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鲜血从此不再白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一道闪电
2011年10月10日、海峡两岸同时纪念“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是同一事件的两面。大陆这里纪念的是“辛亥革命”，台湾那里纪念的是“民国建立100周年”。
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偏颇，使得主流媒体避谈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的功绩，避谈民国的贡献。今天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应当明辨历史，充分肯定民国的贡献，国民党政府的贡献。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民每一次抗争都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一步步的深化。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是中华民族从谷底走向高山的转折点。
一、中国人民不是一夜之间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站起来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每一份尊严都是打出来的。
当代中国人一直有这么个认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从那天开始，旧中国的一切屈辱就都一去不复返了。
文人们蓄意曲解中国历史，立足于无比自豪的“自古以来”，他们特别虚构了一个无限伟大的“康乾盛世”，之后是西方殖民者来临后一落千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用“万恶的旧社会”这几个字就完全概括了这么长的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宣传重点全都放在阐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党史取代了国史。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也不是一夜之间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站起来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充满着艰辛。近现代中国每一点进步，每一次站起来靠的都是人民的鲜血。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积贫积弱，一盘散沙、一穷二白的中国，除了人多什么都没有。国家的尊严，国民的尊严，在一个一穷二白基础上，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得了呢，当时的中国要赢得民族独立，维护主权、收回失地，哪怕赢回一点点民族尊严全都是靠这些生命和鲜血换来。
大家常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愤慨，但却很少有人讲明白这块牌子是何时摘掉的，如何摘掉的。事实是：这种牌子竖起是在满清时的租界，最终摘下是在民国。是在北伐即将胜利，北伐军收回武汉租界之时。摘下时，人们感慨中国人为此已经斗争了有六十年了。所以，关键在于这个政府是否在努力改变。
弱国无外交，就“屈辱外交”而言，改革开放之后却越来越多，九四年“银河号事件”、九九年“五·八炸大使馆事件”，南沙被东南亚国家蚕食，最近发生的“湄公河血案”看来又要不了了之。积弱站不起来，积贫站得不直。“马其顿校车风波”，吴建民发起舆论导向说中国人要摆脱“弱国心态”。这些年来中国外交历经这么多屈辱，他还认为很强大？屈辱就是屈辱，处置不当就是不当，换个说法骗不了人。从一以贯之的“韬光养晦”到借题发挥提出“摆脱弱国心态”，官方文人变脸真快，但毫无章法可言。
“不平等条约”的提出和废除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大贡献
“半殖民地”主要标志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租界、治外法权之存在，“不平等条约"还在，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就不复存在。“不平等条约”这个概念是孙中山在1923年首先提出的。他说：“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制订政纲时明确指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长久以来，给我们大家一直的印象是“不平等条约”不合法不合理，是无效的。只要是民族独立的国家，政府自成立那天起就可以宣布废除，天经地义。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要艰难得多，不承认或者废除意味着要迫使帝国主义做出让步，吐出已经到手的利益。废除“不平等条约”，赢回尊严结束国家的屈辱，要靠实力，要靠战争，全都是鲜血换来的，是抗战军民的生命和鲜血。从来不是空口说说“不平等”就能废除得了的。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抗战的胜利果实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国政府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最重要的进展是在抗战期间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但仍有残留，直到解放后仍然存在，全部清理完毕是等到上个世纪末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在建国后不久新中国签订重要盟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补充协定：“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苏联坚持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实际上是在中国要了两个势力范围。
