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文王韬晦与赵构苟安
文王采用韬晦之计，倾商以兴周。南宋富而不强，苟安亡国。一兴一败，均为必然。以史为鉴，殷鉴不远。
文王韬晦
《姜太公》（焦安南、李建义著）一书，翔实取材于《史记》、《尚书》、《逸周书》、《六韬》中的大量历史资料。……姜尚历经磨难，穷困潦倒，久久不得志，因而对庶民的力量有 正确的认识。他主张与民众息息相关，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爱民惠民。……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姜太公》一书记载说：
姜尚出山佐周，文王很是高兴。他先设国宴庆贺姜尚出任国师，然后又设家宴款待姜尚，只有文王、太姒和太子三人作陪。席间，姬昌问道：“太公望，我们下一步应如何作为？”姜尚 说：“我连日来已经想好，要四路出兵。”文王惊问道：“如何出兵？”姜尚说：“朝政之事，两月内由太子代为料理。出兵之事，我与主公暗中筹划部署，不知可行？”文王道：“很好。 ”次日当殿下旨，让太子姬发代文王当朝理政。
散朝后，文王召见国师，密议军机。姜尚道：“目前殷大周小，殷尊周卑。主公应采用韬晦之计，倾商以兴周。”
文王问：“何谓韬晦之计？”
姜尚道：“韬晦者，韬光养晦也。就是要隐藏锋芒，不使外露。鸷鸟将击，卑身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首；圣人将动，必有愚色。主公要兴周灭殷，目下表面上必须尊殷崇帝，作出恭 顺无比的姿态，不能有半点破绽纰漏。同时实行文伐，暗中离间，行十二策。”
文王说：“愿闻其详。”
姜尚说：
“第一，按照敌国君主的喜好，顺应于他，使其放松警惕，滋长骄傲情绪，必做出邪恶不轨之事。巧妙利用这种形势，必能除掉敌国。
“第二，拉拢敌国重臣，以削弱敌国君主之威信。臣子怀有二心，对敌国君主的忠心必然会减少。朝廷无忠臣，社稷必危险。
“第三，暗中贿赂敌国君主身边的人，与其建立密切联系，使他身在国内而心向国外，必然产生祸患。
“第四，引导敌国君主追求享乐，对他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同时，要谦卑以对之，顺从他的意志，听候他的命令，迎合他的心意，旨在使其松懈斗志。
“第五，要尊敬敌国忠臣，仅送少量礼物。若他作为来使，便故意拖延时日，勿听其言，使他有误使命。对继派的亲信使者，则示友好，诚心结交。使国君远忠臣，则伺机夺其国家。
“第六，收买敌国朝中大臣，离间君主与将领的关系，使其君臣内外离心。
“第七，欲稳敌国君主之心，须送重礼贿赂他，使其解除怀疑。这样，使国君只知贪图贿赂，忽视国内生产，积蓄减少，国库空虚。
“第八，把传国之宝献给敌国君主，得他信任，以便一起夺取另外国家。敌国君主得到好处，则对我深信而不疑。如此一来，敌国君主必定会为我所用。
“第九，将敌国君主大加吹捧，使其觉得自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势。这样，他就会忘乎所以，不再追求国家的兴旺发达。
“第十，要取得敌国君主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等到时机成熟，再消灭他。这样一来，百姓会认为这是天意亡国。
“第十一，可收买敌国臣子，使其愿意为我效力，就能堵塞其国君之耳目，使其不知真实情况。
“第十二，支持敌国朝中邪臣，以迷乱君主心智；向敌国君主进献美女，使他神志不清；送他良犬骏马，使他因过度贪玩而体力疲劳；夸赞其权势无比，使他自我迷醉。待到时机，可与 天下人一起将他消灭。”
文王采用姜太公的韬晦之计，结果是周兴商亡：
牧野决战。伐纣大军胜利到达牧野后，分成左、中、右三军扎寨宿营，准备同商军决战。……武王问南宫适道：“卿看今日，战况如何？”南宫适笑道：“周军旗开得胜。商军血流漂杵 。”姜子牙传令道：“今日牧野决战，大获全胜，纣王的死期已到。三军将领火速前进，包围朝歌。”霎时间，冈上冈下号角齐鸣，土冈四周鼓声震天。周军将士乘胜追击，向着朝歌城汹涌 而去。
赵构苟安
《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描述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改年号为“建炎”。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 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 ，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他担心李马会揭穿真相，便将李马药哑，不久杀死了李马。高宗在位初期，起用抗战派李纲为相，以宗泽为东京留守，发动军民抗金。但高 宗与其父、兄（徽、钦二帝）一样，畏敌如虎，为保皇位而一味求和苟安。不久，他罢免了李纲，启用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把宋军防线由黄河一线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从而使抗战形 势逆转。使得金兵分兵三路轻易即渡过黄河，并在不到三个月之内即占领了西自秦州、东至青州一线之广大地区。