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左翼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这种争论引起了左翼内部甚至更大范围的广泛关注。
这场争论的正式展开,是以批判“最革命”的左右合流拆庙的主张为标志。其实,整个泛左翼阵营的不同观点一直存在,很长时期内,自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反对复辟和卖国的爱国阵营,当作表演自己“最革命”的主要进攻目标,把批判和攻击爱国阵营当作自己革命行动的主要内容。他们喊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却无暇思考也没有能力去觉醒更多群众觉醒,他们用 “保皇派”、“招安派”、“资产阶级走狗”之类的凡能想到的恶毒词汇扣向张宏良为代表的毛派,却把“革命派”的桂冠相赠给反毛最恶毒、最积极的支持资本主义复辟的西化派,他们口头上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喊的震天动地,却在实际上支持和配合西化派的全盘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他们嘴巴上反对修正主义,行动上支持中国全盘西化、支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完全复辟,还美其名曰“民主革命”。总之,表面上把“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的自封革命派和反毛辱毛最积极的西化派勾勾搭搭、结成了神圣同盟,表面上最左的人和实际上最右的人结成了所谓的“革命”统一战线。而他们“革命”的目标是如此统一:都把拆庙、实现全盘西化当作当前的主要目标;都把舆论围剿爱国阵营当作攻击的具体目标;都在妖魔化爱国主义,打击爱国主义力量,分化爱国同一阵线;都在把实现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完全复辟当成“民主革命”来大肆鼓吹;他们都在用各种方式来掩盖中国作为附庸资本主义的严重程度,部分人还在煞有其事的把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附庸资本主义的中国夸大成二流帝国主义,目的就是要掩盖甚至否定中国正在遭受的以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为表现形式的、发生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压迫,对任何揭露和警惕民族危机的言论和行为都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他们对以转基因为主要形式的生物战争或选择性失明、或选择性淡漠、或选择性否认,对民族危机采取了鸵鸟处理方式。
最“左”和最右的力量的合作,虽然在表面上显得那么不可思议,但是在历史上却并不鲜见。表面上最“左”的人行动上做了最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历史剧,而每一次最“左”和最右的人的合作或者是配合,都无一例外的对革命造成的巨大甚至致命的损失。这一次表面上最革命的力量和实际上最反动的力量的日益公开的勾结,已经给本来处于弱势的革命力量制造了思想混乱的客观障碍,在客观上起到了策应和配合中国资产阶级最右翼推行完全资本主义复辟的作用。当今天表面上最左的人要跟实际上最右的人再一次合流的时候,就导致一场针对“最革命”中某些人的左右合流拆庙的错误主张的批判势在必行。
在此之前,各种针对爱国阵营的批判性文章就持续不断的大量出现。只不过一直主要是单方面的批判,即“最革命”一方对他们发明的所谓“保皇派”的指责和批判,“最革命”们对爱国阵营不断的进行口诛笔伐的批判甚至攻击的同时,却少有对“最革命”的文章和观点进行批驳的文章。偶尔有几篇反击的文章,但是却远远构不成一场论战。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攻击保持沉默的最大考虑,就是尽最大努力去避免一场左翼内部的公开论战。但是这种一方面的单方忍耐并没有换来另一方的理解,反而是另一方的变本加厉,乃至于一些最革命“左”右合流拆庙主张的公然出现。部分最革命的的真实观点开始朦胧走向清晰。
“最革命”中的有些人公开"左"右合流拆庙的主张,让长期沉默的一方无法在保持沉默。毛派可以容忍对自己的观点甚至人身的攻击甚至污蔑,但是却无法容忍“最革命”们突破底线。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必须遵守一些底线的。在我看来,有三条底线需要坚持:一个是阶级利益的底线,必须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支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还有一个是国家利益的底线,必须坚持爱国主义,要跟一切卖国力量和卖国行为做不妥协的斗争。还有一个底线,那就是要遵守无产阶级的道德底线,比如对待不同观点,不能依靠造谣、断章取义、捏造观点等非理性手段。这三条底线的高度是不同的,其中爱国主义和道德底线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在坚持的底线,作为先进分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应该遵守而不能突破这两条底线,还要还要在遵守这两条底线的基础上,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底线。
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要学会以马列毛的理论作为理论指导,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社会,不但要发现问题,还要善于解决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底线之上,需要经常跟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斗争,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不断的对自己进行灵魂革命。从一个社会整体范围内进行灵魂革命的文革虽然现在不存在,但是革命者对待自己的灵魂革命,应该继续进行。
毛主席说过:“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百分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有,但是却很少,即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文革时期,毛主席都说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自己从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百分六十、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呢,我们也需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先进帮后进,先觉醒的帮助后觉醒的,来实现更多的人变成更加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能够遵守爱国主义和道德底线的人是大多数,但是能够具有清醒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阶级立场的人,在目前还是少数人。在阶级力量的对比方面,资产阶级还处于主导地位,无产阶级联合其他劳动人民还不具备跟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实力,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也只有对资产阶级进行分化的基础上,先孤立目前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压迫最深、威胁最大的资产阶级的最右翼,即以以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西化派,先解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与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以民族压迫为表现形式的阶级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在现阶段先以爱国主义作为基础建立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改变不利的力量对比为对我有利的力量对比,这是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当今解决社会矛盾时的具体运用。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要对外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一切爱国力量。
