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错峰出行”开始炒的沸沸扬扬，那么错峰出行是个好办法呢？眼下中非论坛一过，车流滚滚的堵车场面重回人们的生活之中；错峰出行、公交优先等概念再次成为众多焦点之一。（记者：你知道错峰出行吗？）市民：“知道，很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的局面。”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石京：“交通系统是一个巨系统，错峰出行理论上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石京，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城市交通规划研究；石博士告诉记者，虽然错峰出行是城市交通管理中最为简单、相对比较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石京：“比如，这条道路始终处于高潮通行量；一天中任意时刻的通行量都超过道路的最大承载能力，错峰出行就不起作用。”石博士告诉记者，北京环路某些路段已经基本饱和，周围写字楼住宅区挤得满满当当，周围市民出行必须要走环路，这就造成环路交通压力突破极限，陷入瘫痪；此时错峰出行已属于无关痛痒，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扩路改造，要么限制机动车数量；而在街头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错峰出行，市民也有不同意见。市民：“错峰出行，该错多少时间？”（记者：你觉得该错多少？）“至少3个小时，否则的话大家还是错不开。”“我觉得办事不好办吧。”“我觉得加强大家的素质与意识比错峰出行更重要。”石京：“交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只有政策、法规、意识、道路硬件一致的时候，才能发挥出各种措施的优势来。”错峰出行，究竟要错出多少？而一旦采取这样的出行规律，普通市民的生活由会受到多大的影响？也许这一切都要在政策正式执行之后才会清楚；不过专家告诉记者，综合各种因素大力发展公交系统才是解决北京交通困境的一大出路；今天，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公布冬运计划，将缩短、撤销重复路线，目的就是发展公交系统，改善北京市交通环境。北京市公交集团总经理助理姚振平：“我们在错峰出行方面没问题，随时做好准备；中非论坛期间错峰出行不就很好吗。”（2006年11月9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看看，中非论坛期间那么点子错峰出行的效果，现在被各方当作是救命稻草，死死抓住不放，好像这错峰出行就是个能够拯救行将崩溃的秩序的灵丹妙药。
这几天，我也是就此大放厥词，说了不少内容，我自己都嫌烦了。看着媒体抱住错峰上下班这个挂一漏万的亮点，咬定青山不放松，大有不弄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罢休的架式。媒体如此，我有什么可烦的？不就是继续喋喋不休嘛。
说错峰出行制度设计思路上必须经过广泛听取社会上各方面的意见，必须考虑到论坛期间其他共存的管制措施，必须经过科学论证等等，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而将中国、以及北京的道路交通状况与国外比较，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实，我们在热火朝天地讨论错峰出行问题时，往往还是固守着经济学本身一直存在的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该报道中那个专家认为，如果在道路压力突破极限的情况下，错峰出行就无关痛痒，只能或者拓宽道路或者限制机动车数量；而在此前一天该节目有关错峰出行的报道中，另一个专家介绍，日本、墨西哥等国家的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比北京要多，但交通也没有那般拥挤，所以北京还是有改善的余地的。
这种比较，和听起来似是而非的说辞，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让人无所适从。
不错，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比起国外很多城市来还差得远。但为什么北京的道路却如此无可挽回呢？
我们光是比较了道路密度、机动车保有量、行驶速度、存量增量等等，却忽视了一个最核心的事情，那就是，中国、具体到本话题就是北京的机动车都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在驾驶着。
平常开车上路，面对各式各样的流氓驾驶，活脱脱会把一个哪怕是非常德高望重或谨小慎微的人变成魔鬼。
城市道路，是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公共空间。与比如电影院、图书馆、公园、酒店等公共空间不同的是，城市道路具有极强的兼容性，或者具备公共品当中最为单纯和显著的非排他性，无论贫富长幼男女强弱，在道路上都化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交通主体，除非是那些在车身上明显标注特权的军警高官使馆牌照者外，待在机动车里面无法表征出任何社会地位、身份、成就，只能摩肩接踵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管是豪华的还是寒酸的，尽皆如此。
