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我的批判精神是“文革”的副产品

“我的批判精神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因为那时候，很多人的价值观念来源于灌输，尤其是教育层面。而‘文革’恰好打断了我正规的教育，所以就没有受到太多灌输，我的价值观念都是通过自己的阅读然后选择和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对于很多流行的观点，我更多的是反思和批判。”

自2005年10月“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语出惊人之后，此前在学术圈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便成为了公众人物。

半年多时间过去，随着曾占据媒体大量篇幅的经济学家“5人论”热潮逐渐淡化，丁学良所扮演的公共角色似乎开始渐回主业——他本是一位社会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之一是亚太地区比较现代化，而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他的业师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

丁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他必须“要有一个mission（使命）才能活下去”，而那个唯一的使命，是为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他能做的事情。自此，才有了指向内地大学经济学教育弊端并引起轩然大波的“5人论”。

然而，在最近一次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公开发言中，常被描述为“出身寒微”的丁学良没有再谈经济学家和大学教育，却谈起了中国社会更为紧迫的“三无”——无地农民、无业公民、无房居民——问题。

在记者的专访中，丁学良并不愿意给出对于“三无”问题解决之道的具体看法。他更愿意做一个批判者，“我现在的责任主要是批评”。而对于自己身上这种“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丁学良的理由是“童年的经历更多地让我比其他人对社会公平的关注更强烈”。

“文革”副产品

谈起自己的成长史，丁学良的话语多了起来。

6岁丧父的丁学良家境贫寒，在他的回忆中，自卑是儿时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向记者回忆了尽管品学兼优但因为家穷买不起一套蓝裤子白衬衫白球鞋而总是不能被选拔为升国旗手的故事，那时，丁学良的心里总在想：“为什么家里那么穷？”

1972年基辛格访华，一名与他一起看《参考消息》的陈老师随口对丁学良说了一句：“如果你能去哈佛‘镀金’就好了。”丁学良说，还在念中学的他自此有了一个很深的信念：去基辛格就读过的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读书。事隔多年，当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回忆起陈老师这句话时，说道：“假如我一生当中，小时候在我身上有一句话最后百分之百验证了，恐怕就是这句话了。”

到了“文革”后期，允许办大学，有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可以推荐进入大学学习，但仍旧要看背景和社会关系。一名教英语的老师对他说，“小丁啊，要是你的父亲是县里一个科长就够了，你就好过了。” 丁学良属于“红五类”，虽然比“黑五类”要好，但是“‘红五类’人太多了，只是保证不受迫害，并不代表就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文革”结束那一年，知识青年继续下放，丁学良年龄尚不够18岁，不需要下放，丁学良却主动要求下放，因为下放有钱，每月8元。虽然不多，但是能够管得住自己的肚子了，而平日在家里，常常没有饭吃或者吃不饱。

下放到宣城农村之后，丁学良开始了和很多知青一样的生活，并在工余时间大量阅读。除了马列的经典作品外，能弄到什么书就看什么，阅读并没有什么大的计划。学校图书馆被毁，哲学历史方面的严肃书籍被当作垃圾扔掉，丁学良就把这些书捡回去读。至今他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阅读了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编的《世界哲学史》、《哲学辞典》，还有狄德、伏尔泰、费尔巴哈等人的书，还有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一般小孩都不会看这些书的，所以我就看了”。

对丁学良影响最大的仍旧是马克思，因为那时候读得最多的就是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毋庸置疑，丁学良至今坚持认为，他理解的马克思跟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样。

丁学良说：“我的批判精神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因为那时候，很多人的价值观念来源于灌输，尤其是教育层面。而“文革”恰好打断了我正规的教育，所以就没有受到太多灌输，我的价值观念都是通过自己的阅读然后选择和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对于很多流行的观点，我更多的是反思和批判。”

再谈大学教育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批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引起轩然大波，现在你怎样看这些反应？

丁学良（以下简称丁）：大部分回应都是比较正面的。当然也要分两种情况，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反应。民众主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他们反应的强度、力度超过我的想象。学术界的反应，我没有很多时间去看，初步可以分为三类，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但属于可以理解的回应，还有比较糟糕的恶意的回应，当然这是少数。

其中有一篇回应文章不仅指责了我，还指责了我的母亲，因为我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我70多岁的母亲双腿有病无法久站，故在一次看病排队时利用我的名气插了一下队。据此文章认为我的母亲破坏规则、损害那些没有社会声望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我却没有任何自责或责备母亲的表示。在所有负面的回应中能被称为邪恶的就此一篇，之所以称之为邪恶，是因为他的言论违反中国文化传统以及西方法制传统的基本伦理底线，他的文章里居然主张，一个现代社会不应该对老年人有合理的照顾和关怀，实在不可理喻。

