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岩：一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老军人、老理论工，抱着忧党忧国、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拳拳之心，提出了“一个主题、十大问题”的思考。“一个主题”，是“从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推进改革和发展”;“十大问题”，列为指导思想根基、事业前进方向、所有制和国企改革、收入分配缩差、自主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对外交往斗争、反腐治吏整党等十个方面重大问题，分别阐述。成稿后共五万余字，以建议书呈交有关领导，并以“昆仑岩”笔名，在个人博客以及环球、天涯、新浪等网站相继发表，受到网友读者的广泛支持和好评。现分期在本站发表该系列文章，来自博客，文章均完成于十八大之前。)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共产党是靠民主起家的，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专制是封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保护。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行使，按照人民民主的原则和规则运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亡党亡国是必然的。
发表昆仑岩《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十大问题”之七：民主政治建设》。
以加强和保证人民民主为核心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政治体制
——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十大问题”之七
昆仑岩
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必须努力扩大、保护和完善人民民主，以加强和保证人民民主为核心，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尊重民意，畅通言路，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完善法制，有效保护人民正当权利和维护民主秩序，而决不能限制、扼杀和削弱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民主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共产党是靠民主起家的，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甚至亡于丧失民主。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共能否跳出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话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可喜面貌。然而，后来随着“文革”这种“大民主”被彻底否定，“民主”也被认为是靠不住的，似乎毛泽东所讲的“新路”不成功，根本之路要靠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穷当然是不行的，但富起来如果没有民主则更可怕更危险。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而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必由之路，两者缺一不可，绝不能偏废。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专制是封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保护。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少数人统治人民的假民主，而是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权力来自人民，来自人民的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行使，按照民主原则和规则运行，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亡党亡国是必然的。健全的民主必须有健全的法制来保证，没有秩序的民主会毁掉一个国家或社会。但法制是否公正健康，也要靠民主制度来监督。所以，民主与法制互为依存，必须同步向前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孤立的,而是集成人类社会先进政治文明成果、立足具体时代和本国实际、反映最广大人民意愿而历史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毛泽东时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现在完善得不够，某些方面还有所退步。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国情,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传承和发展我们党建设人民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和制度成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有些人总是企图简单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那一套，其实那条路是走不通的，人民群众不会答应。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根据人民的意愿，从本国实际出发，靠自己来建设，而且只要真想搞好，就一定能够搞得比人家更好，因为人民群众是民主的真正主体，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办法总比困难多。过去共产党就曾经搞得比国民党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和广泛拥护，怎么现在就不行呢? 始终紧紧地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才会有推进民主建设的领导资格和无比力量。
