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自荐参选者邹涛
2006年09月08日
“我有策划能力，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两方面结合起来，我想我可以去化解一些社会矛盾，为政府分忧解难。”
文 □ 记者 刘颂杰
“真的太艰难了！”刚刚从深圳市罗湖区草埔西居委会走出来的邹涛，望着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感叹道。
这是2006年8月24日的下午4点半。一个半小时前，邹涛来到居委会，准备办理区人大换届选举的选民登记。按大陆《选举法》规定，公民有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必须经过选民登记予以确认。也就是说，邹涛要自荐参选罗湖区人大代表，第一步必须在社区完成选民登记。
人大代表候选人有两种产生形式：中共基层党组织提名，或由10人以上选民提名。邹涛今天在居委会，原本打算做三件事：第一，完成选民登记；第二，领取《提名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因为他之前制作的、已征集了众多选民签名的表格被认为无效；最后，搞清楚自己的选区划分。
出乎意料的是，三件事情一一落空。罗湖区已经规定开始选民登记工作，但草埔西选区负责人表示还不能登记；《提名代表候选人登记表》没有拿到；该负责人也没有将选区划分情况告诉邹涛。
尽管距9月5日选民登记的最后期限只有十来天，但草埔西选区负责人对邹涛说，现在还很难确定登记时间，届时将打电话通知。
“今天算是白跑了。如果最后一天让我来登记选民，那么完成《提名代表候选人登记表》的时间就很紧了。”邹涛看上去有些焦急。
8月1日，邹涛在自己的“购房联盟”网站和个人博客上，发布了《珍惜公民权利，屡败屡战，第三次竞选人大代表》的公开信，众多网友和选民都表示支持邹涛参选。他此前在深圳发起的“不买房运动”亦曾得到网友的响应，甚至一度影响了大陆的持币待购者。本刊在8月24日就此次参选一事，专访了三次自荐参选的邹涛。
虽然是“毫米推进”，
但必须有人去做
《凤凰周刊》：你是第一次登记选民？
邹涛（下称邹）：没错！活了32年，我没有见过一次选票，也从没有给谁投过票。和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很长时间以来，我不知道按照《选举法》的规定，中国公民要获得投票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必须经过选民登记才具备正式的选民资格。
这次罗湖区是在8月23日贴出通知，规定的选民登记时间为2006年9月5日前。从8月24日到9月5日，除掉双休日，就只有短短的十天时间登记。
《凤凰周刊》：这已经是你第三次自荐参选人大代表了，为什么会“屡败屡战”？
邹：2005年1月，我第一次自荐参选深圳市人大代表。先在网络上发布自荐信，然后寄给区人大、市人大，但没有得到回复。9月，罗湖区补选人大代表。我递交自荐信，也没有任何结果。虽然是“毫米推进”，但必须有人去做。
为什么屡败屡战、三番五次地参选呢？我有一个观点：当前中国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社会问题，如此多的矛盾和隐患，是因为人大代表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现在一些人大代表已经沦为“见面握手、开会举手、闭幕拍手”的“三手代表”，而且大部分代表是官员代表、老板代表，他们怎么可能有时间去了解民意、体察民情？
恰恰是老百姓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去反映，但现在的渠道已经不畅通，信访这条路已经基本堵死，所以一定要唤起大家珍惜自己的选举和被选举权。我们现在有那么好的《宪法》，那么好的人大制度，选民其实可以“用脚投票”，哪个代表、哪个官员不行，就把他选下来。
大家不珍惜这种权利，出了事只好去上访。正是因为人人漠视这些权利，才导致了人大代表不作为的现状。大家都觉得，反正人大代表没有用，没有必要去选，这种观念让人觉得痛心。但我不能要求我身边的朋友、路人、街坊邻居去做，只能从自己做起，虽然“枪打出头鸟”，但总得有人去做。
《凤凰周刊》：为什么要提出关于人大代表职责的“六点声明”？你是怎样理解人大代表的职能的？
邹：之前也有人陆续提到这些内容，但我这次是第一次正式地、系统地作为一个竞选纲领来提出。也就是：人大代表要公布联系地址；公布联系方式；公布议案情况；公开声明“有困难找人大代表”；自筹资金成立“人大代表办公室”；不怕得罪人，不做“三手代表”。
人大代表似乎已经成了一些人的政治保护伞。有些人大代表本身就是党政官员，怎么可能自己监督自己呢？
人大代表不是政治地位的符号，它应该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只有沉甸甸的责任，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脱离了老百姓的支持，人大代表就是个空的称呼，而如果为老百姓说话，它就能够理直气壮。
只要人大代表能够做到这六点，我还竞选去干什么？我就旅游去了，喝茶去了。最终的目的不是我当选代表，而是推动制度的建设，建立良性的循环。
“我想我可以去化解一些社会矛盾，为政府分忧解难。”
《凤凰周刊》：你觉得这次当选的可能性有多大？
邹：这次地方人大换届选举，至少中央是十分重视的。我所在选区是深圳罗湖区草埔西社区清水河街道。罗湖区有182位人大代表名额，其中清水河街道有12个名额。
《选举法》不修改，民间参选者很难。一要允许自荐。现在，自荐参选人很可能在“协商”确定候选人名单的时候被“酝酿”掉了。二要允许独立宣传。现在的宣传必须由选举办组织，之前深圳曾经有参选者要求贴海报，就引起了很大争议。
我这次的选民联名推荐肯定远远超过《选举法》规定的10人以上，提名候选人没有问题，但之后的事情就很难控制了。
《凤凰周刊》：如果你当选，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邹：这正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想，我会尽力而为，顺势而为。首先要做到“六点”，我的联络方式早就公布了，我也将定期公布议案情况—至少，我不会像一些人大代表那样，每到开会的时候就为议案发愁，我现在随时可以拿出50份议案出来。
我将建立全国第一个区一级的“人大代表办公室”，随时接待选民。之前没有人这么做，那么我带个头，再作一点点的突破。因为我代表基层老百姓，所以理直气壮，敢于质疑不尽职的官员，督促他们真正为人民服务。
我在体制外能做到这些，在体制内会做得更好。我有策划能力，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两方面结合起来，我想我可以去化解一些社会矛盾，为政府分忧解难。至少我会带来一股清新的活力。
《凤凰周刊》：要是你竞选失败，对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会不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邹：有这种可能，但我们要看到更积极的意义。我的每次参选活动都是一个普法教育的过程。通过邮件、短信、网络等，影响成千上万的公民，不断提升大家的选举意识。
