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
杨帆
一、危机发生的外部因素：国际投机者掌握大量人民币
我们要力求避免金融危机。如果避免不了，就可能在以后五年左右时间发生。从外部冲击来说：国际投机资本是否能够造成崩溃性的冲击，取决于能否在短时期内掌握受冲击国家的大量货币。人民币资本账户不自由兑换，有效防止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但外汇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绝投机资本通过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混入；第二，管理机构内部人员会带头投机并产生波及效果。比如1998年初，正当决策层决定降低利率的时候，就有一部分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去外汇黑市大量卖入外汇，促使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上升到1：8.5左右；第三，是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买卖，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不稳定性投机；第四，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有90％没有汇出，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5年之后会达到1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国际投机者通过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普遍要求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只能延缓一年，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这是5年之后国际资本可能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之一，也会是我国危机爆发点之一。
二、危机发生的内部因素：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但是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内生性的，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货币经济层面，中央已经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机因素；第二是真实经济层面，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精简机构问题、农民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等；第三是社会与权力结构层面。在中国，存在导致发生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内生矛盾——权力资本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过程，都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将主导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所谓“危机”，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来解决；或者是事物已经无力在自身存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解决矛盾，非要以被动形式被迫解决不可。一场危机，就是外部强制解决矛盾的形式，只不过它所导致的是旧事物的瓦解。当然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如果在旧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产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价就更大。金融危机如果真的猛烈发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瓦解，就说明中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来，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任其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五、六年后，就会以金融动荡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因此，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中的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各个方面。所以多数人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特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利益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特点。在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资产，以至控制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是“改革扭曲”，是从市场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实际上我们只要真正认识到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经济，无论多么美妙的理想，实际上只能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就可以知道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正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视性的特征。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这种办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疗法稳定一些，但是权力的市场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腐败，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的流失。
三、权力资本发展三个阶段
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有2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转移。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人民币；5年3500亿元。有10%大约350亿元的财富转移。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10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人民币。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有的领导者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人民币。目前6万亿元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无人认领？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遣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在这种暗地巨额财富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竟然使用正式统计数字计算居民收入，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权力资本化并不为中国改革所特有。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日本明治维新，前苏联改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权力资本扩张与我国政治体制和让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改革初期＊＊＊一句“不争论”，巧妙地回避了这个基本矛盾，以生产力原则，富民原则获得了民心。