当时的中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比如中苏条约成立的四个合营公司，这种合作方式事实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
直到抗美援朝胜利，战争胜利使得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得到尊敬、信赖和倚重。之后苏军顺利撤出旅顺。并引来史上规模最大一次现代化浪潮。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引进的技术包括原子弹、导弹，那真是倾囊相赠，这等好事真是空前绝后啊。使得中国短短在十年内就建立起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中国从中世纪的农业国一跃而成工业大国。
二、大中国的诞生，每一寸领土都浸润着普普通通抗战军民的鲜血
历经抗战的磨难，中国从此以大国姿态出现在世界。
极左通常指责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国家不能统一，人民饱受战乱灾荒，实际上，军阀割据的恶果早在清末就已经种下，各地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势力。不论革命爆发与否，各地自行其是，不听满清政府的政令早就出现了。分裂分治割据难以避免。帝国主义从不甘心让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出现。
对抗战（二战）这段历史，茅于轼也发表看法，他的看法由于其美国立场，立场偏颇，他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的同盟军关系，看作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单方面援助，“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茅于轼：重新看待中美关系”）。既而诬蔑“抗美援朝”是恩将仇报。
在中国抗战最初五年，美国根本就没有援助过中国，没有支援过一枪一弹。相反却以原油、钢铁贸易支持了日本侵华。41年，英国封锁滇缅公路，苏联承认“满洲国”。中国陷入空前的孤立无援，在国际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国共各党、从中央到地方仍然在组织军民坚持抵抗，决不投降。
1941年底，日本发动了“珍珠港事件”，美、英也陷入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屠刀之下，一度深陷危境，美国需要同盟军牵制日本。反法西斯的各个战场都是互相支持互相支援的关系，怎么能看作单方面的援助呢？茅于轼这种假设“如果没有美军参战，中国就会如何如何”，根本不能成立。
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中国抗战的价值和作用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高度重视和评价，他们给予中国大量的物质支援，极大的精神鼓励。包括废除租界和“不平等条约”都在这时宣告，“开罗条约”明确中国领土主权包括东北、台湾。将中国纳入联合国五大成员国也在这时。
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承受了极大的苦难，牺牲的还是没有牺牲的都历经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磨难，残暴的日寇、残酷的战争、巨大的人祸加天灾，再加政府组织领导的无能和腐败，中国人民为什么还是选择抗战，因为不愿意子孙后代去当亡国奴，中国人为子孙后代的幸福是愿意牺牲一切的。所以说中国的领土疆界和大国地位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一点都不夸大，是铁的事实。中华民族超强的承受力世所罕见，坚强的人民，众多的人口，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中国必然崛起于世界，抗战使得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当年斯大林强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时，曾经对蒋经国说过：“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抗战胜利取得的战果则是巨大的，中国赢得的国家利益仅次于美苏，远远超过了英法两大列强。苏联解体了，中国还在，这就更显出那一代中国人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极深极厚。
不能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一口抹杀了国民党、民国政府的贡献。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引进西方科技文化。成为联合国五大成员国都是民国政府的贡献。民国政府毕竟是抗战的组织者，领导者，不能因此而遗忘在其领导下的抗战军民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愤青们常常讥笑国民党只会“地图开疆”，但“地图开疆”也是开疆，是靠流血牺牲换来的法理性，是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承认的，是至今为止领土领海争端中国政府据理力争的法理基础。
官方文人一直在谴责国民党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丧师失地，这是事实。但是，既便是共产党领导抗战，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不会改变，共产党领导抗战能否避免东北沦陷？能否避免南京大屠杀？能否靠自己的力量收复东北和台湾？彭德怀在自述里曾提到“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事后他承认是错误的，是“轻敌速胜思想”。事实是：在抗战中凡是日军围剿的根据地没有一处不被日军占领过，根据地老百姓牺牲同样惨烈。在延安整风中，“百团大战”遭到批判，理由是刺激了敌人，给根据地带来极大困难。《聂荣臻回忆录》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之后八路军再也没有打过中等规模的战斗，经常性的是游击战。红军时期游击区规模很大，党史书中可曾提到游击队的贡献？苏德战场类似卓娅的游击队数量众多，有百万之众，但其作战效能不及正面战场主力会战之百分之一。
