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惩贪如烹小鲜谁羞?
不管那个国家,不管那个朝代,都有贪官污吏,只分数量的多和少,只分程度的重和轻,只分范围的广和窄。但在已经逝去30多年的毛主席时代,理念异化、信仰酸化、意识钝化、官德氧化、思想恶化、心灵锈化、品行蜕化、追求铜化的贪官,并不多见,不象现在这样普遍多见。那时的党风之清廉,民风之健康,世风之高尚,是史无前例的,是世人皆知的。人们从中深切地体味到毛主席在惩腐兴廉方面,如烹小鲜那样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在毛主席时代,惩治腐败一以贯之,却并不刻意;如烹小鲜,却从未懈怠;条规不繁,却令行禁止;制度不多,却游刃有余;杀人很少,却立竿见影。为什么能取得这样事半功倍的成效呢?笔者以为,除了网友“率先垂范,不令而行”、“预防为先,防患未然”、“作风民主,监督有效”、“严格纪律,防微杜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五个方面的阐释外,更关键的是在于毛主席运用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克腐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中,唯物辩证法是其核心内容。毛主席反复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这就是说,对立统一“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说明事物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种向对立面的转化,又表现为两种基本的状态,量变状态和质变状态。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质变和量变相互交替,使事物不断地向前发展。质量互变规律主要揭示了事物的发展变化所采取的基本状态。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这里提出的部分质变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贡献。他还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
就党内腐败而言,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矛盾运动中的反映,是官员私欲的表现。对贪欲的无限膨胀,对名利的肆意追求,使权力的使用超过了它应有的范围,从而造成道德沦丧与价值缺失,而势必会发生质的变化,进一步导致腐败的产生和蔓延。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在党内腐败中的具体表现。
正是由于毛主席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所以,他对党内腐败,有着高度地警惕,并利用群众监督及时发现,铁腕查处。
在青年时代,毛主席就“坚决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发展现代工业,而且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廉洁’的政府机构”。他痛恨贪官污吏,主张建立“廉洁政府”。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热情地赞扬了湖南的农民运动“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他说:“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
1926年,党内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中共便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1933年,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中规定:贪污500元,处以死刑;
1934年1月,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为了避免李自成的悲剧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重演,1944年,毛主席将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史论文章,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并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他为此明确指出:“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的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防范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初期,正如毛主席所担心的那样,出现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决策,从1951年底开展了“三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这时被发现,并象建国前查处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唐红达、刘仕祥、黄克功、肖玉壁等七个贪官那样,亲自批准了处死刘青山、张子善的命令。这是我党执政后,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反腐败运动。毛主席仅仅用刘青山、张子善的两颗人头,就换得官场20多年的清廉!
毛主席是这样总结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
毛主席这段话,特别是其中“积重难返”四个字,充分折射出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哲理,迸发出千钧的力量,发人猛省。
正如前面所说,毛主席之所以能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惩腐兴廉奇迹,根本在于毛主席充分掌握并娴熟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所致。
时下,我们十分尴尬地看到,纵使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完善、制度不断健全、工作不断规范、手段不断强化、方法不断创新、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不断提高”的语境下,各类大小贪官仍如韭菜一样割之又生,象野草一样烧了又长。一会儿是什么警察又成了黑势力,一会儿是什么官员又写下“香艳日记”,一会儿是什么贪官涉贪金额又破世界威尼斯记录,一会儿是什么色官又杀情妇……总之是不断地扰人,不断地烦人,不断地雷人,不断地惊人。
基于此,群众的满意率还高不高呢?我不敢妄下结论,只借用人民网今日的[一语惊坛]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反腐败取得的巨大成果,百姓看不到,群众不认可?只缘身边的腐败不倒!”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发表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则将之描述成:“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看到[一语惊坛]上凝聚民意的这句话,再想想毛主席当年惩贪如烹小鲜的伟人风范,白皮书发布者有何感想?谁会羞颜?
水放多了是稀饭,话说多了是闲言,本文权以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薄一波说过的一席话作为本文的结语:“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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