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中国为何必须玩足球？--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轻自贱

    逆向种族主义有多种形态，最典型的一种就是把西方国家说成是天堂，美好得连西方人都不好意思。听到中国人描述的西方国家，估计有些西方人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在说谁：你是在说我吗？我居然不知道我们生活的西方国家有这么美好，我们还有很多烦心事呢。结果，逆向种族主义情绪强烈的中国人说：连你们的麻烦都是先进的，我们还巴不得有呢。
    这种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自轻自贱，在学习他人的名义下放弃自己的一切，从文化传统到历史成就，乃至于中国人的性格上都有普遍的、独特的国民劣根性，必须加以彻底改造，否则，落后愚昧的中国人根本不配人家西方世界那么美好的天堂。多年来，这类逆向种族主义已经喧嚣尘上，其典型特征——凡事都是外国好、中国差——也比较容易辨别，很多人对此缺乏思想和分析能力的拙劣套路已经一目了然，无需多说。此处要说的是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种形态。
    西方社会究竟如何，刚打开国门时，很多人缺乏了解，容易被忽悠，情有可原。时间长了，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西方社会的好处与坏处也就越来清晰。应该说，西方社会有它好的地方，但也有它致命的缺陷，甚至是坏的地方。这种观点比较公允，由此我们也能够在立足自己的基础上，吸取别人的优点，防范它们的缺点。然而，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种形态最典型的特征是——竭力渲染西方社会的坏处，让有爱国心的人们听起来很过瘾。西方社会在他们的描述下，几乎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家、大坏蛋。但是，等听他们唾沫四溅地说完后，人们问：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们一摊手、一耸肩、一撇嘴说：没办法！斗不过西方，只有输！
    前一种逆向种族主义是把西方描绘成美好天堂，我们绝对超不过；后一种逆向种族主义是把西方描绘成超级恶魔，我们依然无法取胜。因此，不管是把西方描绘成好的极端还是坏的极端，中国都只有乖乖听话、听命，俯首称臣。换句话说，从反方向看，中国不论是争取做国际社会的“三好学生”，还是决心做国际社会的“问题学生”，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前者说：你怎么可能做的比人家好？后者说：你玩阴的也玩不过人家。两者交相辉映，认定中国永远没戏。
    后一种逆向种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郎咸平。除此之外，在军事等其他领域也有这类人，恕不一一点名。有人说宋鸿兵也是这类人，对此我不以为然。当郎咸平把西方的阴谋手段描绘得无比高超之后，郎咸平在回答“中国该怎么办”时，常常都是说：没办法。即便有时候郎咸平拿出一点办法，无非也是拾西方人的牙慧，搬弄一些西方老掉牙的东西给中国开药方。宋鸿兵不同。不管宋鸿兵描述的西方阴谋准确度有多大，在给中国寻找方法上，宋鸿兵的确把脚落在了中国的现实中，并且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指出了符合现实需要的解决之道。也许我们可以说，宋鸿兵的解决之道也未必绝对有效，但是，面对西方好的与坏的，宋鸿兵很明确地传达了他的观点：非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方式，很可能更合理、更有效。而且，中国还能由此超越西方。
    不管是西方好到极端，我们没法超过，还是西方坏到顶点，我们只能认命，这两种逆向种族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只能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来玩。这就好比踢足球，说西方足球水平高，我们要从娃娃抓起，几十年也未必能赶上；说西方足球有黑幕，人家玩黑幕的水平都比我们高。中国足球快被全锅端了，西方足球最多露出一点黑幕的马脚，整顿一下，玩的水平和黑幕的水平依然比我们高出一大截。面对这种局面，我们的足球怎么办啊？真的没戏了。反正我是至少十年不看中国足球了。但是，我们为何一定要玩足球呢？锻炼身体，其他也行；群众狂欢，其他也行；竞技欣赏，其他也行；体育经济，其他也行；……几乎可以说，足球的快乐绝大多数都可以用其他代替，即便“用脚踢”这一项难以替代，也没必要把它上升到国家高度吧。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厉害的国家，足球也一般嘛；日本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足球也不怎么样；巴西、阿根廷的足球倒是不错，经济和国家整体实力却不怎么样。那么，我们又何必非要在足球上，在别人的游戏规则里，一定要争出头呢？
    中国今后应该怎么样，根本点应在于中国百姓的福祉，为此，西方好的、与中国现实相适应的就用，西方坏的、与中国现实不相适应的就不用。“三人行必有我师”，前提是自己做主，以自己为参照。我们没必要放弃自己，跟着别人一模一样地学，不管是别人的好处还是坏处，都一样。西方人爱喝咖啡，我们可以喝茶；西方人爱喝红酒，我们可以喝黄酒；西方人吃饭用刀叉，我们可以用筷子；干嘛事事都要与西方一样，干嘛事事都要以西方为标准？如果这一点想不通，只能在逆向种族主义的道路上以不同的形态走到黑，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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