坦率地说，中国人普遍缺乏两种意识，一是纳税意识，既没有纳税的主动性，也没有去监督政府财政支出的意识。二是公民意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唤醒大家的公民意识，推动民主法治建设，我个人能不能选上倒是其次。
以前大家叫我“民间维权人士”，我更愿意说，我是尽力去做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如果我们站出来推动一个法治社会的形成，那么受益者也将是千千万万的人。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
打破潜规则”
《凤凰周刊》：你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
邹：我出生在湖南隆回的一个山村。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有五兄妹。我家隔壁就是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祖屋，所以从小深受魏源那种“胸怀天下”思想的影响。
1991年，我18岁高中毕业之后，参军到广西当边防侦察兵。4年的训练非常艰苦，身体上、意志上都得到了磨练。1994年退伍，在内地公安部门干了一年后，1996年来到深圳。经过公开招考进入一家金融机构的党委机关，工资待遇比较可观，买了房，也买了车。2000年又出来创业。但内心里，我常常怀疑，这种安逸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1999年，我帮助一些在深圳做工的湖南老乡从包工头手里讨回欠薪，从此开始参与公益事业。几年下来，帮助了二、三百人次。但在这当中，我看到相关部门相互推诿，才慢慢意识到，靠一个人的力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制度入手。
《凤凰周刊》：你常常提到美国的罗莎·帕克斯女士，并说最后倒下的，一定是那个起先看似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如果说帕克斯当年面对的庞然大物是种族歧视制度的话，你现在希望战胜的庞然大物是什么？
邹：罗莎·帕克斯是我最崇敬的人之一。她的伟大之处在于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我想，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祸国殃民的“潜规则”，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比如去医院看病要给医师塞红包，做生意要走关系走后门，等等。我希望挑战的就是这个潜规则，推动制度改革。这样，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才会指日可待。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打破潜规则，比如竞选人大代表、发起不买房运动、做帮弱助困的慈善事业。
《凤凰周刊》：你说自己是一个“现实、理性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你的现实与理性表现在哪里？
邹：最大的现实就是要先生存。我原来的生意没法继续做，现在着手做纯公益性的“深圳扶弱助困网”，有3个员工，每年的运营费用大概需要15万元，我希望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资助。
这个网站解决了原先慈善活动的三个弊端：一是爱心透支的问题，通过一对一的帮扶，不会出现求助的人需要5万元，最后社会捐助30万元的情况。二是爱心玷污的问题，捐赠的钱不会到我们手里，避免了捐款被挪用、不知去向。三是监督问题，网络完全开放，人人都可以监督。
做这个网站，是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让所有的弱势群体都得到社会的关怀。另外，也能够解决生存的问题。人大竞选是通过制度渠道入手，而建立扶助网，是更现实的追求公义的手段，更多依靠个人的策划组织能力。
我的每个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至少要过“三关”——自己、朋友、律师，要透过合法的渠道。而且，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我会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这是最基本的组织原则。我想，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负责任的媒体来呼吁，专家学者来研究，市民来进行理性的思考，最后政府做出科学的决策。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
《凤凰周刊》：你的博客上有这样的留言，说“悲情太盛，国事复杂，要给中央时间”。
邹：相比赞扬的话，我更希望看到批评的声音，理性的、客观的、鞭策我的声音。但中国的很多事情，如果要一直等下去，成本太高，很多机会就在等的过程中失去了。我希望在不影响国家稳定的前提下，理性地推动制度的改进。
我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希望有丰富经验、较高觉悟的人们，包括那位留言的网友，大家一起站出来，联手去推动，这样就会事半功倍。
《凤凰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悲情人物吗？
邹：恰恰相反，我现在越来越理性，看问题越来越客观，冷静。我感到高兴的是，很多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一一变成了现实。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虽然我脸上没有太多的笑容，但这不代表我不开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冷静地观察，开心地思考”。这种心态可以让我更理性地做事。
以前看到那么多的民工兄弟求告无门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悲情在心头。现在经历了那么多事，失去了那么多，有了那么多惨痛的教训，我不断反思，现在我是靠一种强烈的信念来支撑。我会不断地调整心态，让自己更快乐一些，更好地走下去。
我说，我始终相信党和政府。这不是唱高调，真正爱一个人，你应该不求回报地付出，另外你也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问题。
凤凰周刊2006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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