完善党内民主，是完善人民民主的前提和关键。但要防止走错路。有人认为，马恩是主张“三权分立”的，不是党委说了算，而斯大林之后包括毛泽东以来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大权独揽，毫无民主可言，所以造成“文革”这样的严重后果;并由此提出，党内民主要效仿西方囯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在党内也实行“三权分立”：党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党委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党的领导机构通过“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党的领袖或党委书记个人独断。这种主张貌似有理，其实非常荒谬。首先必须澄清，虽然马克思曾经肯定过资本主义议会制民主，包括其中内含的权力制约因素，并有意将其发展和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他所肯定的议会制民主与“三权分立”是两个概念。因为马克思是坚决认定人民主权的，特别是对人民立法权的高度肯定，而不是三权平等相互制衡，尤其不允许行政权对立法权实行强力制衡。如果将马克思的话生吞活剥，企图由此证明社会主义应实行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是浅薄无知，就是有意混淆概念，为行“变天”之图。其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求权力制衡隶属于人民主权之下，正如在我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不仅掌握立法权，而且要管住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反过来制约人大，那就本末倒置，背离人民民主本质。同理，党内也不能简单分权制衡，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组织领导形式，这是党员主权的体现，党委和纪委都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其负责，绝不能搞成“三驾马车”平起平做、互相制衡的关系。如果想用这种办法摆平党内派别矛盾，势必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让党丧失凝聚力战斗力，世界上任何政党也不能这样做。第三，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在领导制度上，从来都不允许领袖或书记个人说了算，而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个人独断专行是违背党的组织领导原则的。当然，不排除在“文革”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产生了党内一些同志对他“迷信”的状况，但在组织程序上，中共中央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赞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全上通过的，这都从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我们党的认识水平。什么时候也不能认为民主制度下就一定不会犯错误，更不能认为只要犯错误就一定是民主制度有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完善党内民主，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党的各级组织的集体领导，切实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纠正和杜绝所谓书记是“一把手”的提法和实际工作中的“个人说了算”。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人不同于行政官员，他只是党组织集体领导的召集人和指导者，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中只享有平等的一票，平时按照集体领导确定的方针原则和工作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向党组织集体负责。任何个人超越组织之上、以个人权威代替集体领导的行为，都是违背党的组织领导原则，违背党内民主制度要求的。
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必须着眼解决突出问题，重点抓好重大制度机制的调整改革和建设完善。一是完善两会职能的科学定位和实际作用发挥;二是真正实现官员民选;三是构建畅通民意、维护民主、按民主程序办事的制度机制。
首先是完善两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体，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摒弃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矛盾的西方“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政治体制的弊端，由人民选举代表集体决定国家立法，产生和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并对国家重大事务负有最后审议决定权，这是我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最主要载体，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由我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举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两会关系绝不能混同于西方参众两院，只有人大才是政权机关，而政协虽然建国之初代行过人大职能，但自人大生成后就不再是权力机构，仅作为中共联系各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组织保留。两会关系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人大和政协的工作都要实施领导(主要是工作方向性指导，而非包办)，而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政协和人大都应发挥作用;人大行使国家主人权力的职责，绝不能排除参政党代表参加，而政协承担联络各党派协商国是的职责，绝不能替代人大议政程序。
现在的问题：一是权力地位混同。一年一度的两会几乎同时召开、同等规格，给国内外一种类似参众两院、同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印象，从而相对削弱了人大作为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的最高权威性。二是职能行使失效。两会同时段交叉运行，一个议而不决，一个决而不议;提意见的没有票决权，有票决权的不提意见，这样人大应有的民主议政决策权力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而政协在人大表决前急促征求意见也只能保持一致，两会都开成“学习讨论研究贯彻中央精神”的会议，被国内外笑为“认认真真走形式”。三是代表构成不合理。本来人大代表应该在我国人民群体构成中具有广泛代表性，而我国现在人大代表构成几乎都以大官为主体，再加部分大款和大腕，还有个别陪衬代表(含大腕)往往高度集成，即集基层代表、英模代表、女代表于一身，可重复计算，以便腾出比例给大官。本来政府官员是被人大选举和监督的，现在官员成为选自己的代表，集立法权、用人权、行政权、监督权于自身，而人民群众看不到代表自己说话和投票的人，如何体现人民意愿? 连叙利亚这样的国家，今年举行以新宪法为框架的议会，都依据法令议会共设250个席位，其中工人和农民占127席，其他领域人士占123席。相比之下，我国人大代表结构如何真正体现民主?难怪人大一开就成为领导工作会议，批评意见少，歌颂表态多。各民主党派本来也应该选出一定数量自己的人民代表，参加人大履行民主议政决策职责，但因为现在两会同开、代表委员不交叉，在相当程度上也被削减了民主理政权力。这样一来，就使得老一辈创造的很好的人民民主基本政治制度，并没有真正发挥好应有的效用。
