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者到食利者——对当前社会腐败问题的认识
把生产者和食利者与当前的社会腐败问题挂起钩来，好像有些突兀，但还是有些内在的联系的。
生产者，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指的是那些以劳动为生，靠劳动力生活的人们。生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当然，生产者就是直接使用这些工具并创造劳动成果的那些人了。
食利者，在落伍的政治经济学中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依靠存款、特别是持有股票等有价证券以取得利息收入为生的那些人们。食利者是瓜分剩余价值的成员之一。随着资本和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日益分离，那些拥有巨额资本的人们，完全可以脱离生产的过程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依靠对资本的所有权取得利息或者股息来生活，食利者的数量因此而增加。
从生产者到食利者的转变和逆转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的事情。因为这种转变有天然的动因。
一是从生产者到食利者的转变是人们的心愿。这是从人性论或者人性自私论的角度来说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走进食利者的行列。因为人们都有尽量避免繁重和单调的劳动，力求最大限度得到报酬的本能的心理，向这个方向奋斗无可厚非。
二是从食利者到生产者的转变是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任何社会和任何时候，食利者总是人群中的极少数，因为食利者的来源，或者说资本增殖的唯一来源，在人们在劳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来源于人自身的劳动，没有了劳动就没有了剩余价值，没有了剩余价值，食利者就没有可食之利。
资本就像自然界中处于食物链上方的食肉动物一样，当底层的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食肉动物的日子就比较好过，自相残杀的场面或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可是，当底层的生物都发展到了高层次的食肉阶段，就相当于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都发展到了食利者阶段的时候，那些位于食物链高端的食肉动物的日子可真的不好过了。因为每个对手在没有从底层猎杀到足够的食物的时候，为了果腹，即使是食肉动物也能成为别的食肉动物的盘中餐，自然界里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最后，还是那些凶猛彪悍的食肉动物从自己同类的竞争中胜出，大多数的弱小的食肉动物被消灭，或者重新沦为食草者。而原本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底层的生物因为上层生物的减少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甚至可能用自己充分发展的群体抵御上层生物的擒食。
上面这段话说得远了。不过，这段话也不算多余，因为现在的许多社会现象，其实就是自然界里那种低级竞争现象的重复，这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腐败横行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
生产者和食利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专心于使用工具把原料生产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减少无效劳动和提高工作效率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另一个则是专注于怎样让资本生出更多的利息来，只要有利润存在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当然，能用更少的资本得到更多的利息，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劳动的强度和效率根本没有在他们的关注之中；甚或在使用机器能减轻劳动强度但会减少利息的时候，他们宁可要利息也不要机器。由此，劳动者的希望和食利者的期盼也将会越来越对立。
这样，再说下面的三句话就不会引起争论了：
其一，劳动者和食利者没有共同的思想意识。
站在什么立场上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有句俗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文雅一点的是“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其实一个道理，就是坐在什么位置上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思想意识。
其二，劳动者和食利者没有共同的外在行为。
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思想意识决定外在行为，是大家公认的道理。显然，作为劳动者，他希望用尽可能少的劳动得到尽可能多的成果，或者用丰富多彩的劳动替换枯燥单调的劳动，总之，他们想得到的是轻松的劳动和理想的劳动报酬。但从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本质特性上说，生产者的这些希望正好与机器的要求相反。因为工业化中最根本的规律，就是劳动的单调和重复，而且这种单调和重复的程度越高，生产的效率就越高，换言之，就是资本的收益越高。为了得到更好的收益，资本不允许劳动者革新这些高效率的单调和重复劳动。
其三，劳动者和食利者没有共同的物质利益。