这个统一战线,要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在这个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需要跟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民族立场的联合和阶级立场的斗争,即所谓的又联合又斗争。解决了买办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此消彼长,能够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决战了,进入到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解决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之间的整个阶级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买办资产阶级极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其实是对同一个矛盾的不同角度的表述而已。对广大的爱国者来说,你说民族危机,他们会很容易听懂,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言,从阶级角度来分析这个矛盾,更能接近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对待不同群体的话语体系和语境的差别。对不同群体不加区别的只用一种语境去宣传,那就会犯宣传问题上的简单机械的错误。不讲策略的宣传,不会有好的结果,倒是很容易把自己孤立起来。不管嘴上多么洪亮的谈群众路线,都会因为自己的简单机械的宣传方式把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离开。人民群众没有不爱国的,或许有人因为一时的情绪或者受卖国舆论的误导而对爱国主义立场产生动摇,但是他们不会去刻意的妖魔化和攻击爱国主义。妖魔化和攻击爱国主义的人,突破爱国主义底线的人,不属于人民范围。
在国家和民族消亡之前,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样也不是对立的。爱国主义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更不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对于一个附庸资本主义的国家而言,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更是有着一定意义的上的一致性。坚持爱国主义,就是为了抗击西方垄断资本对中国人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解决现在与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矛盾(本质是阶级矛盾),是解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整个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第一步,是为了最终解决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我们谈的爱国主义,很明显是指主权意义的国家,是指构成整个国家的领土资源和人民。针对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投降,爱国就是爱人民,反对爱国主义就是背叛人民,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阶级投降。
如果我们跟“最革命”们那样反对爱国主义,把在当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人打成“保皇派”,认为爱国就是“保皇”,那跟西化派认为"爱国就是五毛"的逻辑有什么区别?那样,左派就会失去广大爱国群众的支持,会受到广大爱国群众的质疑,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孤立,最终就是把自己搞搞的小小的,把敌人搞得多多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打败了自己。就就必然会带来一个结论:否定爱国主义,其实就是投降帝国主义,就自然和买办资产阶级形成了同盟,就必然出现最”左“和最右政治力量的合流。投降帝国主义,就是不仅仅是民族投降,而且本质是阶级投降。和资产阶级最右翼的合作,不但毛主席没有搞过(毛主席是跟资产阶级左翼合作,先孤立和打击资产阶级的最右翼,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是跟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力量合作,孤立和打击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估计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也不去做这么做。这么去做的人,自然也不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在现阶段,否认民族危机,把中国包装成“二流帝国主义”国家,简单机械的套用“工人无祖国”来否定和攻击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在客观上掩盖和帮助了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体制内的买办资产阶级,掩盖和策应帝国主义通过买办资产阶级对中国实施多年的新殖民主义。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搞资本主义就必然会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怎么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呢?这不是自认为自己比主席的论断更高明吗?作为一个附庸地位的资本主义,无论国内的资产阶级多么强大,面对西方垄断资本,或者是沦为代理人,成为买办资产阶级,或者是成为西方垄断资本打击和削弱的对象,成为西方垄断资本大鳄中的猎物。当全球化让资本越来越凌驾于国家政权至上,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之时,西方垄断资本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才是真正的皇帝,才是真正的太上皇。光抽象的喊反对修正主义,而不敢明确具体的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才是真正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攻击爱国主义,最符合的就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最符合资本自由的要求,无论主观上是否有配合和策应的意图,客观上,都同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形成了配合。这才是真正的”宋江“,一下子就投降了资本主义世界总舵主的“宋江”,这是多么鲜明的投降立场啊。特别对公开提出“左”右合流的最革命来说,他们对外投降资本主义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最内投降国内的买办资产阶级,不敢承认体制内存在着买办资产阶级;在言论和行为上,他们对外策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对内和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西化派勾肩搭背,实现了最“左”和最右的携手。这是赤裸裸的投降,也是货真价实的“宋江”。只不过他们是贼喊捉贼的“宋江”罢了,这跟那些南方系拿钱发帖的民煮马仔总是一上来就对不同观点的人扣以五毛帽子的手法何其相似啊。