回顾历史，让人确切感受到的是：国家的独立、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尊严要靠整整一辈人的牺牲奉献，不光是军人还有普通老百姓，不光是共产党，还有各派抗日武装，牺牲和奉献精神才是中国抵御外侮、维护主权、走向强国的唯一依靠。每一寸国土都是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每一份尊严都是用生命换来的。“辛亥革命”纪念和“抗战”纪念在这点做得远远不够。自由派文人因眼界逼仄，看不透也不想看明白。官方文人则是在授意下从不愿意正视历史。
感慨之一：自由派的悲剧从其娘胎出来就注定了，这些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从来不知道牺牲和奉献，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别看现在民主、自由、人权喊得山响，一但面对暴力和鲜血，利害诱逼。立刻就会转而当奴才，这些人怎么可能赢得民心取得政权？投靠而不是独立才是他们的本质，而眼下他们是越来越像汉奸了，妄图解体中国。
感慨之二：感叹愤青的幼稚不成熟，愤青想去杀人想不到被杀，想征服却不去想如何承受苦难。要一时痛快而没想到耐心等待，对领袖和英雄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多读读抗战期间普通人的苦难就知道战争是多么艰难。
感慨之三：怀念先烈，怀念牺牲和死难的同胞，当代中国人应该树立一颗感恩的心。恩仇分明才能树立自尊心、责任心、公平正义原则。这些年来，屏幕上却满眼都是满清皇帝的“伟大英明”，一个个被拔高到千古一帝，君临天下，剿灭叛乱、开疆扩土，无所不能。我们抚今追昔，我们有今日的中国，今日的生活，我们应该感谢谁，是感谢帝王将相“自古以来”创造了中国、还是为保卫中国真正付出血汗的普通老百姓。
“让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不是比喻形容，而是实实在在的。当我们追思前辈的牺牲奉献，同时树立起的是当代国人的责任心、奉献和牺牲精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民族精神就是这样一代代延续下去的。而一味向群众灌输什么“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则跳过了父辈们的牺牲贡献，创业之艰辛，也意味着无从激发人们的责任感，献身精神。
感慨之四：
民国史的缺失，使得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历史观既错误也不完整，国内不可能出现民国史权威，话语权更是无从谈起。绝大部分人的脑子里历史链条是断裂的、扭曲的。从晚清史（中国近代史）直接跳到党史，民国史被党史取代。话语权掌握在清史学和党史学手里。清史学主张国家主义，党史学主张革命史观。
这造成两个后果，其一是对满清历史地位不适当的定位，错误地将清中前期定义为古代中国的终结，推出虚幻自豪的“康乾盛世”，“自古以来之辉煌”，错误的认为满清奠定当代中国的领土和民族基础。而对于满清之落后、封闭，主流舆论界则一概以“清袭明制”，明清并论，以“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把满清的恶政转嫁到明朝或者传统文化上；其二、党史学从本专业出发，对民国人物和民国事件充斥了贬斥和忽视。以“万恶的旧社会”，把满清留下的罪孽一股脑推给民国来背，蓄意抹杀民国的功绩。
对“前清功绩”错误的拔高，以党史取得国史，就会忽略近现代中华儿女所做的牺牲和贡献，历史也就失去了教育和启迪作用。这种缺失在学术界、文艺界问题更严重，这意味着当代知识精英们都存在着知识结构断层，理论基础缝隙，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订，舆论正确方向的把握，左右观念也难以弥合。如此歪曲历史，扭曲中华文化，何谈什么文化复兴？文化强国？特别是难以对国民党历史和现实状况做客观分析评估，对台工作很难“入心、入脑”。
有不少左派从革命史观转向国家主义，又因其历史知识欠缺而理论功底极差，因此他们有这样错误的直观认识：左派等同于革命，革命等同于爱国、爱国等同于国家主义。但他们把国家主义之“国家根基”都搞错了，以至于他们反对孙中山，反对辛亥革命。与当前形势不当类比之后咒骂孙中山是带路党，这些左派的做派和那时的保皇党反到一致了。
清史学界擅长诡辩，他们在和新清史家辩论时，他们以文书中满清、中国合用为证据，论证满清代表中国，其实，满清政府代表中国并不意味着其代表中国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兼任印度女皇代表印度，但她不代表印度人，印度还是殖民地。（见“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反侵略反殖民反分裂反割据，移民实边，各地政府军阀面对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的处置以及地方治理都留下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军阀之间、地方之间矛盾演化冲突的历程同样给人们留下多少启迪。张作霖移民建设东北，杨增新建设新疆，都有过抵制帝国主义渗透和侵略、打击民族分裂，捍卫国家主权的事迹。两蒋建设台湾，落实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确实实现了“三民主义”。这都是民国史当中值得重新思考的内容，不能回避。
以党史诠释近现代史，以革命史为主线，与共产党对立的都是要打倒的反动派，这是单线历史，事实则是复杂得多。这种史观忽略了近现代中国史不仅仅是革命史，也是一部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自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是保卫和建设边疆的奋斗史，是中华民族由衰到兴的历史。
三、爱国主义不能搞成国家主义，立足中华民族，中国才能统一