在权力资本化的同时，民营和外国资本也发展起来，旧体制下的资源充分变成了现实生产力。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制下已经有的“浮财”，加上2000亿美元外债，几千亿元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正如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扶持而对“东亚奇迹”评价过高一样，也不能够对我国改革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盲目乐观。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我国经济增长遇到一系列结构性和体制性阻碍，一般宏观政策难以发生效力，1997年开始的逐渐下滑趋势之所以难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缓解，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因素动力一体制转轨，已经大部分释放完毕，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潜力，由于市场被权力分割垄断，信用程度降低而难以发挥出来。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中国的经济就无法真正启动。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开始显露并阻碍改革进行。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得中国无法再利用通货膨胀发展经济和实现改革，总量扩张下的增量改革，以1993年“软着陆”和1996年以来以“抓大放小”为标志、转变成总量平衡或紧缩条件下的存量改革。总量不膨胀，利益转转移就无法隐蔽进行，这就必然出现绝对利益受损害的社会阶层，而且要提出权力资本的合法性问题。在中国，这种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思想的“左翼”从肯定计划经济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左翼”理论严厉批判了权力资本，但是它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而回避了正是计划经济建立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理论前提是虚假的，但是它从改革的对立面，在实际上提出了权力资本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另一种“右翼”思潮企图修改意识形态全盘正面肯定权力资本，亦难以被中国社会所接受。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
未来5年能够继续向市场转换的有：——60万平方公里的国有土地，经过房地产开发继续向市场转化；——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000亿斤国家粮食储备；——部分国有资产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确与资产转移,效益可以提高；——单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给职工；——国家金融风险向企业和居民的转移。利率市场化和浮动汇率的实行，扩大直接融资，都是转移的方式，同时也是国家对金融资源控制的放松——这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项资源。凤险的承担者有风险报酬，国民财富还会有所增长；——国家保险向社会保险转移，政府在放弃责任的同时也放松对人和社会的控制；——内外债还有扩大的空间。在上述资源的转化过程中，仍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将被权力阶层所占有，伴随出现的会是更加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还有三项资源，名为公有实为个人或社会所有，必须保留而不能被权力资本所侵吞，但是在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过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农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归集体所有，中央又有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为防止土地兼并，应该正式将耕地所有权分配或低价出售给农民；——老工人按照工龄存放在国有资产中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应该正式划出作为社会所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购买国债，以其盈利支付社会保障；——存放在国家银行中的居民储蓄。目前银行的信誉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在支撑，这种权威如果在随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加重过程中逐步流失，大规模的挤兑就会到来。当应该转移的全部转移完毕，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是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很难进行，一方面是权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权力资本也无法取得合法性，因此很难以公开化的方式去制约它。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扩张。由于经济总且已经受到控制，权力资本的扩张将打击民营经济，缩小居民购买力，使得整个经济萎缩下来。权力资本亦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场经济中恶性膨胀，把那些属于居民个人的存款、社会保障、农民的耕地，也要“转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这样，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而且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在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不能通过渐进改革自身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真实经济的失衡就难以解决，防范金融风险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层面。上述基本矛盾如果没有根本性改观，估计中国危机发生过程是：坚持反通货膨胀政策使经济陷入衰退，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被迫再次膨胀，导致信心崩溃和挤兑，银行呆账暴露出来，政府被迫实行货币改革，经济空前紧缩，社会政治危机爆发。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也许5年左右可能发生危机。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源基本转移完毕，加上腐败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在危机爆发后丧失控制能力；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矛盾尖锐化；同时我国内外债已经到达临界点，净出口不足以偿还外债和外资利润；而外商掌握的人民币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此时的政府换届，将促使危机的爆发。
四、确立“危机预期”
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危机前景，中国防范金融风波的思想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金融层面上必须坚持控制金融危机因素；在实际经济层面上应该坚决地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阶层的购买力。如果不能真正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坚决措施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渐进改革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会以权力资本恶性膨胀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经济政治社会大危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前途。目前确立“危机预期”，对防范危机的真正发生有好处。因为预期只要建立就会有“提前反映”。如果多数人预计5年后会发生危机，那么危机每天早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每次都比较小。