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的十大政治错误事实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的公开信

要求查处《炎黄春秋》杂志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共中央：

尊敬的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

我作为一个入党七十多年的共产党员、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普通公民，对《炎黄春秋》杂志长期以来造谣、诬蔑、攻击毛泽东以及我们的党和国家的言行，已感到难于容忍！今提出：一、《炎黄春秋》的十大政治错误事实；二、处理意见和建议。

一、《炎黄春秋》的十大政治错误事实

（一）《炎黄春秋》发表刘泽华的文章造谣说：“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第22页）。

《炎黄春秋》散布这个谣言的意图是明显的：既然连马克思自己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还有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这显然是为达到他们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

《炎黄春秋》散布这个谣言已不止一次，笔者批驳这谣言也不止一次了。2012年《中华魂》第1期又发表笔者的文章：《如此弥天大谎》，再次对所有造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谣言的“精英”人物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驳。

（二）《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第24页上，刘泽华造的另一个谣言说：“《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刘泽华以《〈矛盾论〉有抄袭之嫌》为小标题，诬蔑毛泽东。但他举不出确实的证据，更无论证。已有人有理有据批驳过这类不值一驳的荒唐谣言。

（三）《炎黄春秋》坚持造谣说《矛盾论》的“观点”不是“毛泽东的原创”

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已经为此发表声明、辟谣之后，2011年《炎黄春秋》第12期第71页上再发表题为《〈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文章，胡说：“《矛盾论》吸取了苏联学者的十个观点，在《矛盾论》中并没有见到相应的说明”。说这些“观点”不是“毛泽东的原创”，这是该杂志及其对抗中央的“声明”，仍坚持“《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思想家或学者，都会吸收前辈的思想观点和精华加以运用和发展。其实所谓“十个观点”都是苏联某个“学者”“原创”吗？即使马克思创造自己的学说也有“三个”来源呢。《矛盾论》是毛泽东根据自己学习马恩列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实际所写的讲稿。根本不存在也用不着抄袭苏联学者观点，毛泽东对所引证马、恩、列以及黑格尔等人的观点和论述，都已一一注明出处，共写了37条注释作了说明。毛泽东引马恩列原著的“观点”比引苏联学者所转述的第二手“观点”更准确可靠。反毛“精英”翻了几本苏联教科书，看到有些苏联学者也引过这些“观点”，就胡说毛泽东“抄袭”了苏联学者“原创”的“观点”，同时还胡说“《矛盾论》有可能出自陈伯达之手”。这样造谣、诬蔑除了说明《炎黄春秋》及其的卑劣心态和反毛之心切还能说明什么呢？

必须指出：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他要离开马列的基本观点、原理去创造“新观点、新原理”，相反，他明确地告诫全党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种“结合”就包括他1937年写的讲稿《矛盾论》在内。毛泽东就是忠于马恩列的基本观点、原理，在“结合”中国的实际方面下功夫，运用马恩列观点、原理去实践，带领我们的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这岂容造谣、诋毁？

（四）《炎黄春秋》还造谣说孙中山未提出“三大政策”，诬蔑毛泽东对“新三民主义”的论述无“根据”

同上《炎黄春秋》第56页上还发表《“新三民主义”是一种讹传》的文章。在引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论述后，胡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没有“根据”的。以自己查阅《孙中山全集》没有见到孙中山本人说过“三大政策”这四字为依据，武断地说“三大政策”这句话“查无实据”并做出结论说：“孙中山未曾提出过所谓‘三大政策’，那么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也就子虚乌有。”由此抹杀孙中山提出和实践“三大政策”的事实，诬蔑“三大政策”是“讹传”，诬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是子虚乌有”。

如果按《炎黄春秋》和的这个逻辑，在《马恩全集》中找不到马克思自己把自己的学说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在《列宁全集》中找不到列宁自己把自己的学说概括为“列宁主义”，在《毛泽东选集》中找不到毛泽东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那么，岂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都可以被说成“查无实据”、无“根据”、“子虚乌有”、“讹传”？

其实，孙中山提出和实践“三大政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便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最终确立的标志。李大钊是“孙中山邀请加入国民党，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的（见《国共两党关系史》第3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孙中山的名言“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要“扶助工农”。北伐革命就是贯彻“三大政策”的行动。这还不能使旧三民主义变为新三民主义吗？怎能因为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后不久逝世，未来得及作四个字的概括，就诬蔑孙中山“未曾提出过‘三大政策’”呢？

《炎黄春秋》及其不仅诬蔑孙中山，还诬蔑毛泽东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论述”属“谣言”，同时还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贊扬“三大政策”，也诬蔑为以“讹”传“讹”，“信谣”、“传谣”。

