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式的学者才是真正的知识精英
顽石
当下的北大，最有影响力的教授恐怕要算孔庆东了。其实，和孔庆东一样有人民立场、有知识分子良知的北大学者还不乏其人（虽然不是主流），比如巩献田、韩毓海。这是北大之幸，也是中华之幸。
我最初是从孔庆东的博文里知道北大中文系还有个韩毓海教授，但并未因此就去关注他。因为孔庆东提到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也并非个个都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那个阿忆，和孔庆东不仅是同事，还曾经是北大的同学，关系自然非比一般，孔的博文提到他的次数也比较多（近来少了）。但在我看来，阿忆这样的教授却并不是为北大增添光彩的。我真正关注韩毓海，是那次看电视剧《毛岸英》剧组与观众见面的视频，我才知道，北大教授韩毓海是这部经典电视剧的编剧（这也是该剧成功的要素之一）。我由此初步感知了韩毓海的人民立场和非同一般的才情。
前两年，韩毓海出版了他的大作《五百年来谁著史》（至今已经三版，还出了增订本），这部书让韩毓海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实在话，我没有能力对整部书作评价，事实上我也还没来得及读完。凭我浅薄的见识，我断言《五百年来谁著史》是我们这个浮躁时代能流传后世的极少数的著述之一。
今天，我又一次读了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三版序言》，感觉犹如从冰天雪地走进了一个温暖的房间，说不出的畅快；又像是饥肠辘辘时吃到了一顿丰盛的大餐，真是无比的满足与惬意（不太自私的顽石，因此忍不住要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序言很长，内容堪称博大精深。或许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解读，我从里面读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信息：一是坚定的人民立场。韩先生始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站在人民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立场上观察、思考、探究、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二是告诉我们写这部书决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探寻、总结历史的规律用来让今天的人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我从韩先生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三版序言》中摘录了若干片段，贴到这里，和朋友们一起来领略这位有着鲜明的人民立场的学者的才华与智慧，思想与情操。
“因此，为了探索中国道路，我们必须全面地批判和继承既有的人类思想遗产，必须像马克思那样，将这些理论遗产，理解为特定的‘物质形式’，将理论打造成建筑未来新世界大厦的‘材料’，锻造为通向未来道路的铺路石。或者说――必须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将哲学和理论，锻造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方面用于改善广大基层群众的民生，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
“中国历代变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于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惟有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学问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和民生脱节，这便是中国社会组织能力持续衰弱之根本原因，从而，方才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一切行动之指南，更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
“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人民和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
“讽刺的是，在当今精英们‘民主’、‘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反义词，在他们鼓吹、设计的‘市民社会’中，底层劳动大众和人民政府，则成了贬义词。既然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即使确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群众专制、群氓哄起，即使确有现时代‘公德沦丧’的悲哀，但倘若睁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依然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消弱，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被消弱，遂使民众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遂使民众不再相信：五星红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个成就与失误，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留给政府。”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基层群众，而绝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精英’，更不是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赢利性组织、‘赢利型经纪’。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的历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放在基层，凡是思想路线在普通劳动者中普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就会兴旺发达，相反，凡思想政治路线与基层脱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乃至失败。”
“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
“当今之时，如果听了某些不学无术者们的宣传，则中国似乎已经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高等华人’上台，心无挂碍的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精英祸国、律师谋财、‘赢利型经纪’黑白通吃，面对着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员竟不作为乃至沆瀣一气，而相当一部分媒体、小报记者却专打便宜拳。”
“当此世变之亟，政治工作到底该抓哪头，究竟应该联系谁、打击谁，以谁为宣传对象、服务对象，应该以谁为主角，这就取决于共产党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层的老百姓那一边，这就取决于共产党是实行‘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是在沙龙里与精英们闭门思过、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
“什么叫做王道？所谓王道，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与民众相结合，国家财政金融与生产和民生相结合。王者，往也，政者，正也。解民于倒悬，方才能民心所向，与民同心，斯即为大同。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改造旧中国和旧文明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纪律严明的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华文明的腐败病根才得到了医治，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这是历史的结论。”
“相反，如果现代中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病症，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将会被再次瓦解，中国历史就将可能再次陷入悲剧性的循环之中去。而这同样绝非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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