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对货币理论的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就可以进而判断银行，财政，税收等宏观经济控调举措的合理性。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银行吸收存款是积聚闲散资金，发放贷款是移用积聚的资金。
由于资金不等于货币更不等于纸币，所以这种说法细究起来明显有问题。投资和纸币的运动应当分别考察，纸币积聚的时候并不能就认为其本可对应的物资也积聚起来了（可能由于相应的订贷取消而使物资生产萎缩），然而当积聚的纸币贷放出去时更不能认为就是原对应积聚的物资的使用，如个人储蓄至多相应于用于个人消费品的物资积聚，这些物品一般和贷放之纸币的购买对象是全然不同的。
所以用模糊的资金概念来解释银行活动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是，银行吸收存款是积聚纸币，发放贷款是移用积聚的纸币(注意：存在准备金制度的银行，发放贷款就不仅仅是移用积聚的纸币了)。是金融机构对社会流通媒介手段本身的一种商业利用。
但是对中央银行来说，积聚纸币是必要的吗？另外，贷出必须严格限于已积聚的纸币数量果真合理吗？尽管许多人基于历史和个人经验对此深信不疑，但这一对普通商业银行来说天经地义的信贷平衡，对中央银行来说却不尽然。
首先由于国家银行可发行纸币，需要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在互联网银行卡普及后连纸币都可以省略了），所以本不必通过各种方法从社会上去积聚，而贷出完全可以和积聚的纸币数量无关，仅视经济社会的交换媒介需要而定。
个人收支经验，在此是完全不适用的。
实际上只要社会经济中有这个媒介需要，其交易后果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且无害于各方权益平衡，则即使原来没有相应的流通货币，也可以适当的形式“创造”它，即由中央银行发行并由银行贷发或财政支出。货币支付需求，完全可依发行、分配者的意愿创造，合理与否，视其客观社会效果而定。反之，若社会中不存在这种媒介可能或需要，或流通交换无益于社会，则即使握有相应的货币量也不得为用。如许多人虽然有钱也买不到合意的商品或服务，厂矿即使有钱也不会买不合用的机电产品。只得眼看其一边积压，一边缺货。货币的流通效果取决于支付需求的分量形式(即买哪些物品，各买多少)。总需求应作多维空间中的向量理解，数量是无关的。
故个人的存款储蓄，或许会影响个人支付需求所对应的形态，比如说暂时少买一件衣服，但银行据此发放的信贷所造成的支付需求的形态，一般却完全不与个人支付需求的分量形态对应，比如说银行将个人存款贷给制造厂商，厂方却用来支付扩建费用。这和货币原可能对应的个人衣服当然不是一回事，而若供销状况充许厂方扩建的需求而且具备实现的物品条件，则银行尽可据利贷给，没必要要求大家少穿衣服来存款以支持信贷。反之，若人们压缩了个人消费来银行存纸币并由银行转作生产投资信贷，则除了相应的个人消费品的需求及生产受到压抑外，投资单位的生产扩张，仍不能越出社会中原已具有的相应的物品条件的限制。比如生铁的供给，不会由于人们少买了衣服而越出高炉的熔炼能力。用西方教科书的话来说，就是供给不会越出生产可能。相反，却可能由于最终消费需求受到压抑而使生产的扩张受到人为限制。
如果情况一方面是人们节衣缩食以致流通中商品积压，周转不灵，另一方面是银行据存款贷给商业部门以支撑占用的流动资金，那就更荒唐了。可是统计数字表明国内大部分银行贷款是被商业部门和流动资金占用的。
所以，那种以为银行是积聚闲散资金转为建设投资的观点，或许是对什么是资金以及对不可兑纸币支撑的现代货币和流通全局缺乏宏观洞察所致。
那种以为银行里的存款必对应着什么物资的想法，是缺乏依据的，事实上完全可能没有什么商品供给和存款相对应，货币只有在介入流通，造成既成或潜在的支付需求时，才对相应商品的经济循环产生影响，只有在实现媒介时，才对应着等值的商品。而在货币退出流通过程时，它就并不必有什么商品与其对应了，尽管我们把钱存入银行时，可能对应着积钱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等等的打算，而要使这种想法实现。往往有待于相应产业的生产发展，而这些产业的生产发展所需的材料、设备、技术、经营管理等等又将对应着相应的资源、制造需求和教育、培训、情报、体制等等。
经济活动事实上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环环相扣地联成一个整体，不能以为货币无论何种状态时都应有物品对应。退出流通，就并非所是。
故我们不妨走得更远些，假设银行不吸收存款又如何呢？此时原存款者的消费行为会有重大变化吗？未必，可能不过是将存在银行的钱放在家里而已，那么若放在银行里就可据以贷款，而放在家里就不行？这对拥有发行权的央行来说，也是说不通的，因为银行依据存在银行的钱来放款与依据存在公众家中闲置的钱来作同样的放款，其流通的社会效果不是一样的么？所以传统的货币、银行理论和解释、做法，可以认为是缺陷、破绽甚多，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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