《南》：对经济学教育，批评过后，你的建议是什么？

丁：现在全国开设经济学院或者经济系的肯定超过500所学校，不是要求这所有的学院（系）都做得高标准，而是说，至少全国排名靠前的10所左右的学校的经济学院（经济系），应该有一些明白人，把精力和财力集中在像样的项目上，然后给其他的院校做个示范。不少海外的经济学者都开始回国帮忙，他们的改革之风正在蔓延，当然这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我在做的这件事就是在发动舆论，做“吹风”的事情，吹清醒的空气。否则很多人夜郎自大，自封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大师的人太多，其实，他们到了国外，有几个好的大学会认可他们？

大部分大学可能把本科生看得比较重要，但是对于排名靠前的那些大学，想要成为研究型大学，需要靠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因为这本身就要求教师是做研究的好料子。

中国少数一些大学应该把培养研究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要知道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里本科生的比例比较低，哈佛大学学生1.7万人，本科生6000人，也就1/3左右。这才算研究型大学。

重提“三无问题”

《南》：看到你最近又关注起内地的“三无”问题了，为什么又关注起这个问题？

丁：其实也不是突然关注的，十多年来，参加了很多会议，和不少这方面的学者交流过，也实地感受了不少信息，这些年一直在刺激着我，所以不得不说了。2003年开始在北京小型研讨会上就有了这个说法，现在再次提及罢了，现在问题也更严重了。

《南》：那你怎么看农民的问题？

丁：“三无”问题，不能轻易打发，也不能轻易掩盖。这样说不是认为没有办法解决，而是说不易解决，因为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关于“无地农民”的问题，中国本身历来就有人地关系非常紧张的矛盾，再加上中国20多年来高速发展，需要大量土地，这些土地需求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

合理的情况是任何时候都有的，只要社会在发展，一定会出现都市化，这就需要征地，征离城市最近的地，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中国土地产权不清晰，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耕农，农民不直接拥有土地，这就给不合理的征地创造了很多空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工业化时也需要征地，由于土地产权清晰，它就能够保证征地的相对合理性，对于怎么样补偿农民，有比较透明合理的方式解决，中国在这制度上欠缺。

中国现在经历的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而且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也就是都市化，在移民潮的过程当中，城市要扩建，要有新的项目，有新的科技园，要发展商业化的住房等等，所有这些都牵涉征用农民的土地。鉴于未来20年时间里大概有3亿人要从中国的农村移到中国的城镇，这样对农民土地的征收过程是谁都扭转不了的，因此丧失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而且谁都阻挡不了。

《南》： 都市化的过程对于城市居民也造成了影响。

丁：土地紧缺是结构性问题，不易解决，“无房居民”也是如此，它源于城市改造，而城市改造是一种还账行为。

现在讲“以人为本”就是一种进步，当然这种“以人为本”是对几十年没有这样做还的债。尤其是城市，这些年来，城市居民的住房特别紧张，需要改造这是合理的。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全国上下，大中小城市，沿海到内地的城市都在追求一种政绩和观感，在你有财力的情况下，这样追求没什么问题。不发达的地方也在搞，河南郑州惠济区搞的“世界第一区政府”，安徽铜陵广场等地，这种情况都很多，也不只是某一个地区，相当普遍。为了追求面子（政绩都还是好听的话），一天到晚都在搞拆迁，使得一些人原来还有房子可住，有栖身之处，但是推土机一推，有房子的也变成了没房子。

中国城镇过去十多年，无论沿海还是贫困地区，到处进行整片整片的城镇改造，这在全世界的城市化过程当中也是很罕见的，在西方社会里，工业化和都市化是同步发展的，现在成片改造城镇，使得原来有住房的人丧失了住房。

《南》：对于“无业公民”，大学毕业生就业应该是你关注的重点？

丁：无业公民，为什么不叫失业公民呢，因为失业的是因为原来有工作，而现在有一大群体一开始就没有工作，包括现在的不少大学毕业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就是上千万，每年新增劳动力的人口大概跟加拿大人口差不多，这个问题不能在短期内解决，而且还在日益加剧。由于大学扩招，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也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南》：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你为什么会如此强调中国社会的这三个问题？

丁：我之所以对三无问题如此强调，是因为三无问题触及城乡、农村，触及青年人、受教育和没有受教育人的生存底线。

对农村人来说，土地没了，对城里人来说，房子没了，对中青年人来说，饭碗没了。除非有一整套关于社会保障的透明制度，否则老百姓怎么会答应。过去是做了一些建设，但是钱发得不够，而且很不透明，本来钱不够，又因为不透明而被截留了一部分，本来一碗水就不够解渴，还被人偷喝了几口。

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中国可持续发展遇到的问题可以罗列50个100个，但是这三个问题是最核心、最要命、最根本的问题。

《南》：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一些解决之道吗？

丁：没有办法，我现在的责任主要是批评，允许批评的一定要批评，不会说恭维的话，这是我一贯的风格。我现在只能说，不要以为媒体不关注、网络不传播，就不会出问题了，不要做掩耳盗铃的事情，这也不需要别人挑拨，任何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底线出了问题，首先就会要求生存下去。哪怕是群体性事件，也不是什么政治诉求，就是生存而已。这不是影响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成片的人群。不要试图消灭群体事件本身，而应该去解决造成群体事件的原因，把生存问题都解决了，自然增加了社会安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