我们希望的是，将未来的危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如果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潜在危机，确立危机预期，并在5年左右将其化解，那么这是中国之福，我们倒要反过来感谢亚洲邻国为我们“交学费”了。上述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足以说明只从“左右翼”，只从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不能够说明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加深层次的反思是放弃“赶超战略”：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军事赶超、东亚的出口赶超均已失败，中国的出口和消费赶超已经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腐败，面临严重的结构和金融危机，没有出路是注定的。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条面向广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民主和社会公正。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还有用，恐怕就在这个地方。
超越左右翼还是被左右翼超越？
——评杨帆《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
薪茅
一、引子
在中国的新派经济学家中，杨帆大概是还努力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的少数几位。他没有为取悦于先富起来的人而跟着高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没有为迎合“人民币不会贬值”的政治承诺而搞一套精制的数据分析。他甚至敢于指出：“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制下已经有的‘浮财’，加上2000亿美元外债，几千亿元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他将体制转轨直截了当地理解为权力资本化，他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人民币。”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既定的改革话语，也把改革的道德面具撕个稀烂。
但杨帆并不是要否定改革，他全然看不出那是一套精心编织的皇帝新衣，而这个什么也没穿的皇帝已经重病缠身、气息奄奄。他估计，“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任其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五、六年后，就会以金融动荡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我基本赞同这一估计。可以补充的是，如果有意外事件发生，那么也许要不了五、六年，中国社会就有陷入分崩离析状态的危险。还可以补充的是，这一结局的到来可能是很难有什么办法避免的。因为最高当局已经既没有实力、也没有道义感召力来制止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了。如果非要强力制止，象王安石那样来整肃吏治，其结果也很可能是王安石式的。可见，大凡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变化比较清楚的人，对时局的估计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不排除中国能闯过这五年。也许象惊险电影中某位开着列车飞速驶向悬崖的驾驶员，虽然拼命刹闸，但列车还是凭着巨大惯性向前猛冲，在最后一刻，驾驶员跳车了，列车则轰鸣着摔成万段。
而杨帆先生则以为可以避免这种结局。他为皇帝开了一张起死还魂的妙方。这张方子从远景说，是“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从眼前说，是“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阶层的购买力”。杨帆先生认为，这张方子是“超越左右翼”的，是一条“面向广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
那么这张方子究竟灵不灵呢？
二、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吗？
市场经济在中国有许多令人目眩的形容词，平等竞争就已经算是比较中性的了。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有人说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最近在讨论中国是否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时，有人居然说，市场经济既不应该是短缺经济，也不应该是过剩经济，市场经济应该是均衡经济。我相信，这类令人作呕的粉饰之辞将来肯定会被记载在中国学术界的耻辱榜上，作为学术界娼妓化的又一大手笔。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8%，跨国公司的跨国界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单单是这一事实，便足以让任何关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破灭。我想杨帆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一事实，因此他大概是希望中国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时代，而且一直停留在那个时代，不要由竞争走向垄断。
这一寄寓的荒谬性不亚于“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自不必多提。更严肃的问题可能在于，即使在亚当·斯密时代，也不存在公平竞争。试想，英国庄园主和佃农怎么进行公平竞争：庄园员的羊把佃农赶出了家园；英国的手工业主怎样和失去家园流落街头的农民竞争：通过血腥立法让农民在立即死亡和皮鞭下苦役间选择；哥伦布们怎样和印第安人平等竞争：一小群手执文明枪炮的冒险家在短短几个世纪里灭绝了90%以上的美洲土著居民；等等，杨帆先生可能会叫起来：“你说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阶段。”但原始积累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积累成一个个庞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资本集团吗？这样一些资本集团能和集贸市场的小商小贩们平等竞争吗？东印度公司能和印度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家平等竞争吗？英国的鸦片商们能和中国平等竞争吗？洛克菲勒能和宾夕法尼亚的其他炼油商平等竞争吗？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人能和德国的纺织厂老板平等竞争吗？
恐怕在搞清有没有平等竞争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竞争。竞争，以个人利益为全部行为动机的竞争，亚当·斯密心目中最完美的在客观上能促进全社会利益的竞争，实际上从来都不可能是平等的。即使回到原始部落状态，竞争也不可能是平等的。智力、体力、精力、年龄、性别都各不相同，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运动状态（或睡或醒，或戒备或放松等）各不相同，使竞争的双方不可能平等。这才有所谓“适者生存”，这才有部落战争，这才有部落首领，这才有部落首领的世袭，这才有奴隶主和奴隶之分。从那以后，人与人除了个体生理和个体状态的差别，又增添了财产的差别，从此有的人当牛作马，有的人杀牛骑马。平等竞争更无从谈起。
竞争的起点是不可能平等的。竞争的规则更不可能公平。因为竞争规则根本上是由竞争中的获胜者制定的，规则的解释权也操纵在获胜者手中，规则的执行权更是获胜者的特权。法律、法院、警察、监狱不就是我们这个竞争社会的规则、规则的解释和执行吗？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获胜者的一种承诺，而对于失败的一方来说却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此，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君不见有钱才能聘请善钻法律漏洞的大律师吗？君不见美国黑人经常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作嫌疑犯毒打吗？