实际上，造谣惑众恰恰是《炎黄春秋》自己的所作所为，偏偏还要贼喊捉贼。

（五）《炎黄春秋》为大地主刘文彩翻案，彻底颠倒是非功罪

《炎黄春秋》发表文章介绍《大地主刘文彩》。该文写道：“刘文彩晚年热衷于维护地方公益事业，个人出资2﹒5亿元和3000畝田产兴办了其时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曾获国民政府教育部与行政院嘉奖”。刘文彩本是“恶霸地主”，为他“抱屈鸣冤”（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43页）。刘文彩在解放前早已病死，没有起义立功，难道共产党应同国民党一样“嘉奖”他？

刘文彩能说清楚其财产的来源吗？全文没有具体写到他有一事一例一庄罪行或错误。却得出结论说：经过“反思”“改变”了“过去的集体记忆（人们的共识）”：“一些明主、英豪被从神坛请下来，成了暴君、欺世盗名之辈；恶霸与军阀被还原其本来面目，成了开明绅士和爱国人士”。矛头所指不言而喻。既诬蔑革命领袖又美化所有的“恶霸与军阀”。彻底颠倒是非功罪。

说：“社会已经变化”：“一元文化、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社会向多元文化、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的变化”。说整个社会向“多元变化”是荒谬的。

但是，这却说出了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精英”们玩弄“多元化”的阴谋，他们为了恢复剥削阶级专政，首先是打出“多元化”招牌为剥削阶级代表刘文彩争得“多元”中的“一元”的地位，这样，就似乎与无产阶级的那个“一元”成了并列关系。就可以平起平坐的“你说剥削阶级坏被剥削阶级好”，“我就说剥削阶级好被剥削阶级坏”了；《炎黄春秋》及其发表这文章就是站在剥削阶级这个“一元”的立场上为刘文彩说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不听中国当局的命令，《炎黄春秋》的存在就是胜利”。可是，这个剥削阶级的“一元”存在了，被剥削阶级的“一元”《中流》等杂志却不允许“存在”。这证明“多元化”是骗人的，实际上是以“剥削阶级”的“一元”来取代“被剥削阶级”的“一元”。

（六）《炎黄春秋》为“三反”运动翻案，否定人民群众有反腐败的参与权。

《炎黄春秋》多次发表“老党员”的文章说：“‘三反’、‘五反’等也是‘左’的、错误的”。（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14页）不是说在“三反”过程中有某些错误，而是说“三反”本身就是“左的、错误的”。这是全盘否定。

接着，《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15页上，再刊登为“三反”运动全盘翻案的文章武断说：1952年的“三反”是“宁左勿右的运动操作”。“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无非是毛泽东为了让运动升温火起来，而借他俩的人头的一点权力技术和操作”。并胡说“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案”“以今天的标准，即使五六万元被一个地委书记和专员放进了自家的口袋、挪用，也只能算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以他们的级别，多半是不会被起诉的”。这是对“三反”运动也是对“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的全盘否定。建国之初我国处于经济短缺困难的时期，刘、张贪污挪用之款“按当时的市场物价是可购买小米一亿斤，可购买猪肉四千万斤”的巨款（见《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第20页，法律出版社1990年出版），竟被《炎黄春秋》及其缩小成“五、六万元”的“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

结论是：“以运动非法制方式反腐败，是有害的，至少是弊大于利的”。实际上，这是把“三反”运动视为祸“害”，这恰恰表明《炎黄春秋》及其是站在腐败分子立场全盘彻底否定“三反”运动。相反的是，绝大多数正常人无不称赞“三反”运动真是好！它使干部队伍、社会风气清明了几十年；它使国内外有识人士都对共产党政权的清廉刮目相看；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初期的“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都是充分肯定的。这岂容《炎黄春秋》及其否定？！

显然，《炎黄春秋》及其否定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有参与权，同时否定党有权领导和发动群众“反腐败”。他们要把“反腐败”变成少数“精英”的“特权”，一概由他们制定“法律”，再由他们包办“操作”；实际是制造保护腐败的“法律”和舆论，要使腐败在中国愈演愈烈，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七）《炎黄春秋》造谣、诬蔑我国的“镇反”“肃反”运动

《炎黄春秋》发表《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文章说：“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釆取秘密逮捕的方法（具体方法…）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18-19页）。这段话本身就荒唐得不合逻辑，明明是高峰在青海省“座谈会”上的“讲话”又不是布置工作，怎么紧接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连中央都无条件地服从高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了呢？如果照这个方针抓人，不仅“危险分子”，连“可能是危险分子”也要抓，而且抓了死也让他们死在监狱里。全国有这么多监狱收容吗？还说什么这是“抓人”的“‘大跃进’嘛”。实际上，关于镇反，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我国是依法进行“镇反”的。关于“肃反”，党的方针是“不冤枉一个好人”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除了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之外，没有一个人不说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好的。岂容《炎黄春秋》如此造谣、诬蔑、丑化“大跃进”和党的历史？

