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赦盗”。
公元前645年，秦晋大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西南)。秦军攻势凌厉，晋军渐次败退。溃败中晋军统帅晋惠公的战车陷入一片沼泽中盘旋许久出不来。秦军统帅秦穆公一见大喜，便骤马飞车赶过来准备生擒他。不料晋国援军赶到，一个反冲锋，反而将秦穆公团团包围起来。在激战中，穆公车上戎右战死，穆公受伤。正危急间，只听得四周杀声骤起，从树林中冲出数百“野人”(田野之人)，他们挺起刀矛，有的甚至高擎锄镰之类农具，奋勇杀入晋军。晋军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纷纷后退。秦穆公终于被这些“野人”救了出来。这时，秦军后续部队赶到，一番追杀，反而把晋惠公给俘虏了。
秦晋韩原之战以秦胜晋败而告结束。
事后，穆公想，这数百衣衫杂乱，披头散发之人为何推锋争死以解救寡人?莫非神兵天降?召来一问，才恍然大悟。原来穆公甚好骏马良驹，因为它们是战争和狩猎的利器。不料前些年在岐山下放牧时，被人盗去了好几匹。穆公十分恼怒，赶紧派人侦查，发现是被当地“野人”盗去宰吃了，而盗食马肉者竟有300多人。公安官吏遂将这些人统统拘捕起来。请示穆公要求严办。穆公想了想道：“君子不以牲畜害人。吾闻食好马肉不饮酒，伤人”。不仅赦免了他们盗食马肉之罪，而且每人赐窖藏好酒一壶。此次闻秦晋交战，这300人纷纷要求参战，但遭到军队的拒绝，因为他们是非战斗人员，难以上阵杀敌。这些人无奈，便尾随秦师到了前线，藏匿于树林和草丛之中。当他们看到穆公被困，便杀将出来，推锋争死，以报赦盗赐酒之德。
故事讲完了，公知精英尤其是法律党一定会说：哎哎呀!这不是典型的“人治”吗?同先进的“法治”可搭不上边呀!先生们，按照你们的“法治”,就是十个秦穆公不是被杀，便是被俘，还有后来称雄列国，登上春秋霸主宝座的秦穆公吗?
“焚券”的故事同样精采。战国时期齐国公子孟尝君，门下有三千食客。这么多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扩大财源，孟尝君设法筹措了一笔钱投向他的封地薛邑(今山东枣庄市西南)，以便收取利息。为料三年下来，不仅取利不多，许多贫困户连本金也归还不起，亏欠封君租税的也不少。孟尝君不免忧形于色。有个食客叫冯煖(音欢)的知道了，便毛遂自荐要帮他去薛邑收取租贷。孟尝君大喜，便派人和他同行。冯煖到了薛邑，暗中作了一番细致的调查。知道有少数人有归还租贷的能力，便通知他们立即缴租完贷。收取这笔钱财后，他置酒买肉，设宴于庭,召集所有欠户入席。三巡酒罢，他对他们说：“孟尝君派我来催收租贷，你们怎么迟迟不缴纳呢?”欠户们纷纷诉说艰难，有的甚至声泪俱下。冯煖心里明白，顿了顿说：“你们既然难完租贷，租策和债券都带来了吗?”众人都说带来了。“那好，都交上来，我要一一验看。”他把交上来的策券拢在一起，一把火全烧了。正当众人惊愕之际，冯煖大声说：“孟尝君知道你们生活困窘，还不起租贷，命我来宣布全部废除。你们看条据不是全烧了吗?从此以后各宜专心劳作，可以安居乐业了!”众人自然感激万分。
冯煖回见孟尝君。公子很不高兴，只说了一句：“先生休矣!(先生你干得好啊!)”冯煖
却长揖笑道：“公子您虽然放弃了一笔收入，但您获得了民心。民心比什么都重要!”孟尝君只得苦笑而作罢。
过了两年，齐国国君听信奸佞谗言，下令逮捕孟尝君。公子十分惊慌，准备逃到别国去。冯煖说：“不行，这样一来，您可就真成了叛贼了。不如去薛邑，那里一定很安全。”于是举家匆匆奔薛邑而来。那里的老百姓听说孟尝君来了，扶老携幼纷纷出城迎接。那种热烈而壮观的场面使孟尝君十分感动。薛邑人把公子一家安顿在最宽敞的房子里居住，好生款待，派人层层守护。青壮年则纷纷拿起武器上城戍守，老人妇女送衣馈食，络绎于途。奉命而来的差吏见薛城防守严密，不敢造次，转身回去了。不久，齐君弄清了事实真相，宣布孟尝君无罪，公子终于化险为夷。
这两则故事距今虽然已有两千多年，但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以为至少有这么几点启示：
一、一个执政党、执政当局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大众，一刻也不能脱离他们。毛主席说：“一切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又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毛主席还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指出：“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国的人民大众。”可见“人民”在执政党心目中应该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当前，工人阶级(含农民工)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被欺骗的广大的劳动群众，包括小资产者和爱国的开明的民族资产阶级，才是属于人民的范畴。改开30年来，“人民”这个词被资改派、公知精英、汉奸卖国贼弄得驳杂不堪，甚至面目全非。比如“国进民退”中的“民”，“民营企业家”中的“民”，就很成问题。如果这些“民”与国外反华反共势力、资改派、汉奸卖国贼以及贪官污吏勾搭成奸，他们还是“民”么?否!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二、要获得人民的拥戴，必须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全心全意地——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假心假意——为人民服务。井冈山时期的红军，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战胜其势力数倍于我之敌，最重要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改开30年来，不必讳言，也不必讳疾忌医，在资改派、带路党和汉奸卖国贼的误导之下，我党已经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现在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社会上存在的诸多弊端，国家正滑向危险之境地，都同严重地脱离人民大众有关。现在，人民的愿望是什么?希望回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真正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执政党就应当摆脱敌对势力和错误观点的误导，切实反思改革开放，总结经验，修正错误，真正调整政策，领导人民实现现阶段的这些愿望。
三、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重温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我们的行动。唯物辩证法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但是，意识、精神和上层建筑并非存在、物质和经济基础的被动的附庸，它们对存在、物质和经济基础具有积极的能动的反作用。谁不懂得或忘记了这一点，就必定会滑入机械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泥坑。我们必须牢记：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正是一对共母同胎的孪生兄弟。这是很危险的。十八大后的党中央近期所发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斗争，对于反击改开30年来资改派、带路党以及汉奸卖国贼散布的种种谣言和谬论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起到了初步的正本清源的作用。但意识形态领域对于经济领域的反作用发挥得似乎还很不够，两者似乎各行其是，形成了两块皮：意识形态领域有向左调整的趋向，而经济领域却仍然继续向资本主义私有制挺进。这些，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观察，是很不正常的，希望引起党中央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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