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立统一规律，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同样是把双刃剑。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在使GDP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同时必定面临资产阶级思潮的进攻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袭；必定拉大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现象的出现。对于这些邓小平十分清楚，他再三强调如果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鼓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的发展。提倡人民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可见邓小平要少数人先富只是一种手段，而决非是目的！同样邓小平提倡对外开放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对于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邓小平坚定的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清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阶级所必然产生的贪婪腐败和一切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末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的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他说“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并指出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而且一定能解决。他说“我们的社会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他们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很明显邓小平要我们解决的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类似上面的警示比比皆是，概括起来说就是：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泛滥。邓小平给出的突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时间确实是英明的：过早提出会影响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大局，过晚提出——到生米做成熟饭——中国已经偏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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