对于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只要不突破爱国主义底线,即便他今天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有着有朝一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可能,最起码,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解决跟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之时,也可以成为我们解决民族危机时的团结对象。即便不能进入以拥护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也可以团结到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完成了民族革命之后,需要进行面对整个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以阶级底线作为基础来建立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决战。而被部分“最革命”吹捧为革命派的以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西化派,对内进行阶级压迫,对外出卖民族利益,既无法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团结,又无法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联合。在中国实现全盘西化,意味着中国被西方新殖民主义半殖民化的完成,意味着中国附庸地位的深化,意味着中国人民承受着更为深重的民族压迫。西化派所谓“民主”的实现,意味着资本独裁的实现,资本独裁是私有制社会独裁的集大成者,是私有制社会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最腐朽最罪恶,也是最有欺骗性的独裁统治形式。真正的革命派跟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西化派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交集,因而也找不到任何联合的基础。西化派要实现的中国全盘西化的目标也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要实现的目标,符合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试想一下,能够跟这样的西化派联合拆庙的“最革命”们,他们代表了谁的利益?他们的拆庙目标实现又符合谁的利益(后面还会专门分析这些最革命的阶级投降本质,他们才是真正投降的“宋江”)。反过来讲,当一个人一旦突破了爱国主义底线,即便他今天在表面上具有正确的阶级立场,那也很容易走向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也极有可能是形左实右,或者是今日的“左”,明日的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同时呢,我们也不能用百分百马克思主义的完美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更不能认为某一个人的某些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就对其进行全盘否定,将其列为敌人,对其进行不择手段的人身攻击甚至妖魔化。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手法,就违背了革命左派的第三个底线---道德底线。也不应该因为有些人在面对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强调一下民族危机问题,就马上将其打成“保皇派”、“招安派”,对其进行攻击和诬陷。最最不应该的是面对爱国主义如临大敌,把爱国主义视为打击的目标,无意或者故意的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对立,把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进行对立。如果这么做,这就违背了革命左派的第二个底线---爱国主义底线。甚至不惜去和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西化派进行合作,进行符合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最大化的拆庙行动。和资产阶级的最右翼合作,配合完成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完全复辟,其实违背了革命左派的第一个底线----阶级底线。
如果违背了爱国主义和道德两条底线,喜欢用谣言等手法来攻击战斗在反帝防修第一线的同志,已经超出了不同观点之间的论战范畴,即便其现在从表面上看革命口号喊得响亮,但是对其真实立场和真实动机,需要进行仔细甄别。如果同时违背了这三个底线,更需要对其真实立场提高警惕。喊着革命口号越响亮的人,不代表他是真的革命,历史上,往往是嘴巴“最革命”的人破坏革命最多,甚至走向了反革命。自封“最革命”的某些人,利用马列主义的片言只语,把爱国主义作为攻击目标,利用谣言、歪曲等非光明正大的手段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击毛派同志、甚至吹捧转基因的最大推手,甚至要跟买办资产阶级为主的西化派携手合作。这样的人,几乎同时违背了一个革命左派应该遵守的三条底线。对这样的人进行揭露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我个人认为,对这三条底线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我们分析辨识谁是我们真正的同志,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谁是我们的真正敌人。这也是进行这场论战的目的之一。有助于我们辨别清楚,谁是我们表面的同志、实质的敌人。当然,任何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如果绝对化适用三条底线的标准,那么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错误。任何形而上学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这场论战,不是我们挑起,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回应。如果对公开的“左”右合流都不能或者不进行及时的揭露和批驳,那将是很危险的事情。何况,对“最革命”的各种抹黑攻击持续时间达一年之久的忍耐,并没有换来这部分“最革命”们勇于内斗的雄心壮志的任何收敛。左派的团结,必须是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斗争策略的基础之上。任何鼓吹“左”右合流的、积极主张推动和反毛最积极、复辟资本主义最卖力的西化派的合作的人,无论他们革命口号喊的如何惊天动地,也不能轻易的把他们当作我们真正的同志。因此,揭露部分“最革命”的“左”右合流主张的反动本质,回应和澄清部分“最革命”对毛派部分同志的恶毒攻击,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思想斗争。实际上,资产阶级从外围对毛派发起的舆论攻击,同部分最革命从内线对毛派发起的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密切配合,因而也形成了事实上客观存在的内外两条战线:外线攻击以南方系对孔庆东的多轮舆论围剿以及对张宏良的舆论封杀为主要标志,内线从部分“最革命”对张宏良等人发起的持续时间一年多的攻击为主要标志。这两条线的客观存在,也让我们不得不做好面临两线作战的应对准备。不对部分“最革命”的真实观点和真实立场进行揭露,我们就会始终要面对从内外两条战线发射而来的明枪暗箭,就会有更多的同志被他们表面的“最革命”口号所迷惑,左派就会面临更大分裂甚至内斗的危险。而且,我们对“最革命”中的形左实右和左倾教条主义是区别对待的,这次主要是针对部分形左实右的“左”右合流进行批判。形左实右,表面上很左,实质是右;他们表面上是同志,实质上是敌人,而且是比公开的敌人更有迷惑性因而也更有威胁性的敌人。对这些人的及时揭露,正是为了防止他们从左翼内部进行破坏。跟他们之间的舆论斗争,不是同志之间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永远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部敌人的揭露和斗争上面,这点与部分“最革命”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斗”方面是形成鲜明对比的。
(文章写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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