（八）《炎黄春秋》宣扬某“老党员”的错误政治观点，蓄意动摇党的信仰

作为责任编辑的杜导正发表杜润生的文章，杜导正生怕读者不了解还着重介绍“杜润生1936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宣传部长，在多处任地委书记，离休前任国务院农办副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抬出这么多头衔，以加重杜润生发表支持谢韬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之“份量”，杜润生说谢韬文章的发表“是很好的现象……表明我们党的理论思维相当活跃”。试问：杜导正、谢韬、杜润生“这三位”否定社会主义的先生能代表“我们党”吗？接着，杜润生写道：“我自己没有什么主义…我愿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第1页）。请问杜润生：“难道你在入党时没有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吗？”你在入党七十几年后怎么“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主义”的人？如果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是欺骗党的话，那末，你就是骗子；或者，是你后来叛党了，抛弃了你信仰过的“共产主义”？

（九）《炎黄春秋》负责人杜导正造邓小平的谣言给邓小平脸上抹黑

杜导正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荒谬文章说：“我记得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杜导正接着写道：“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尤其精彩……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第11页）。显然，这是杜导正在撒谎、造谣，但他这样说正是他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主张，这充分暴露了杜导正一伙人的真面目。

①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肯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和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邓小平没有公开发表过与此相反的言论。

②杜导正说这次的“谈话记录”“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似乎唯有他手中握有此“铁证”，这是撒谎、造谣。笔者查阅了《邓选》，其实，这次“谈话”是收了的。这就是邓小平与非洲莫桑比克总统的“谈话”，邓小平是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情况的社会主义。”（《邓选》第3卷第260页）邓小平说的“这些话”与杜导正的“谣言”显然不同，邓小平是要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没有“劝”他们“不要搞社会主义”，更没有说搞别的“什么主义都可以”。

③杜导正在这同一文章中还说：“邓小平说，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又是撒谎、造谣。邓小平的原话是首先强调：“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我们多次重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接着才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不是完全清醒”是指有些人“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见《邓选》第3卷第63和28页）。杜导正却断章取义再加撒谎、造谣，他说包括邓小平本人在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因此，杜导正说邓小平“劝”非洲国家领导人“不要搞社会主义”，搞别的“什么主义”都可以。就在同一文章中，杜导正也写到“讲这些话足以扣上‘叛徒’的帽子”。那末，请问杜导正：到底是谁曾经“讲这些话”？“‘叛徒’的帽子”应“扣”在谁的头上？

请问《炎黄春秋》杜导正：你们岂不是存心动摇我国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搞乱我国人民的思想，同时也给邓小平脸上抹黑吗？

（十）杜导正的言行令人怀疑他是否已放弃中国国籍、获得了某国的国籍

杜导正接受香港《明报》的访谈，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6月6日报道，其中一段话原文照录如下：“对于《人民日报》日前刊登的署名‘中纪闻’的文章要求中共党员遵守‘政治纪律’，并称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杜导正说：‘不要理睬它，镇静。我们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了，是是非非，斗来斗去都有经验’。”《联合早报》还有一段话原文照录如下：“杜导正说：‘作为敢言媒体之一的《炎黄春秋》创刊20年，已接到中国当局整改命令达11次。……虽然未来仍会遭受当局打压，但存在就是胜利。’”对以上报道，我们没有看到杜导正在《炎黄春秋》或别的报刊上有过否认的声明。

这就令人怀疑杜导正还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共党员，他在香港向报界发表谈话，是面对世界的讲话，为什么号召大家“不要理睬”《人民日报》、中国当局，并傲慢地宣称已战胜“中国当局”十一次“打压”的“命令”？

试问：《炎黄春秋》难道是某个国家大使馆驻北京的附属单位？它可不理会“中国当局”的干預，还声称要继续战胜“中国当局”的再次“打压”。即使是外国的驻京单位，攻击驻在国的领袖理应受到驻在国的驱逐出境处理。

以上仅举出《炎黄春秋》的严重政治错误的一部分，已可见该杂志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缔造者毛泽东的污辱和攻击。它反毛、反共、否定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违反宪法，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理应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谴责、声讨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2003年6月10日的《真理报》《消息报》都报道《我们的时代》的主编维诺格拉多夫被统一俄罗斯党开除出党，因为他一个月前在报上发表攻击斯大林的文章。”（见《马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

二、处理意见和建议

现在，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庄严宣布的“毛泽东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个指示，为了维护毛泽东和他缔造的党和国家不受诬蔑和攻击，我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凡是共产党员公开诬蔑、攻击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一律开除党籍，凡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开除公职，凡属于军人开除军籍，触犯法律的依法惩处。

对《炎黄春秋》应立即查封，进行查处，对它多年来散布的谣言和错误言论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已造成的恶劣影响。对该查处的媒体都该查处，对该整顿的都该整顿，对该追究责任的都该追究责任。

原《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刊物是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是有功的，应即复刊，今后应多办这一类刊物。

     希望党和国家总结过去允许《炎黄春秋》这类刊物出版的教训，今后应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媒体及其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及时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不让此类事再次发生。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根本前提。

此致

敬礼！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离休党员干部陈守礼

               201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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