市场经济的规则也不可能是公平的。以所谓专利法为例，即使你我的发明完全是独立进行的，只要你先登记了，我就成了非法的。于是你可以发大财，我却只有在一边流口水。这种规定根本就是为了保护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地位，因为跨国公司越来越将技术人才聚集在自己的门下，世界上有商业价值的新技术和新发明绝大多数为跨国公司所拥有。这实际上是知识领域的跑马圈地。再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或新成立的WTO，其规则的一部分是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争夺战服务的，另一部分则是为发达国家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全方位控制第三世界服务的。
中国国内有可能实现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吗？实际上杨帆先生自己就已经给出了否定性的回答：“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这里，杨帆先生首先承认了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资本的合法性，从而承认了竞争是在极不平等的起点上开始的。其次希望这些既得利益相互制约形成新体制，也就是承认这些既得利益的规则制定权、解释权和执行权——只是这些源自权力的资本不要太贪得无厌，弄得社会民怨沸腾就行。
然而，无论是权力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其本性都是贪得无厌的，不是学者“善良的理性”可以规劝的。当然，杨帆先生自己的理性也不一定很善良。所谓善良，本来就和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理想格格不入。再有，从杨帆先生居然可以轻轻地把权力攫取的资本合法化就看出，他对权力资本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例如，长江大堤的年久失修——十分宽容，反过来便是对那些在水灾中丧生的人不够善良。
足球赛乃至整个竞技体育寄寓着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模型，公平的起点，公平的规则，公平的裁判，这一次出局下一次还可以再来，没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然而这种竞技模型和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根本就没有相同之处。《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海南出版社已出了中文版），才更加接近今日世界的现实。关于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家们，特别是当今中国的领潮派经济学家们既不高明，更不诚实。诚实的人们应该承认，对于资本主义竞争，马太比亚当·斯密更有洞见。——然而，亚当·斯密的模型本来就不需要诚实。
从这个意义上，奥林匹克运动是现代社会的宗教，它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公平竞争的幻想。然而，竞争从根本上讲绝无公平可言，假球、兴奋剂、收买裁判和博彩就是公平竞争这座神庙后面的孙大圣的尾巴。竞技体育今天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如果要继续破纪录、创精彩、追求票房收入，就得容忍其宗教观念的削弱，承认没有公平竞争。
三、谁去打击权力资本？
如果说，这张妙方的远景是不现实的，那么它的近期措施也是不切实际的。杨帆要求权力资本退出市场。但他也承认：“权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约”。那么怎么办呢？要“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把“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
于是，我们要问：谁去打击权力资本？要知道权力者是高高地坐在打击别人的神坛上，可以把失业说成下岗，把下岗说成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可以在敲锣打鼓中把30万亿国有资产塞进自己的腰包，还要说别人无能、懒惰，不知道抢劫和挥霍的快乐。权力者掌握着意识形态神器，掌握着法律法规的解释权，掌握着组织名义，掌握着大局名义，必要时可以高擎“不争论”的免战牌，却给对手扣上帽子，调动位置，封上条子。我相信，杨帆先生恐怕连让他的这篇大作见诸报端都做不到，怎么能空喊打击权力资本呢？
朱熔基总理看来是想打击权力资本。近年来他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地方诸候，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例如成立金融工作委员会，使银行只接受中央的垂直领导；成立国有大中型企业工委，削弱各部委对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加大反走私力度，使垂直的海关力量成为反走私主力；重新祭起粮食统购统销的法宝，补贴收购粮食，打击吃国家补贴的逆价销售行为等等。这实际上是将各地方、各部委的大权相当一部分集中到朱熔基的手中，以便“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从这个角度看，杨帆的观点正在得到实施。
但是，这么一个庞大的、腐败的官僚机构的运转能甘于受打击吗？早在朱熔基的这些举措出台前，高层有识或无识之士也都看到了“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也早举起了反腐败的大旗，但腐败不仍愈演愈烈吗？在这种情况下，剥夺地方和部委的权力只能是使他们更加隐蔽而疯狂地运用剩余权力，同时增强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和对抗议情绪；另一方面，收归朱熔基直属的权力就不会有腐败吗？在这个年头，各人顾各人，连亲爹都可以不认，很难相信朱熔基会搜罗了一批还能不湿脚的干部。我们看到，即使海关、金融、国有大中型企业不受地方和部委的牵制，其内部就已经溃烂不已了。就在朱熔基在人民大会堂拍着胸脯保证，国家粮库满了，要新建大批粮库时，一些地方粮库实际上却存粮无几。地方粮食局和粮库的官员大肆逆价销售，联手欺骗、对抗中央检查。就在朱熔基宣布中央机关精简时，各大部委纷纷运用小金库购买住房，发放几万到十几万、几十万不等的离职款，以致京城房价立时高涨。
根本的问题在于党和政府官僚机构面临着彻底腐烂、无药可救的危险。这架机构里连象杨帆这样的多少愿意为“社会稳定”作出些微努力的人都很难找到了。一种等待演变最后揭幕的心态，一种在最后揭幕阶段能多捞就多捞的心态，从陈希同那时起就渐渐弥漫开来，成为官僚机构的主流心态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熔基的确不简单，他多少代表了社会良知。他逆潮而动，希望利用自己的权力制造出新的主流心态来。但谈何容易呢？
四、超越了左右翼吗？
杨帆先生的出发点并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长远。他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希望避免出现俄罗斯式的社会大动荡。“将未来的危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正是面对着这样“严酷的现实”，他才开出了这副药方。他认为他这是“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条面向广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
然而，很可能的情况并不是杨帆先生超越了左右翼，而是左右翼超越了杨帆先生。出国护照，海外存款（二十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达１６００亿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成为胜利大逃亡的准备金），这是右翼的超越：乘着国内还没乱多捞钱，一旦发生问题，立刻溜之大吉，因此他们不怕危机。右翼也为左翼的超越作了准备：低工资，失业，扫荡储蓄，许多工人的生活实际上已经不能更坏了，他们已经生活在危机之中，也不怕危机。
于是怕经济社会危机爆发的只剩下了所谓工薪阶层，企业白领，教师，政府中下层工作人员。这部分人眼看着多年的住房福利承诺旦夕化为泡影，多年的积蓄还不够买房子，节衣缩食又成为新时尚，而腐败难消，处处受气，前景一片迷茫。是的，他们害怕乱，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朱熔基身上。
树欲静而风不止。中间阶层以往并不关心下层人的生活，一心向往着往上走。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中间阶层日见缩小。往上走的路不见扩大，而往下掉的可能性却一天天增长。于是他们开始呼唤公平，开始希望超越左右翼。然而，这种呼唤恰恰反映了他们正在被左右翼超越的现实。
杨帆和何清涟，一南一北表达的正是这种中间阶层的失落感和危机感。我相信，随着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的加剧，这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公平思潮必然会分化。有的人会认真重新思考改革开放的历程，走向左翼；有的人会借机爬上学术界台面，变得保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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