纪念“辛亥百年”，海内外华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爱国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共同的呼声，是百年来不变的主题。但爱国主义不能搞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以维护国家政权为本位其实就是政权主义。爱不爱民，是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本质区别。
国家主义者向来是排斥人民的，蒋介石就搞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集权之后，他却背离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根本不去解决当时中国最迫切的农民土地问题，反而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对民众疾苦熟视无睹。抗战期间，“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是以国家的名义去扩张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抗战之后，人民再也无法忍受其统治，国民党政权很快被抛弃。
政府虽然从来没有说过鼓励“国家主义”，但事实却是如此，国家主义并非是外界误传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还要遏制民族主义，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国家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所以，大家经常看到的是：不能提汉族民族英雄，连岳飞、文天祥都不能提，更不用说冉闵。“多元一体”、“版图中国”才是国家主义的核心内容。
比如政府要歌颂“统一”。文人们就把古人说的“大一统”歪曲成“大统一”并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传统和所谓的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谁能统一大中国，统一56个民族，谁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这样一来，鼓吹满清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辫子戏从此泛滥开来了。
国家主义者的对台思维是：“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拿下台湾岛。”无疑将全体台湾人都推向了对立面，典型的征服者思维。既然要统一台湾，就又有统一的气度，如果搞成征服，只要宝岛不要民心，自然会激化台海两边民众的对立情绪。
大陆和台湾的两股分裂势力
大陆这边是满洲民族主义，台湾那边是“岛国意识”＋“皇民意识”发展而成的台独，这两股势力都假借“国家主义”而发展。
国家主义的推行，使得一股阴险的民族势力－满遗势力闻风而动，逆风飞扬。借助国家主义，从此满洲民族主义混成了正果，任何批判满清的言论都被打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视、互联网，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所谓的“满清明君”只许歌颂不许说不，政治待遇竟然比二十世纪的三大伟人还高，令人惊诧。
作为满遗集散地的央视，“捧清排汉”渗透到边边角角，搞了不少小动作。“施琅大将军”、“康熙王朝” 曾经在央视十一台经年累月地循环播放……。
洪承畴、施琅、尚可喜都是当年抗日将士强烈蔑视的汉奸，现在反而成了国家歌颂的偶像。满遗势力在干扰对台大政方针的制订和实施。
郑成功父子解放台湾，开发建设台湾，至今仍得到台湾人的敬重，而施琅带清兵征服台湾，把台湾当私人属地，施琅在台时就是恶霸。台湾人对其一直深恶痛绝，可见“国家主义者”并非是阶级革命论者。有一篇文章写得好“从“革命好”到“立宪好”、从“伟人孙中山”到“小人孙中山”、从“腐朽无能”到“我大清”……，这是巧合吗？”
大陆这边因无知无识把满清供奉起来大搞国家主义，而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则是复杂的。日本和日本人在台湾有超高的人气，《海角七号》热遍整个台湾，亚锦赛中日女排大赛，台湾观众把日本女排当成了主队，日本3·11地震，对日本的捐灾，台湾名列第一远远超过了对汶川地震的救助。
客观的说，日本在台湾的现代化进程做过比较大的贡献，相对于腐朽、落后、野蛮的满清统治不知强多少，这点不能抹杀不能漠视。鸵鸟政策，抹杀和漠视使得对台工作出现盲点和误区，迟迟不得进展。
但是台湾毕竟是日本的殖民地，大多数台湾人在日据时期是亡国奴，二等人。为支撑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台湾人民被无辜的卷进去，蒙受极大的战争苦难。
台独背后有日本势力。日本地震时，台湾模仿秀节目「全民最大档」揶揄日皇，台独立委管碧玲就说这是台湾形象及外交的损伤，要新闻局及传播委员会NCC查办控管。新闻局立刻命令电视台及制作人王伟忠向日本皇帝道歉。所以，我们应把反台独看作是抗日战争的延续，把握住舆论的主导权。两蒋残留下的中华势力仍然还在，应鼓励支持与台独皇民斗争。站在世界公义角度，日本法西斯势力是非正义的，见不得光。
和平统一的重要一步要从重新评价历史做起，让在台湾的中国人有历史感，归属感。大陆政府应尽早认识到当代中国同满清政权切割的必要性，重要意义。这是复兴中华文明、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是祖国统一的需要，是摆脱野蛮，回归文明的需要。而且在法理上并不存在障碍。
四、正视历史、面向人民，“统一”观念不再迷失
爱国主义、和平统一，从纪念远征军魂归祖国做起
祖国要统一，本应立足于民，历史贡献更该明白归功于民，当地方政府大肆修缮蒋氏陵墓时，远征军将士的骸骨却散落荒郊，无处安身。
中新网12月10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专案拨款整修位在印度兰伽(Ramgarh)的军人公墓，昨天(9日)举行竣工典礼。台湾方面派员向抗战期间埋骨异域的官兵致祭。