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 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市）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 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 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 ，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 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
《富而不强 南宋亡国之“谜”》一文则认为：
宋人王奕填的《贺新郎》，道的是宋代的亡国恨，尤其“百年内，苟而已”，普遍被看作是两宋偕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南宋，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经济上的实力因为统治者 对军人的不信任，并没有转化为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
宋室南渡后造就了当时最富裕的一个国家。宋在海洋上充分展露了自信和开放，开辟了不少经济特区用于对外开放，并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一，乃至将招商引资的先进 个人选拔进干部队伍。如，为吸引外商，凡市舶纲首（有点像开发区的招商办和企业家领袖）能招诱舶货，抽解物货，累价及5万贯、十万贯的，可以补官。有一个泉州人蔡景芳从建炎元年（ 1127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招98万多贯，就被授了“承信郎”。
问题在于，南宋这样一个经济上成就斐然的政权，为什么会“富而不强”？为什么经济上的实力没有转化为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这单纯地从“偏安”的偷懒心理来分析，是难 以自圆其说的。项羽当年见秦皇威仪，尚且有“大丈夫当如此”的慨叹，何况北中国是在先皇们手中丧失的宋室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南渡之后的历任宋帝及他们的文臣武将们，不是不想光复河山，而是心有余悸，投鼠忌器。这种余悸，确切地说，不是畏敌、而是惧内，不是来 自当年的亡国梦魇、而是来自于对内部权力丧失的恐惧。这是宋室自赵匡胤时代就有的遗传基因，发展到后世子孙，就毫无悬念地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赵宋政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挥到极端，甚至到了“宁不攘外也要安内”的地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王朝，因此对枪杆子的防范也最为谨慎和周密，甚至 不惜牺牲国防力量来维持这一传统，这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弱的国防军。朕自己枪杆子弱不要紧，大不了割地赔款，但在朕的一亩三分地中，别人就压根不能碰枪杆子，对外称臣当孙子，对 内还是老子天下第一。“偏安”本身不是羸弱的原因，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偏安”不是外交政策（皇帝冲动之下也是狠打过几次北伐战争的，在辽和金两次“落井”的时候，宋室也适实 地“下石”了，说明还是心怀中原的嘛），而是实质上的内政方针（“偏安”是最有效地防止祸起萧墙的方式）。岳飞之悲剧，某种程度就在不懂得（或没做好）“守缺”、“守拙”上。
南宋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成绩斐然，在经济的改革开放方面成就显着，但就是恪守着立国以来的祖宗规矩，对军队和军人严加防范。南宋时期最安全保险的“讲政治”，就是“不 讲政治”，就是把发展经济、为自己搂钱当作最大政治，造成了以拜金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和睁眼说瞎话的“理学”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一起硬的局面。这样的一个畸形政经结构，堵塞了经济 成就转化为综合国力的路径，经济与政治成了不相干的两张皮。一边是高压线般的必然触及防范军人的基本原则、甚至完全可能失败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国防体制改革等），一边是海外资 本云集、万国货物云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现实生活，利害权衡之下，想不苟且都难！天下若非是朕的家天下，而成了天下人的天下，那天下再大再统一，对朕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贯彻苟安政策最得力的大臣无过于秦侩。