由是，道路上的贫富差距应该是最不明显的，而这也给道路上各色人等的自我定位和观照形成了必然的错位。优雅的白领被龌龊的货车挤压了，不可一世的官员被搬家公司车辆别了，私法掌握者被黑车有眼无珠欺负了，国宾车队被未谙世事的外地进京车辆拦截超越了……如此这般，怎不叫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我身边有些平素完全淑女君子者，一旦上路也不得不沾染恶劣的“车脾气”，沦落到车匪路霸的档次，凸显着公共空间就是注定被边缘化贫困化垃圾化的趋势。
所以，看着一个个开着车风驰电掣的男女老少们，心里实在感觉就是一个个气急败坏的杀手，至少在此时此刻心中充满了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恨。
非但如此，平常里因为这种事所带来的麻烦也很是有趣。
我在《城市》里的一个同事，是个现在户口还在山西的男性主编，他所把握的组里尽是弄些个女将们供自己养眼，MSN上将自己封为“窦各庄员外”，意指在窦各庄拥有一处自己的房产，并且也具有着充当员外的身心渴望，颇有权力的意念。
这个主编平常显得温文尔雅，可开起车来却就污言秽语，并时不常发起脾气与其他车辆叫劲。如果被堵在路上，经常会骚扰北京的交通事故报警电话（122），责问对方是怎么管理道路交通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小面包车跑到主路最内侧车道上来？红绿灯设置为什么如此不近人情？等等。
11月7日上午忿忿不平地到了办公室，讲述了他所开的车在方庄停放时被他人的车辆刮蹭的经过，咬牙切齿地谈起了那个刮蹭他车的对方究竟多么不是个东西。后来他说要将这个经过记录下来，并让我发到博客上，供众人品评。
遭遇北京胡同串子
老北京有一个说法，叫胡同串子。指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的，喜欢到处打听别人的事情，喜欢在胡同里面到处串门聊天，闲不住的人，不见得就是指市井小人。一些北京土著的文艺界人士偶尔也自嘲自己曾经是一个胡同串子，无非就是表白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
后来胡同串子的含义慢慢演变，成了贬损老北京劣根性的代名词。比如说话尖酸刻薄，吹牛，什么都瞧不起，好逸恶劳，势利等等。这些品质在网络上省际的口水战里经常被提及，并成为外地人嘲笑北京人的武器之一。
在身边也偶尔遇到听到这样的老北京。操着一口浓重的京腔，满脸的蔑视和土著的骄傲。
先讲两个小故事。
一同事，部队大院里，家长在军队有一定级别。她的弟弟一次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这个女孩的家庭是典型的北京平民。一次弟弟给这个女孩家里打电话，恰好是她的父亲接的。电话有来电显示，由于一定级别的军线偶尔不显示号码，而是几个*，老北京也都知道。这位父亲看到电话上一堆*之后，故意问我这位同事的弟弟：“怎么着（读招，北京味儿），您这号码怎么不显示啊？”。弟弟解释说，偶尔会这样。这位父亲马上说：“不就是军线吗，谁不知道啊。装什么装……”
同事一家人知道了这位老爷子的话语之后，告诉儿子：马上断绝和这个女孩子的来往。这不是典型的老北京胡同串子吗，还没怎么着就唧唧歪歪，将来还不定怎么尖酸刻薄呢。
第二个故事，是我一次采访苏宁电器。该电器城位于繁华区，采访的地点是二楼卖微波炉烤箱等人流不是很多，也比较宽敞的地方，特意找了一个角落采访副总。就在副总说得入港的时候，一个70多岁的白发老爷子走了过来，径直从摄像机镜头和采访对象之间走了过去，边走边嘟囔“什么东西……”，浓浓的北京味儿。过去的时候还故意梗着脖子用余光瞟记者，意思是，我就从这儿过了，你敢把我怎么着？
当然，这个镜头没法用了，采访对象的思路也被完全打断。这么大年纪一个老爷子，你能把他怎么着？
两个故事讲完，进入正题。说说我刚刚遭遇的一对儿胡同串子。
前天晚上回家。城里的老小区是著名的难停车，小区里歪七扭八天天挤得满满当当，大家也都习惯如此。我回家较晚，只好勉强挤在一辆捷达的后面。看看距离，捷达的尾巴离我的前轮轮眉很近，他倒车如果不留意很容易碰上。没办法，小区里天天如此。我看看它的牌照，京CF，少说十年的车，应该是个老司机，应该问题不大。可能是有预感，我居然记住了这辆捷达的牌照。
第二天一早，捷达已经不见。我过去看我的车，果然，轮眉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凹进去一块，连里面的钢板都露出来了。看这个撞击强度，绝对是故意为之。回头看我的车玻璃等处，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曾经蹭过别人，主动在雨刷器下留下我的电话）
撮火……
马上给物业打电话，说出对方车号，物业倒也比较负责，帮我查到捷达的车主电话，姓名，门牌号码。
一个130的号码。打过去，通了。半天不接。再打，关机。
对方的意图很明显。
我马上发了一条短信：大家都是邻居，你住B50×，我住A，撞车总得有个交代吧？
一会儿电话就回过来了，浓重的京腔，40多岁：“怎么着啊？”
我很客气，你把我车撞了。
“我撞了你车？没有啊？谁说的？”
“保安看见的，告诉了我你的牌照”。看他抵赖，我诈了他一下。
“哦……我早上着急送孩子，没看见。再说也不怪我，谁让你停得离我那么近的？你这是违章停车知道吗？※％×￥＃◎（一堆埋怨我的话）”
一会儿他的老婆把电话要过来，“你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车，我们的车还蹭了呢，差不多得了”
我开的车是宝来，怎么也比10年的捷达贵一点吧？听到对方这么胡搅蛮缠，我实在是打不了嘴仗，心想走自己的保险得了。我说到单位我问问再说吧。
到单位，问保险公司熟人。因为轮眉和车门都有损伤，还要喷漆扳金，修车至少500元。熟人说你自己背也可以，但是得对方配合出一个事故证明。
我打电话给捷达司机，告诉他为了大家省事，干脆我把事故责任揽过来，请他和我到交通队开事故证明。