而在9月13日，19具在缅甸寻获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官兵遗骸，在口岸边防武警的军礼中，回到祖国。然而在缅甸，绝大多数远征军将士的陵墓和遗骨至今仍散乱四处，无人看护。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尽数被毁。密支那的华侨艾元昌说，他亲眼看到这些墓地被毁掉，“骨头扔得到处都是。”当孙立人将军得知新38师在缅甸的墓地被毁掉后，仰天长叹，每年清明节，都会到后山上给这些缅甸的孤魂野鬼烧纸纪念。同样在缅甸，英军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妥善管理。甚至日寇的“招魂之碑”却全都得以修缮保护，连死马都立了墓碑。当地人说：“来这里的多是日本人和中国人”。“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在缅甸被毁掉的，不仅仅是中国远征军的墓地，还有对这段历史的记忆。生活在曼德勒的老兵张富鳞曾跟随部队败走野人山，想起那些死在原始森林中的早已化作泥土的数万名兄弟，他常常老泪纵横，“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
这种对比太刺眼了，谁是胜利者、谁是可耻的法西斯，如此漠视抗击侵略保卫国家的烈士，怎么可能树立爱国主义情感？怎么建设文化强国？怎么可能赢得周边邻国的尊重？《金陵十三钗》大肆宣传和热映，炫耀于世的是妓女抗日，主流精英的意识形态空虚、贫乏又下流。
众所周知，搞台独的骨干是日据时期留下的皇民，在李登灰、陈水扁大闹“两国论”时，国台办就想不到如何去收拢台湾的人心，在95年、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60周年之时，中国政府如果在中缅举办抗战烈士安魂仪式，迎请远征军英灵回归中国，褒显中国在二战中突出的贡献，那将赢得世界多少尊重，赢得多少人心，特别是激发在台湾的国民党遗属的爱国之情，这比任何对台湾让利、优惠见效都大得多。可是不，反而大放特播什么《施琅大将军》，这一桩桩一件件让海峡两岸心存正义的人士极为反感寒心。
先烈不可忘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既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应敞开胸怀，厚待为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一切爱国人士，尊重历史，缅怀先烈的功绩。纪念抗战英烈，包括国民党爱国将士。视台湾同胞为真正的国人。面对狭隘的台独思潮，要高举反法西斯大旗，反殖民主义大旗，捍卫真理、捍卫世界公平正义、把台独叫嚣转变成反军国主义反皇民运动。这是祖国统一、文化强国的正确途径。
对台政策要包容历史，包容人民，国共两党共同建构了中国，国民党完成了推翻满清、北伐、抗战，共产党建立了强大的中国。可以不包容台湾政府，但要包容台湾人民，台胞感慨在大陆受到歧视性待遇，被划入外国人之列，去西藏要特批，住宾馆、在游览区买票、都与国人甚至港人待遇不同，这明显是将台胞往外推。要把台胞当作自己人，把“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中国”落实到实处，要努力找到新方式，共享正统。比如在国际性民间组织民办活动中就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或者称来自北京，来自台北”。用中华主义取代国家主义。“统一大业”应基于要土地更要人民，让台湾人民过得更好。
阎学通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如何战胜美国”，他说：“那中国如何才能赢得世人之心呢？按照中国古代先哲的说法，要先从国内做起。实行仁政首先要在国内建立能够感召国外民众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这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的道理：“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
对人民要好，这样才能让人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骄傲的自豪的满足的幸福的。并非同种同文，却有多少人愿意去当美国人？所以还是那句话，“民本主义是立国之本，民国主义是中华之本”，用民本主义－消融普世价值，以“贤能政治”瓦解“票选政治”。
政策是针对社会集团、社会群体而制订，从根本讲是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有利于谁不利于谁的问题。台湾早已开放党禁，为什么共产党却无法存在？为什么台湾没有左右之争，只有统独问题？
1949年后的台湾也实施了土改，是不流血的和平土改，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年台湾有800万人口，600万务农，国民党土改之后，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很快站稳了脚跟。
政策主张应该适应现实具有针对性，解决的是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机械、教条的沿用政策，继续以阶级斗争理论去解决台湾问题，显然是刻舟求剑。从阶级斗争到民族和解，大陆这边对台大政方针逐步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要想统一，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才能达成共识，形成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而陷入党派意识、继续沿用阶级斗争理论或者主张国家主义，都很难赢得人心。
国家必须强大，人民必须团结、民族不可分裂是抗战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的经验遗产。
毛泽东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国民党只要回归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就有合作的基础，而共产党不被极左控制搞“关门主义”，两党就有合作的可能。 过去是国共合作“北伐”、“抗战”，今天是“和平统一”，共同维护南沙主权。
注解：“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原话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一道闪电于201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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