有为汉奸卖国贼秦侩辩护者振振有词地说：“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听起来慷慨激昂，也 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 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20年的和平，得到 休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才，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150年的国运基础。 ”（赵无眠《历史古代最大的汉奸 秦桧：苟安也比战败好》）不过有心者会问谁“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当然是南宋统治者。苟安虽然不利于整个民族，却有利于统治者及时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这就是贵 族们的“国运”。
宋代苟安的结果只能是亡国，外族开始了野蛮的种族统治，中华民族从此走入了近代长期的衰败时期。
殷鉴不远
文王采用姜太公的韬晦之计，结果是周兴商亡；宋代百年苟安的结果却是亡国。两者都对外示弱，对内求富强，似乎很相似，但骨子里头却有本质性的差异。然而，一兴一败的根本差异 到底在哪里呢？
其一，目的根本不同。姜太公一语道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王韬晦，不忘“同天下之利”；赵构苟安 ，念念不忘的只是“擅天下之利”。得天下与失天下，也就各安其命了。
其二，手段根本不同。文王在尽量隐蔽的情况下积极强己，主动弱敌、攻敌、胜敌。赵构则公开为自己敛聚财富，媚外惧内，自废武功，信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哲学。一兴一亡， 无需怨天尤人，全在自己。
其三，大势根本不同。在国家危机与决死对抗的关头，周民同声敌忾，气势浩然；而宋民则怨声载道，离心离德，卖国奸臣当道，爱国将军受害，气势全失。一胜一败大势所趋，无法强 求。
国人不可掉以轻心，殷鉴不远。《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
还有，国人如果不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今一小群投靠华尔街的无良华人，现代秦#侩和范文程[注]多了去了。他们热衷于为洋主子出谋献策，充当反华马前卒。如今采用韬晦之计图谋 “彻底解决中国”的恐怕就是“洋大人”而不是中国的“伟人”了，其可怕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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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大汉奸范文程。《从奴隶到“满清第一功臣”》赞颂说：范文程是汉族名人后代，却为满人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以致人们对他的“汉奸”“叛逆”行径长期责难，使其背负着诸多历 史骂名。清军入关后，顺治将开国元勋的画像挂于紫光阁，这个人位列第一，被尊为满清第一功臣。他给皇太极出了不少好主意。《范文程凭什么始终稳居“大清第一文臣”之位？》也为其 辩护，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卖国行径：皇太极的忠实御用智囊。宁远之战后，明朝派袁崇焕督师辽东，蒙古又背叛了与后金的盟约，后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此时袁崇焕整顿军备需要时间，提 出议和。范文程建议皇太极将计就计，提出以议和对议和以争取喘息的机会，并提出了征抚蒙古，恩抚朝鲜，招抚明将的策略，有力地扭转了不利局势。皇太极执政之初权力不稳，范文程又 针对四大贝勒共治国政所造成的权力分散的弊病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建立适应皇帝权力的政体制度，以利大权集中，政令通顺。在袁崇焕做好充分准备即将攻打后金之时，范文程又向皇太极 提出借道蒙古，绕过锦州宁远攻打北京，使袁崇焕被动地回师北京，造成其引八旗军入关的假象，遭致杀身大祸。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蒙古林丹汗妻子来降，带来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后， 建国一事提上日程。范文程审时度势，提出“侵扰、等待、建号、建制”的方针。即继续侵扰明朝，等待时机。大凌河战役胜利后，大批明将来降，明朝的辽东防御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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