劳动者和食利者是剩余价值的共同分割者，一方得到的就是另一方减少的。在一定的社会生产阶段，一种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率总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值，这也意味着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总量也是有限度的一个数量。当可分割的这个数量有限的时候，没有哪个食利者自愿将自己可能得到的贡献出去，除非他真的是个傻瓜。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
现在社会上腐败问题的存在和严重发展，其实就是执政党在生产者和食利者如何转化的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对策。
如果执政党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他会把生产者的利益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因为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达，他们都摆脱不了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每一份成果的背后都是汗水和心血的凝聚。他们在与自然作斗争的时候，深知劳动的艰辛和劳动者的苦楚，深知团结的重要性。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有透彻的理解，所以他们能发动起全中国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成穷苦百姓的革命运动。语词“人心齐泰山移”应该是这个意识的写照。
但是，当我们把自己从生产者的行列里剥离出来以后，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掠夺 ，二是利益的掠夺。
最先变化的是对资本的贪婪，这是腐败产生的内因。
因为要成为真正的食利者，首先要有足够的能够食利的资本。在没有可以运用的经济手段的时候，使用政治权力捞取个人利益是食利者无法抗拒的选择。同时也因为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政治招牌上公开地写明了自己的政治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却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共产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从打下江山那天起，共产党就没有给自己的任何成员创造捞取私利的机会，这和资本家家族传承资产恰好相反。或者说，共产党没有给自己的成员提供能够一步走进食利者行列的条件。于是，在邓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后，在这个党已经远离了腥风血雨以后，在这个集团已经从精神信仰的集会逐步演变成利益共同体以后，一些抱着追求财富理想跟党走的人心里出现了不平衡，他们对食利的私有资本是耿耿于怀。凭什么他们吃肉我们只喝汤，抑或有时连汤也没喝上。但毕竟资本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以权换钱尽快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成了这些意志薄弱者的唯一的首选。于是，一些信仰不坚定的人们，在时机有利的时候，立马脱掉了自己劳动者的外衣，换上了食利者的内脏。当然，内脏换了，外边穿的还是共产党的红外套。可内脏一换，思想意识跟着就变了，到底，这“屁股决定脑袋，脑袋支配行为”的规律是改变不得的。于是，许多的社会不和谐现象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于是，我们的媒体上就出现了“50万武装一个城管中队”，“狗比人贵”，“血汗工厂”，“记者侵权被索三千万”……等等等等的许多真是勾人眼球的新闻。上海连续爆发高官腐败，老百姓保命钱被官商勾结挪用大案，实在是这个故事自然发展的又一章。腐败自然而然的发展、蔓延了起来。
其次是对劳动者利益的掠夺，这是腐败的对象。
当转换了生产者和食利者的角色之后，对物质利益的掠夺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食利者最终的目的是得到能够满足自己贪欲的物质利益，而人的欲望一旦偏离了高尚道德的轨道，就会变得无法控制，“欲壑难填”那句成语可是这情景最真实的写照。可是，社会上的财富是有限的，要得到充分满足个人心愿的物质财富，必然要有攫取这个财富的对象，显然，对象只能是劳动者，普通的劳动者。因为在加入到了食利者的行列中以后，弱肉强食的规则会让他们马上变了脸面，吃掉那些已经强壮了起来的食利者，他们还没有这个实力。所以，只能先把嘴巴对准还没有被已经壮大的食利者瓜分掉的那些财富。恰好这个财富又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执政党从打建国那天起，就集中国力，日积月累的创造了一笔无比巨大的后来被一些经济大家论证为没有所有者的公共资产，面对这诱人的财富，又有手里的权力作后盾，那能放过这自操自买的好时机。“过去穷怕了”！
加入到了食利者的行列以后，食利者的优越性还真是提醒了这些曾经的卓越建设者。食利到底比建设省心。你想呢，过去搞建设，从规划到落实，哪个环节上不是劳心费力，尤其是费劲巴力地搞农业，力没少出，粮食也没多收，那像现在银子一掏立马就买来了大米白面。观念一转天地宽。过去勒紧腰带搞建设，流血流汗也没造出来媲美西方的彩电冰箱空调轿车，现在不费劲了，物质反倒“极大丰富”了。老人家曾经说过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落伍了。现在终于不劳心费力了，而且不劳心费力了，反倒得到的更多了。
说了这许多，还是回到主题上来。要想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恐怕还是要先处理好生产者和食利者的关系问题。这不是什么问题。邓公当年描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已经把“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话都说过了，既然社会主义把共同富裕作为特征之一，其实已经对这个问题明确了解决的方向。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是执政党策略上的方法而非原则上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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