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左、右派的帽子是乱扣一气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部分人故意搅混水之故。所以我向来反对以左右定性。不理左派右派等各种名目，只有两派：为人民派和反人民派。不如此，不能打破话语封锁。
极左跟极右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苦瓜。新中国建立的体制，在意识形态上以平等为号召。当然，官僚集团表面上追求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实则借此集权，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本集团的利益而已。除了少数天真者之外，大部分官僚的利益诉求是非常清晰的，这就是为什么极右派往往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因此，共产必先共权。如不共权，还不如不共产。文革就是共权的尝试，也就是毛所说的“人民群众必须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毛既是旧体制之建立者，也是旧体制之破坏者，这也是他的不同之处。
改革开放后的新体制实即极左体制在新时期下的变种，它们有着相同的根。举例说，在一个旧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但大家的也就是党的，党的也就是党委的，党委的也就是书记的。不服从书记，就等于反对党!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原则。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这时候他们是以极左的面目存在。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在旧体制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极左跟极右确实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瓜。由此可以理解反右、大跃进时表面极左，而文革后转向极右，阶级利益使然。
80年代的事件之后，多数知识分子的小心脏还吓得怦怦直跳，一时间是思想淡出，学术上位。但是，对改革的反思开始萌生。打头的是部分老干部，他们在文革之前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文革中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目睹内忧外患，于是一面高举毛的旗帜，一面却又念念不忘旧体制，可谓旧体制派。他们多数仍不知二者之矛盾。
到九十年代末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浮出水面，并且打起了嘴仗。看上去是挺热闹，实际上讨论的都是假问题。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有什么意义呢?说得好听一点，是空谈误国，说得不好听，是转移视线，掩护黑手。无论自由派还是新左派，都没有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而是拾西方国家之牙慧。为了掩饰其空洞无物，只好从国外抄一些新、奇、特的名词来吓人，这也是一种病，以那个时期的《读书》最典型，可命名为“《读书》病”。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成不了气候，真正成为现实选择之一的，是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由何新揭搘旗帜，杨帆、郎咸平等张大其势。新国家主义代表了军队和党内部分强硬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镇压左派，瓦解右派，分化整合官僚买办集团，以统一的国家力量，抗击新帝国主义。新国家主义掌握的各种资源较左派多得多，欺骗性又较右派大得多。民众很容易受民族主义所鼓动，新资产者是乐于托庇在国家强大的羽翼下。反对派或被镇压瓦解，或受其民族主义目标吸引。各种势力搏奕的结果，很可能会没有一派取得彻底的胜利，最终是产生一个类似普京式的强力领袖和新权威政权，一方面打击寡头，同时镇压左派，试图进行阶级和解。
新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问题不在于国家多一点授权，还是少承担点责任。只要国家的权力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在我们不能管住网警的时候，网警的权力越大，对我们越有害。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中国自然历史条件过于恶劣，所以，新国家主义进行的阶级和解，无论其本意如何，最终一定会失败。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绝不是部分精英能够解决得了的，只有重新回到依靠人民群众的毛主义路线上。
进入新千年后，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中国政治和思想舞台上的唯一主角了。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当前的情况，与帝俄时期十分相似。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那种以为“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多么可笑呵。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随后的国内战争中，退位的沙皇一家被无情地清算了，新公布的档案表明，发布这一命令的，正是列宁。左派以为左得好，右派则责备列宁的残暴或者说“极左”，其实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想一想，为什么会走到这份上。十月革命后的极左，恰恰说明了在阶级力量对比中，左派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所以，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是国家民族之福份。
在我看来，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传统左派也被迫作出这一步，凡现实者，皆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改变私有化的趋势。只要能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至于以后怎么样，左右翼会不会分家，这得看老天的安排。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确是超越左右翼或者说左右翼合流的一个目标。近几年来，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例如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摩罗，就是一例。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有人问我，你说寄希望于人民，但在现实中，人民根本不觉悟，怎么办?怎么办，凉拌呗。我还是引用毛的话来回答吧。毛说：“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1963年他回答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如果人民不觉悟怎么办”的问题时说：“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有什么办法?一百年，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浪花一小朵。(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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