“怎么着啊？还要事故证明？我没时间！就你那车，那点剐蹭，到十里河200块钱完了※％￥＃”又是一堆埋怨我同时推卸责任的话。
我出离愤怒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傻×吗？按说平时在单位和记者们讲稿子什么的思路清楚，逻辑严密，但是碰上这种胡搅蛮缠的主儿实在是争不出所以然来。加上他老婆，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也跟我电话里扯不清，甚至有些话说得很难听。最后我说算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晚上回家，想了想，一个小区的邻居，还是一座楼里，为这点事儿闹得这么僵没必要。我打电话给捷达司机，告诉他算了，你下来我们谈谈吧。
一会儿一40多岁男的晃晃悠悠过来了。看见我，满脸的狐疑：“怎么着，算了？”
我心平气和地说，咱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为这点事情伤和气犯不上。我自己处理就得了，也不用你赔了。
该男马上来了底气。“本来就是嘛，我97年拿本儿，早就开车了。我要不是着急送闺女，也撞不上你……你早上打电话，我手机没电了。你说我住哪儿的短信我刚收到……就这点伤，奔十里河，200块钱完了……要不这么着，我给你100块钱？”
一摸兜，“哟，我还没带钱，要不你上楼跟我家拿去？”
我实在不想看他装孙子，说算了。我也不缺这100块钱，咱邻居别为这点事儿撕破脸就行。
该男马上说，那行。看看车，这宝来也不值钱，也就10万块钱吧？
我说新车15万。
该男没接茬，转头走，又回头嘟囔一句，“也不是什么好车”
这臭嘴，真想抽他。
一辆捷达开十年，再看他的举止衣着谈吐，估计混的一般。他的车现在也就2万左右，而且为了4、500块钱逃逸，还死不承认，估计经济状况堪忧。但是口口声声说我的车不值钱，不是什么好车等等，足以闻出“小姐的身子丫头的命”的人身上常有的那股酸味。到最后还浑不讲理，遇到事情死不承认，拼命为自己开脱，甚至说谎。
典型的老胡同串子。
终于明白什么是滚刀肉了。无语。
还是潘老帮我骂几句吧。
（顺便说一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从被尊称为“潘老师”简化为“潘老”，叫得我如今越来越沧桑，总是在泡妞时因为模样罪而屡屡吃亏。）
听了这个主编的讲述，我就认为他太面了，对付流氓就应该采用流氓的办法，可以报警，可以动粗，可以不择手段。
该主编问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揭露老北京人的丑恶嘴脸的节目，我说这恐怕不行，很难通过审查，毕竟是个犯众怒的区域，传统媒体是不会有人敢于如此忤逆违抗宣传纪律挑拨社会关系的。
我并不是个老北京，现在我的户口本上的籍贯是“江苏宜兴”。我对该主编介绍，文革前后所谓的北京人大体上是三种人，其一是刮蹭他车的那类北京人，属于老北京，这些人大都是土著得没有经历过什么世面（比如战争或者走南闯北），最典型的就是天桥龙须沟一带的胡同串子；另一类是机关大院里的人，还有就是像王朔那类部队大院里的人。
与老北京打交道的确很让人头疼。人们常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也算是从地域上区分人群行为乃至职业特征的一种流传。
其实，很久以前我们就有了按照地域来区分人群特征，并借此基点与人打交道的心理底线和物质基础。
在那个主编的手下，就曾经有过恬不知耻口是心非胡说八道装腔作势自以为是装疯卖傻的来京记者，令人不胜其烦，更是让我印证了我此前对一些地域人士的反感。
其实，有件事我不说对方也得说，不如也在这里索性一并抖搂吧。
也是11月7日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武汉晨报的记者，从《中国青年》彭明榜那里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找到我，说最近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因为考试成绩等问题，突然出走消失，他们报社花了很大气力在全国各地寻找，虽然找到，但对方不想接受采访；报社认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困境，希望能够就此采访我。我当即回答，我对这类采访没有兴趣，如果想找这样的事例可以找别人。对方回答并不会占用我太多时间，可以等着我忙完了自己的事后花个十几分钟就可以。我让对方次日（11月8日）再打电话。我想着，武汉那是个什么地方？九头鸟啊。那里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嘛。
次日上午，我刚刚到办公室，打开电脑，与同事打了招呼，那个武汉晨报的记者不请自来，就到了办公室里。
我再次听了他的意图，然后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很无聊，是一种炒作。一来，这个学生是否继续读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外界不应该对此横加干预或者指指点点。二来，媒体总是自以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具有天然道德优越感的位置，对公民个人的行为进行裁判，这绝非媒体的功能。三来，如果这个学生不是清华的，而是比如湖北武汉甚至十堰荆州黄石等什么地方一所不为人知的高等院校，那么报纸还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全国寻找吗？正是因为有了清华的名头，才给了如此炒作带来了空间，而客观上和结果上，该学生也就为了这种炒作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那个记者介绍，该学生的父母是靠拾荒来供养其上大学，我回答这并不使问题的性质有任何改变。）
