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先富”论
孑人
改革开放初期，XXX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和地区共同富裕的思想，并且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很快在全国迅速地推广开来。这一政策的推行，很快在全国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后来形成了两极分化。这种情况日趋严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强烈的感受到了，而且许多外国人也看到了。我国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达到基尼系数0.43以上，和美国差不多了。但是，不久前出刊的《求是》杂志，刊登了周隆滨的一篇题为《“先富”与“共富”》（以下简称《周文》）的文章，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阐述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为“先富”思想和政策辩护，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这就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辩论清楚。这不仅因为“先富”论是个大问题，而且因为《求是》杂志是党的重要刊物，周隆滨是个重要人物——《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
关于“先富”，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说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只是极少数的人先富起来了。这极少数的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共产党内的。这一部分是主要的。其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原来就是党内的。报刊上公布的统计数字说明，中国现有的千万富翁（经营性资金或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之上的）82万多人，只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六，亿万富翁就更少。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在亿万富翁中，高干子弟和亲属占90%以上，同理，千万富翁中他们占的比例也不会少。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人现在有的又成了高干，有的成了国企高管。另一种原来只是党外的私营企业主，后来被拉入了党内。第二部分是直到现在仍然还在党外的私营企业主。他们有没有带动和帮助大数人“共富”起来呢？看看现在的“三农”问题、农民工、下岗工人、大多数的在岗但收入很低的职工们，答案就清楚了。况且他们都背负着新的“三座大山”，如果仍然这样下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有翻身之日。如果这不是两极分化，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是两极分化呢？XXX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XXX文选》第3卷第111页）事实表明，“先富”政策，的确是失败了。
在“先富”思想和政策的指导之下，有没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千万和亿万富翁们，所拥有的是一千万以上的经营性资金，就是说他们是拿这些钱去投资赚钱，其实质就是剥削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资产者。党内有着高干背景的这一部分的大多数，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官僚特权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富”思想和政策指导下的实践，“真是走了邪路了”。
党内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早就背叛了共产主义，他们根本不配做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谁也没有允许过任何共产党人在广大群众之前先富起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大多数人的运动。而这些人不但为极少数人谋私利，还站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对立面。毛主席多次申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同志在刚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时候，在西柏坡特别重申了毛主席的这一告诫。而这些人不但背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生活作风上也早已资产阶级化了。
这些先富起来的高干子弟，在高干子弟中也是少数。他们的父辈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在入党的时候也都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老革命，他们的许多人逝世的时候，都获得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称号。而这些老革命的子弟变成了人民群众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是发人深醒的。毛主席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告诫和提醒党的高级干部们，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一定要正确对待革命，不能脱离群众，一定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这些先富起来的高干子弟（有的现在也成了高干）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还剥削和压迫群众。现在到了这些人猛醒和回头的时候了。
所以说，“先富”论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且是对自己的革命历史的背叛。有些好心人可能这样想，“先富”论的用心是好的，可能是让一部分群众先富起来。开始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想过。而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部分高干子弟为主的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而普通群众则很少有人富起来（直到现在也很少）的时候，他还健在，对这种情况不可能不了解。
以上事实和道理，作为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周隆滨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他还为“先富”论辩护呢？他的辩护有道理吗？《周文》写道：“事实上，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走的正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到底怎样呢？这三十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是逐年扩大，现在和美国差不多了。世界上有这样的共同富裕吗？我们是哪些人呢？是下岗工人吗？是农民工吗？是背负着新“三座大山”的广大群众吗？都不是。实际上，当《周文》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也是心虚的，内心是自相矛盾的。他写道：“毋庸讳言，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不论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是城镇内部、乡村内部，收入差距都扩大了。”就是说，在全国，全面的“收入差距都扩大了”。天底下有这样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吗？
为了替“先富”论辩护，《周文》引用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一个被辩护士们用滥了的公式，也被许多理论工反复批驳过了，在此不打算再作阐述。本文只想说明下面两点。其一，《周文》说“在一定意义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是‘先富’与‘共富’关系”，是不对的，是混淆视听。如上所述，“先富”政策并没有带来“共富”和公平，也不是效率的发动机。他认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先富’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充盈着蓬勃旺盛的创造活力，中国人民迸发出巨大的创造能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说成是“‘先富’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结果。这完全是欺骗。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不是“先富”政策的结果，而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富起来的广大群众的辛勤劳动创造的，他们非但没有富起来，还受着在“先富”政策指导下先富起来的极少数人的剥削。其二，就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来说，作为党的政策，也早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变为把实现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说的严重一点，周先生现在还写这样的文章，不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而且已经违背了党的现行政策。
《周文》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走的正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还举出了一些数字：“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在我国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均收入和GDP一样，只能说明综合国力，对于认识人民生活水平，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能够说明人民生活水平的是另外的统计数字。如当前我国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财富，不到20%的人拥有80%以上的银行存款；大多数在岗职工月工资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收入最高的省、市广东省和上海市所规定的职工最低月工资收入都不到1000元人民币，其他省市可想而知，就更不用说下岗的和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收入了。农民的收入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总之，“总体小康”，不等于大部分人都小康了。
和其他辩护士一样，周先生也拿2008年和改革开放前做比较说事。从数字上说，现在大多数人的收入是提高了，但这并不等于一切。第一，那时人们的收入相对平均，不像现在这样贫富悬殊。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搞平均主义只在一部分农村存在，在全国并不是搞平均主义。工人是八级工资制，干部有二十多级，怎么是平均主义呢？正像毛主席所说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得不存在的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而近二十多年来分配领域中差距悬殊，完全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第二，那时人们的工资收入主要是生活费，住房、看病、上学，或全部、或大部作为福利由国家解决。而近二十多年来这些全部或大部由劳动者个人负担，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只是近年来才开始有所改变。第三，那时的物价，和现在比起来低得多，一个工人一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收入，能养活一家人。现在一个工人一个月几百块钱的收入，能养活一家人吗？这些情况，周先生作为过来人应该是清楚的，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呢？
极少数高干子弟先富起来这件事，性质非常严重，影响非常恶劣。它和党内腐败有着紧密联系。这些人发财致富，一不是靠辛勤的劳动，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父辈的权力，是依权发财，以权换钱。他们发财以后，又为推动腐败进一步打下了经济基础。这两件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对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在党的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周总理严肃地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这些人依权发财，完全是立党为私，早就没有了共产党人的气味。和对腐败一样，广大群众对他们也是深恶痛绝。党应该像反腐败一样，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而只有把腐败的重要经济基础消灭了，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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