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宋小川已获美国南加大博士学位, 现在美国加州某学院讲授经济学。
与左大培是辽宁大学77级本科同学。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比如只有一个月的高考复习时间，以及分省出题，各省基本上只招自己的考生，辽大对我们辽宁考生来说，算是文科最高学府了。这些情况是现在这一代年青人所无法了解的。81年底大学毕业时，左大培与我们班的另一位同学崔培胜，还有樊纲三个人一同考入社科院经济所，同为朱绍文的研究生。我个人认为，当时社科院经济所的实力是首屈一指的。我国经济学界的许多大师都在那里工作，如孙冶方，许涤新，巫宝三等。朱绍文作为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河内的弟子在当年招收经济思想史专业中是最有实力的。我在辽大西方经济学研究室工作时常听宋则行老师（剑桥大学40年代的经济学博士，罗宾逊、斯拉法的弟子）提及社科院的朱绍文、巫宝三、 武大的张培刚、复旦的宋承先、还有南开的钱荣坤等。
1987年底我有幸得到美国杨伯翰大学奖学金，完成硕士学位后又转入南加大读博士，从此与左大培失去了联系。几年前我在华尔街日报读到两篇有关左大培的文章，其中一篇较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经济观点及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并附有他的正面照片（2001年3月23 日）。作为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报刊, 正面介绍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少见的。近年来我利用寒暑假到北师大珠海分校兼职教书，每年与左大培至少有一次接触，并且时常有电话联系。我们在一起主要讨论双方感兴趣的经济学问题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环境。
根据我与左大培20多年的接触和交流以及本人在国内外20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平心而论，我认为左大培经济学的功底（深度）不亚于在美国接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博士的平均水平，大概会超过海归派经济学家的平均水平吧？至少超过我的水平。请问国内经济学界有多少人能用原版教材同时讲授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呢？请问海归派经济学家有多少在国外同时做过这两门课的TA呢？就左大培经济学知识的广度而言，则是后者所不能比拟的。也许他是搞经济思想史出身的缘故吧，我的感觉是，在讨论问题时，他能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触类旁通。特别是他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直感、观察力是仅受过国外严格训练的人所无法相比的。我在美国读书时曾接触过一些学数学出身的学生，考试顶呱呱，搞起泛函空间的证明头头是道，但对一些基本的经济常识，比如联储三大货币政策是如何操作的一无所知。最近我为北美的一个杂志审稿，显然是位数学家，文中一大堆数学定理，看起来天衣无缝，但竟讲不清两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甚至搞不清资本是如何积累的。
一些批评左大培的人认为他的数学底子差，理由是他不是学数学出身的。当然我们这些77级文科生在大学时没学过多少数学。但左大培不同，一方面他的数学底子比较好，另一方面他一直自修高等数学，作为一位经济思想史专家，他的数学准备绰绰有余。Lucas 也不是学理工出身的，读过他书的人都知道其数学功底之深。Sargent 在研究动态理论前还不懂差分方程，一位数学家曾惊讶地对我说，Sargent 使用了一种不同的差分方程解法。难道不是数学出身的人就不能研究经济学了吗？如果是这样，斯密 、李嘉图都不是经济学家啦？马克思、凯恩斯也不是经济学家啦？据我所知，虽然他们的数学很好，但都不是数学科班出身，至少他们很少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数学。我不否认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数学的使用越来越多，但数学只是经济分析的工具，经济学并不等于数学和数学的简单应用。数学的使用取决于研究领域以及研究者的兴趣。许多当代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并不懂数学，这并未妨碍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卓越贡献。著名经济史学者Richard Easterlin 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和美国人口学会会长，但我没听说他使用过多少数学。R. Kalaba 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 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 多篇经济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 思想家并不必须是数学家。
在我国众多的经济学研究工中，象左大培这种孜孜以求，不惟权（权威）、不惟利、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坐冷板凳的人，实属少见。他的学生曾对我说，左老师每天背个书包，搭着公共汽车，从阜外到花家地来给我们上课，连个手机都没有。社科院讲课的报酬很低，高级宏观、微观这两门课又很花费时间，没人愿做这个苦差。凭左大培的资历，很容易找个高薪的肥缺，或混个什么独立董事的。没有对祖国经济学教育的献身精神，是做不来的。为什么经济学界竟容纳不下这样一位陈景润式的学者呢？我认为，这种“左大培现象”从根本上暴露了我国经济学学术环境的致命伤——扼杀学术交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左必错。众说周知，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在交锋、论战中发展和演变的。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左与右）论战的历史。从“两个剑桥之争”到70年代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论战，以及目前的新古典学派与众多其他学派的争论，都反映了这种健康的学术气氛，这也是经济学赖以发展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前，经济学几乎被窒息就是因为我们用“右必错”的大棒扼杀了自由讨论的学术环境。不幸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左必错”，大概是矫枉过正吧。在今天我国的学术界，人们都生怕被扣上“左”的帽子，正像那篇华尔街日报文章的开场白：”Beijing - It’s a label many would avoid in China, with its connotation of egalitarianism and state planning, but Zuo Dapei says he’ll take it: New Left.” 其实，即便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保守主义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仍居支配地位。