里尚存对文学高尚一面的追求，也羞于或不屑于说出----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在鲁迅那里，写作是为了“揭出病痛、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刚刚逝去的巴金老人，其青年时的真诚与热情，老年时的忏悔与忧思，都紧系国家的前途乃至人类的命运。与他们相比，今天的很多作家在精神境界上可谓侏儒！有的人更是把自我矮化、丑化引为光荣。在他们看来，所有高尚的情操都是虚幻的，只有欲望﹑利益与权力才是真实的。不仅贬低了自己，甚至取消了人类精神性的一面。没有高远的精神境界，没有对正义、理想的追求，没有对个人、群体乃至民族、人类的深切关怀，写作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码字罢了——身处一个大时代，却甘于无穷尽地复制无聊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作家的耻辱！
“为什么人写”的问题，因与左翼文学传统的联系而为人讳言，即使在“接受美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之后，也不曾引起足够重视。有人认为写作只是个人的自我表达，不必考虑读者的接受。但预期读者的不同，显然也会影响到表达方式的选择。当今不少作家的预期读者只限于知识分子和文学爱好者，有的甚至只是为某些批评家或国外文学奖项而写，他们将普通读者——工人、农民、农民工等等——统统拒之门外，这是自我精英化与贵族化的表现，真正有意义的文学，应该面向大多数人。当今读者从整体上远离甚至摒弃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此。
话说回来，为大多数人而写并不意味着写作的商业化与庸俗化。如果说为批评家而写是一种媚雅，那么为书商而写则是一种媚俗。这种写作仅以取悦人为追求目标，完全放弃了起码的尊严。这种消极写作与新的流行话语结合起来，让人们安于现状，陶醉于虚幻的娱乐。而今写作的商业化正呈汹涌之势，不仅年轻的趋之若鹜，不少已成名的作家，也将多年来积累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现实的财富，从而使文坛上充斥着大量拙劣之作。
这样商业化、通俗化的写作方式，却也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肯定，有的宣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有的论证“新文学的终结”，他们通过否定“五四”以来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学传统，将现在与“晚清”对接，来为通俗化的写作方式辩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写作，是难能可贵也是值得尊重的。近年来出现的“底层写作”倾向，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还有待完善，却也显示了一种真诚的努力，这是中国文学的未来与希望之所在。
当今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和转折点，从历史意义上来说，也处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五四”以来和鸦片战争以来的重要关口和转折点，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则处于孙立平教授所言断裂、失衡、博弈的状态。只要能直面现实，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那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正是我们的作家大展身手的时机。一百多年来饱受创伤与屈辱的中国能否崛起，现实中的“底层”如何追求公平与正义，这是我们面临的难解的命题。但惟其如此，才需要也会产生真正的大师，大师总是面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才成为大师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作家来说，如何以新颖的叙事艺术写出独特的中国经验，乃是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简历
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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