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满清皇朝最后一任「内阁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 只就任临时大总统)，又是「洪宪皇帝」(只做了八十叁天)。他从一个「读书不成 、功名无望」的青年，逐步爬上权力的顶峰；他「玩弄权术、投机取巧」，利用 辛亥革命并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共有十七个儿子、十 五个女儿。
袁世凯死后不久，这个「大家庭」已经难于维持了，成员纷纷提议分家。袁世凯 一生积累了多少财产，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很难估计。袁世凯在「遗训」中所 说一百馀万英镑，并没有包括全部财产。
袁世凯的口述遗训
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上午十点去世。袁世凯临终前，曾召长子袁克定于 病榻前，令夏寿田执笔纪录对他口述遗训：
「……夫余辛苦半生，积得财产约一百数十万磅(英磅)，尔曹(指诸子)将来啖饭 之地，尚可勿忧竭蹶。果使感情浃洽，意见不生，共族而居，同室而处，岂不甚 善，第患不能符余之期望耳。」
「万一他日分产，除汝母(指妻于氏)与汝(袁克定)当然分受优异之份不计外，其 馀约分叁种：(一)随余多年而生有子女者；(二)随余多年而无子女者；(叁)事余 未久而有所出及无所出者，当酌量以予之，大率以予余财百分之十、之八、之六 ，依次递减。」「若我女，其出室者，各给以百分之一；未受聘者，各给百分之 叁。」
「若夫婢女，谨愿者留之，狡黠者去之，然无论或去或留，悉提百分之一，分别 摊派之，亦以侍余之年份久暂，定酬之多寡为断。……」
袁世凯的丧葬费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说他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由当时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来承办 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九万元，其后的移灵、购置墓地和安葬，用了十 几万元。当时估计，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五十万元左右。
袁静雪说又说，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的旧属徐世昌、段琪瑞、王士 珍等八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 理、各部部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多有捐赠。他们的捐 款数目，绝大多数是一万元，最少的是二千元，总计共收到捐款二十五万元，这 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丧礼。
袁世凯遗产的分配
据袁静雪的回忆说：「在我父亲安葬以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袁克定，因系嫡出 长子，独分四十万，其馀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十二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 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泺煤矿、启新洋灰(水泥)公司、自 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
「我约略记得，他们兄弟每人还分得有十条金子，这是否也包括上述的钱数以内 ？因事隔多年，已记不甚清了。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八千元。我娘和各个姨太 太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
袁静雪回忆说：「当分家的时候，我父亲生前的贵重衣物，大部分都没有了，五 姨太太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亲屋里的铁柜抬到她的屋 子里去。」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生活上的一切，后来都由她一手经管，是否还有类似偷走 铁柜的其它情况，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时候，按着房头，每房分了一 只皮箱，箱内只盛了半箱的衣服，那还是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每个箱子里都放有 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蓬。」
袁世凯的第六子袁克端之子袁家宾长大成人后，曾见到一份分家的帐单，此单未 记于氏所得多少，除叁、四、七姨太去世外，大、二、五、六、八、九姨太太， 每人分得现款银元六万、黄金叁十两，做为养老费。诸子各分现款八万，黄金四 十两，股票总价值约七万元。诸女中四、八两位早逝，馀者每人得嫁妆费款约一 万元。
一九八叁年春，长子袁克定从北京前往天津主持第二次分家，此次所分是卖掉的 北京和天津两地的五处房产，和彰德、辉县的各一处房产。此时克藩（第十六子 ）已经夭折，十六个克字辈兄弟平分，各得伪联币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元。记得当 时伪联币一角钱（0.1元），可买二个烧饼。
袁世凯的房地遗产，独由长子袁克定掌握，他从不向家族透露，以便私吞。一九 一六年，他即与袁乃宽合谋，将天津海河东岸平安街一处楼房变卖私分。袁世凯 生前在法国银行存有二百万法郎，对这笔鉅款，袁克定也严守秘密。 后来，袁克坚（第十子）了解到有此存款，到袁克定家当面质问，并提出应由大 家共分。袁克定先是支吾其辞，后来批了「事可行」的条子，亲笔签名。旋又懊 悔，把条子追回撕毁，引起全家族的怀疑和不满。
时隔不久，他与袁乃宽变卖天津房产伙分的事情□露，全家族更认清他是个伪君 子，普遍对其蔑视。他觉察到有些不妙，对家庭中经济困难的，主动资助，嘘寒 问暖，以示关怀照顾，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但袁克齐（第七子）曾说：「此款 未从法国领回。」
袁世凯去世后遗留大量财产，并没有捐给公益事业，全部留给子女，坐享其成。 以大儿子袁克定为例，据说他分得遗产最多，由于多年来不事生计，挥金如土。 到一九四九年，袁克定的全部家私业已花得差不多了。他手中仅馀的部分股票， 也被长子袁家融透过袁乃宽恳求，投资于天津新懋交易行内，充实股本，换得其 长子袁家融充任该行副理。当时言明，所得利润足够袁克定的生活费用，可以随 时支取，但其子不念其父年迈，生活无助，始终分文不给，致使其父生活陷入极 端贫困的境地。
一日叁餐，无鱼无肉，甚至没有菜蔬，仅以窝窝头（玉米面做的一种粗粮食品） 切片，佐以咸菜。但袁克定仍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不改往日派头。后来实在 无法生活，曾迁到张伯驹的家中寄居。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这时张伯驹的家庭生活也陷入困境，难以兼顾袁克定 了。北京文史馆馆长章士钊闻悉，呈报政府批准，将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馆中，给 以委员的名义，月支六十元，在家坐领。后来又仅靠街道上每月二十元的救济金 维持生活。此时袁克定尽管衣服破烂，但举止言谈依然如故，风度不改。
一九五八年，袁克定病逝在张伯驹家中，终年八十岁，其妻早在一九叁九年已先 病故。袁克定的丧事，全由张伯驹代为料理，如果没有张伯驹的帮助，也许会是 「死无葬身」之地了。(下)(李白山)
转自世界日报 200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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