而在我国，极端极右的经济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实践中，崇尚市场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私有化为通向繁荣富裕的唯一途径，而且还在理论上，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推向了极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他学派皆被视为旁门左道。颇使我困惑的是，每当我在美国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听众都很感兴趣，人们的批评都很中肯，并且有理有据，倒没有遇到像张五常那样的大师，三拳两脚将马克思打翻在地（应该是本人见少识窄、孤陋寡闻吧）。我想大概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在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同时，促使他们猛醒，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改良手段，才使资本主义延续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马克思拯救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或许是为什么至今在西方经济学界，如果提到四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必居其一。恰恰相反，每当我在国内讲到马克思时，不是遭到翻白眼，就是嗤笑，大概是认为我老土、没有与世俱进，或文革中毒太深。看来，今天把马克思主义打入地狱的正是当年把它捧入天堂的，或者他们的孝子贤孙。那些当年口口声声要去见马克思的人大概今天会向他们的子孙后代忏悔选错了坟地吧。其实，我也并不认为左就对，对错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实证分析在经济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看来，我们还要请回邓小平领导我们再开展一次大讨论：不惟上、不惟书、要惟实。
第二，用贬低学术水平的方式剥夺对方的话语权——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讨论方式。本人也参加过不少seminar, 看过不少针锋相对的学术文章，但从未见过指责对方水平太低而羞与为伍的。如果你不同意其观点，可以指出其逻辑分析中的不一致，或其模型中的问题，特别是与现实的差距，而不应该，也无必要通过贬低对方水平、嘲笑对方出身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权威和正确。当年罗宾逊在与萨缪尔森论战时，针锋相对，言辞激烈，曾批评后者为凯恩斯的“私生子”，萨缪尔森并没有因此而贬低罗宾逊的学术水平，反而认为她应该得到两次诺贝尔奖。建议那些经常贬低别人水平的人经常问问自己的水平有多高。如果你的水平太高而不愿与别人为伍，就不要参加低水平的讨论罢了，而不需要去贬低他人。听说国内经济学界有很多牛人，据说某著名海归派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张口闭口“你不懂”。我倒希望这些牛人，特别是海归派的牛人，学一学老一辈留学归国的学者那种先作人后作学问，那种心胸坦荡、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的为人，那种扎扎实实，一丝不苟、有一不说二的严谨学风。记得1987年出国前夕我在一次关于青年教师如何成长的讨论会上，指出了妨碍青年教师成长的三个倾向：近亲繁殖、短期利益、从政倾向，当时就招致了不少人的反对。不久后，我又总结了学术腐败的历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利欲熏心——利令智昏——铤而走险——身败名裂。不幸这些都言中了，只是希望不要在学术界再蔓延下去了。
第三，均衡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至上。这也难怪，因为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不知并不等于否定。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的大师对非主流的东西都持分析借鉴的态度。我的老师Richard Day 也算非线性、复杂动态学派的领袖人物，陈平前不久在纪念杨小凯的文章中称Day 为混沌学派的鼻祖。萨缪尔森在Day 94年 “Complex Economic Dynamics” 一书序言中，对此书给以很高的评语，认为从他的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发表后，他的书架上再也找不到比当今Day 的工作更有参考价值的了。一位主流经济学大师对非主流学派的贡献如此赞赏，可见其心胸之宽广。前不久，Fama 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公开接受了行为学派对其“有效市场假定”的批评，以致他的宿敌得意地说，“现在我们都是行为学派了。”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去年，我写了一篇非均衡的东西给Day 看，他的回覆是，第一，very nice paper, 并建议我投到一个很好的杂志，第二，问我是否可以在他的宏观经济学课中使用这篇文章。考虑到转型经济中由于许多市场机制运转的条件不具备或不成熟，或许非均衡的东西更有用，我就把它投到了《经济学季刊》。得到了两点回覆：第一，我用“一个先验的关于工资和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动态方程模拟劳工市场的非均衡过程。没有给出理论根据”。文中我是用 Cobb-Douglas 效用函数和幂生产函数解出劳动供给和需求等式，我不知道一篇关于劳工市场动态学的文章为什么要喧宾夺主的对标准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提供理论根据。第二、审稿人认为，如果劳工市场供不应求，工资会上升，直到恢复均衡，即充分就业，因而我的模型无法解释失业现象。其实我的文章直接模拟劳工市场的非均衡过程，如果劳工市场供不应求，充分就业在均衡尚未“恢复”之前就已经实现了。均衡只是个特例，是从一种不均衡向另一种不均衡过渡的一瞬。这样用equilibrium only 的态度对待不同学派的观点不能不让人悲哀。建议中国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去读一下卡尔多的《非均衡经济学》吧，Day 多次说过这是每个学习经济学的人应读的第一本书，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朴实而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按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研究世界。
读到这里，大概也会有不少人认为我的水平低吧。被您言中了，我的水平本来不高。年轻时曾写过几篇有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文章，自视甚高。30 岁后如梦初醒，倍感知识之贫乏，不要说什么都懂，就连自己熟悉的领域，也有太多的问题不清楚。我不敢自称为经济学家，只是一位普通的经济学教育工，这样心里比较踏实。 但我笃信两条：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学工应坚持按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解释、分析世界。第二，经济变动的根源不在于无法解释的外部力量，而在于经济体制内部不均衡力量的相互作用。写这样一篇不受欢迎的文章，也许会使我失去在经济学界的话语权，但我还是希望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给我一次机会，希望它会为祖国经济学学术环境的改善起点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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