我对那个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的记者说，当天正好是记者节。我们在为媒体的发达而庆幸之际，却无时不刻在崇尚和动用着媒体暴力，用媒体的力量标榜自身的存在，并对他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侵害。（他提起我被媒体侵害的经历，我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事实上，每个人的墓碑下埋藏着一部完整的历史，这就是说，不能以任何个人的生活经历无法比照其他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可能一模一样。报社试图以找寻过来人并比对经历的方式给那个学生以参照的做法本身就有着很大的问题。我希望能够给那个学生一个不受打扰的个人空间，让他自己去思索去揣摩去度量去选择，而不是被媒体强迫在大庭广众之下承担过多的个人和家庭以外的子虚乌有的责任，成为公共选择中的牺牲品。要知道，这是他的权利，而不是作为社会构成的我们之辈的施舍和恩赐。
最后，这个记者问我是否可以为我拍照，我回答说不行。
这是个连名片都没带就出来采访的记者。
湖北人果然了得。我相信，无论我说了什么，阻挠不了武汉晨报继续逮着那个可怜的学生不撒嘴，继续将其行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供人品评玩味，借满足公众好奇心的理由实现自身吸引读者进而完成类似广告等的商业化运作。
虽然我不同意，但现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就更不可能以我的意志有任何风吹草动。
这就是与时俱进里的中国。
《解放日报》5月20日报道，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于2004年6月3日受邀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彼得伯格秘密会议（据其本人透露）。据说他是第一个参加该会议的中国人和东方人。会议范围很小，参加者都是西方政治经济界“大腕”，有美前国务卿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大卫·洛克菲勒和菲亚特老总阿涅科。在这个被称为“西方秘密俱乐部”的会议上，龙永图就中国经济的问题作了“长时间”发言，他讲到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力量：一个是改革的力量：另一个是市场力量；第三个是全球化的力量。他的发言立即引起轰动，“他们对我的讲话反映特别好！散会之后，吃午饭的时候，很多人都过来和我交流。”龙如此说。龙并不觉得是他个人魅力使然，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西方已经意识到崛起的中国力量不可忽视，因此，“他们不得不关注我们”。
曾几何时，中国大地上涌现出对于河南人的挤兑、数落、讥讽和排斥。穷山恶水出刁民，河南人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恶的化身。
现在，对河南人的不满和歧视少了许多。这是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文明程度提高了？
前不久，我写的那篇“当今世界还有比中国人更坏的吗？”在网上甫一登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网络上转载得很多（用搜索工具简单查询就可以知道）。写那些文字时我还担心那可能会招致网民大骂，不成想却博得了广泛的共鸣。（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上哪儿的人又是最坏的呢？
想当初，有河南人煞有介事地发问，到底是谁在妖魔化河南人，对着河南人的为非作歹视若无睹，却摆出一副蒙怨受屈的姿态，试图为河南人夺回道义制高点。但严酷的事实却无情地鞭笞着如此诘难，成就着河南人在耻辱柱上牢不可破的位置。
现如今对于河南人的非议的减少，并不是河南人有所收敛，（我的同事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前往河南旅游，整个行程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河南人的坑蒙拐骗，让他和同行者对河南人的行径刻骨铭心。）也不是什么社会更加宽容和谐，而是格雷欣效应的完美体现，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表现。简言之，不是河南人变好了，而是其他地方的人变坏了。
当中国大陆上的全体人们都不约而同向河南人看齐之际，对于河南人的评价自然会从负面向正常转化。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渡过了万众一心将河南人妖魔化的历程，众志成城地与曾经作为对立面的河南人休戚与共携手同心与时俱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就是，全世界都在妖魔化中国人。
换言之，现在最坏的（不考虑语义学上的最高级形态），不止是河南人，而是全体中国人。
所以，讨论中国到底什么地方的人最坏，在当下的情景之中，竟然会摇身一变成为了伪问题了。
这应该是我们欣喜还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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