必须改革和完善两会制度。改变两会挂钩同开、代表委员不交叉的做法，突出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无比权威性，每年独立召开，加大代表民主议政、公开发表批评或意见建议的程序安排份量，增加专题集中审议(人大各专门委员会要分工先行调研论证并向大会报告)和决定各时期国家战略性全局性重大事务的内容议程，立法规定凡属事关国家战略全局、基本制度体制和长远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提交全国人大民主讨论决策，从而能够科学规范和全面履行人大应有的职责权力;政协会议作为联络各党各界协商国是的统战组织，通常在中共中央全会之前或之后根据议题需要择期召开，必要时也可一年数次召开，真正起到诚心诚意听取意见和沟通协商的作用。人大代表构成打破官员主体结构，规定人大代表与由其产生的行政、司法、检察这三大机构官员不交叉，政府官员和司法、检察机构官员不得作为本级人大代表候选人，人大代表如要参加政府官员和司法、检察官员选举，必须事先提请免去人大代表资格。人大代表构成必须充分体现面向全体人民的广泛代表性，国内各阶层、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民族、各地区都应有相应比例的代表人数，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基层一线劳动群众应该有相当大比例的代表人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也应根据成员数量状况确定一定的合理比例推选出自己的人民代表，平等地参加人大履行民主议政决策职责。政协委员可同时被选为人大代表，在不同性质的机构里发挥不同的职责作用。
其次，要真正实现官员民选。目前看我们理论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党政干部的选举都是由内部操控的。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干部在选举中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甚至有的参加不到选举，何况有很多领导干部的任用根本不经过选举程序。没有真正的民选，所有的承诺都靠不住。就象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你不能不怀疑任何官员都是贪官一样。官让民选，官才会实心踏地为民服务;官让官定，官只能眼睛向上，唯官是从。
应当从党内民主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抓起，推动实现官员民选。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在于结束了领导人实际存在的终身制,今后应进一步探索，将实际存在的内部指定制改变为公开竞选制。竞选对象：一要公开财产和廉行,证明是好人;二要公布既有政绩和测评群众满意度,证明有能力;三要在党代会上演讲答辩,说明怎么干;然后进行民主选举,充分体现党心民意。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真正的领袖人物只能在斗争中自然形成。在建设时期，要防止执政党从高层领导衰败，必须改革和完善各级领导者的民主选拔机制，让真正的领袖人物在公开的群众视野下公平竞争地产生。同样，这个机制也要能够对在位领导者实施监督，对不称职者有权罢免。
第三，构建畅通民意、维护民主、按民主程序办事的制度机制。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执掌权力的人是否真正尊重和听取民意，重大问题决策是否依法遵循科学规范的民主决策程序。前苏联当初曾围绕是否保存苏维埃联盟组织全民公投，结果大多数人反对解散联盟，但戈尔巴乔夫无视全民公投结果，绕过苏联人大，私自与分裂分子签约，然后秘密向美国里根总统汇报;回来后宣布解散苏联人大，并擅自签发解体命令。今天在中国，为什么像全面推进国企私有化这样事关国基的大事，不提交人大讨论，倒是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请到钓鱼台一起研究方案?!为什么不顾举国反对之声，绕过全国人大，就按外国老板及少数人意见，一意孤行出台文件呢?佐利克事后披露：提交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书中，关于经济私有化的话，是发展研究中心的人要求他一定要加上的【1】。这说明，真正最怕人民民主的人，正是“民主”调子唱得最动听，而实际上专断独行、强奸民意，企图化公权为私利，甚至出卖社会主义国家、走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的人害怕“文革”，并不是真心想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而是因为铁了心卖国变天、走资本主义道路，其他什么都不怕，就怕人民起来革自己的命。
畅通民意、维护民主，要求党和政府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端正执政理念和从政行为，密切党群、政群关系。我们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过去是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现在几乎是敌视防范，民意不仅不畅通，而且是坚决封堵管压，还成为考量地方官员平安政绩的标志。每年一度各级开两会期间封堵上访，成为被全世界嘲笑的话柄，共产党在历史上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诸如今年什邡钼铜事件之类，不该发生的事总是一再发生，这说明了什么?不要总是在群众受挑动方面找原因，要首先反思政府的从政行为;不要总是在基层和下级政府身上找教训，要首先反思中央政府治理矛盾问题的导向和机制;不要总是在严管维稳方面想点子找办法，要从真正畅通民声、尊重民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上拿出根本之策。
中美协商让陈光诚从美使馆走出又送美上学之事也该反思，不要以为受到美国表扬就得分，其实，老百姓心里有明镜，靠国外交易解决囯内矛盾并不光彩，靠严封死控创建和谐社会并不成功。自古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川只可疏而不可堵也。民言畅通乃政通人和之道，何况共产党执政为民?把治民的功夫用在治官上，把人治的权威让位于法制，天下可治矣!
应当畅通民意表达受理渠道。执政为民必须及时了解民意、正视民诉，畅通民意渠道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主要需解决：一是变“表达无门”为“多路开门、上下贯通”。建立纵向各级政府直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上访”与“下访”相结合，横向包括书信快递、电话专线、网络信箱、走访调研、会议座谈、媒体反映等多形式多渠道并通的群众信息高速路系统，向社会公开渠道门户，根本解决群众有利益诉求不知“向谁表达”、“到哪里表达”的问题;二是变“表达无用”为“立案监办、件件着落”。要像对待上级批件一样重视群众意见，建立民诉受理制度，务必有诉必理、有求必应，件件建立案档、请阅批示、调查办理、回应本人，并定期检查受理结案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和上级考核，根本扭转民意表达往往“无人理会、久拖不决、石沉大海”的状况。三是变“表达偏激”为“依法维权、沟通化解”。以合法的渠道及时沟通防止矛盾积压激化，用法制的轨道规范和约束政府、民众、媒体等各种权力主体的行为，严防和制止采用围攻、打砸等不正当手段和形式维权，影响社会平安稳定;杜绝绕开法律和制度，随意开口子、搞特殊，给群众造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影响，破坏法规政策的统一性。
中国当下利益高度分化，冲突对立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作用尤为重要。一定要加强党管新闻、依法管控。近年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改制后，新闻舆论工作混乱，脱离党中央直接领导和管控，由政府直管、向政府领导负责，这是非常危险的。坚持党中央宣传部门主管新闻，党中央主要领导亲自抓新闻，才能有效指导国家主要新闻媒体坚定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真正体现对最广大人民利益高度负责、对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高度负责的原则，实现社会主义新闻的人民性、真实性和进步性。党管新闻必须纳入法制轨道，决不能让新闻媒体成为个人、金钱或某种势力任意操控的工具。要坚持依法管控新闻，一方面依法保护新闻媒体如实报道和社会监督的权利不受侵犯和扭曲;另一方面依法要求媒体报道必须客观、准确和妥当，只能站在建设性的立场去纾解矛盾、弥合对立、批评帮助、凝聚共识，绝不允许受某种利益驱使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顾实际地传谣造假、煽风点火、误导舆论，对社会起破坏作用。
建立和实行公开政务、依法听证、政府提案、人大审议的民主决策制度机制。目前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领导制度，主要是对各级党组织和人大而言，政府的组织领导制度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首长负责制，这就给重大问题"领导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决策"留下了制度残缺和漏洞。人民政府为人民，依靠人民民主的智慧和力量管理人民自己的国家，决定自己的重大事务，这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必然要求。目前政府决策前听取群众意见，通常被看作领导民主作风的一种表现，必须改变这种非正规随意状态，用统一规范的政府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形成硬性制度性约束。一是要政府公开办公、敞门决策，实行阳光政务。政府办公会议作为政府决策重要制度和程序，需要配套建立会前由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组织协商相结合进行决策研究，会上邀请有关方面专家、领导或群众代表参加集思广益，这样一种向公众开放的政府民主决策机制。二是建立公民听证制度。凡事关民生的政策条规决定措施出台前，政府必须依法召开听证会，会前发布决策事项有关信息，会上直接听取各有关方面群众代表的意见，并就不同意见进行交流沟通。与会群众代表的构成必须有法律依据，经有关群众民主推选产生，充分体现各方意见的代表性，并履行代表负责签署意见手续，绝不允许政府自行选择指定代表，搞假听证走形式。三是建立政府提案、人大审议的决策机制。凡属突破现有法律可依范围的重大政策变动、改革举措、法规制定和事关战略全局、事关人民长远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不能由政府直接决策，也不能以党代政决策，必须由政府在充分调研论证、公开政务、依法听证的基础上(通常经同级党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同意)，形成决策提案，提交人大审议，经人大代表民主讨论后投票作出最后决定。
法制是民主的保护神，人民法制以保护人民民主为天职。要加强法制保护民主的理念和功能，充分依靠法制体系，既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护社会的民主秩序。民主离不开法制，离开法制维系的民主不可能生存。普京曾说要发展“可控民主”。一个社会如果控不住黑社会，民主就会被黑社会所控;一个社会如果控不住金钱，民主就会被金钱所控;一个社会如果控不住权力，民主也会被权力所控。所以，法律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能够对所有可以操纵控制民主的对象及其行为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以保护人民真正的民主。在我国社会，不能允许有任何单位或个人超越法律约束之上，一切反对、破坏、扭曲、损害民主权利和民主秩序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注释：
【1】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勾结，背着中国人民研究中国私有化改革问题，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他们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改变中国宪法规定的经济体制，重点在于鼓动政府对银行及大型国企实行私有化。这个报告后，国务院不经人大讨论和民众反对，立即强制性启动国企改制全面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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