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将近半个世纪了，“文革”作为学术界一个研究课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在研究和评价“文革”的过程中，人们是否能跳出个人恩怨、得失的小圈子，决定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道教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认为在"三界"和"五行"这个范围里虽然也可以超脱生死，但是有约束，有不如意的事情。跳出三界五行就是要脱离这个范围，不受这个范围约束，最终超凌三界，逍遥上清境，就可以真正的自由自在。
中国人很讲究这个，比如中国官员不准经商，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时候，利益相关人员应该回避，因为你置身其中，就容易发生下意识地判断错位，会导致事物的混乱。
有人一直吹嘘美西方政府官员的“廉洁”，其不知西方国家官员的腐败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因为他们的官员可以经商，不和钱打交道的官员几乎是不存在的。佩洛西一面当众议院议长，一面把股市机密信息透露给老公，让他在股市上捞得盆满钵满。驻阿富汗美军买13只山羊花费数百万美元，一只扳手花费数千美元，大概就是没有“跳出三界外”的原因。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蒋介石身为总司令，他的职责是指挥北伐将士和北洋军阀在战场上厮杀，而老蒋却在前沿阵地上一面指挥作战，一面用收音机收听上海股市行情。没有“跳出三界外”，身在“五行中”，老蒋岂能不败？
政治生活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哪里还有公平公正？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自己说了不算，必须等待后人的评说。因为只有后人，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武则天是一个智慧的女人，所以她死后的墓碑上没有留下文字，功过是非让后人评说。
我很佩服《三国志》的陈寿。陈寿是蜀汉人，其父曾是马谡的僚属。马谡言过其实，一意孤行丢失了战略要冲街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陈寿之父也受到牵连，被削职为民，永不叙用。陈寿后来写《三国志》的时候，如果心里一直对父亲的遭遇、得失耿耿于怀，一定会把诸葛亮描绘成一个“残暴”之人，“无能”之辈。
令人称颂的是，陈寿摒弃了个人恩怨和得失，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去叙述历史，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顾全大局、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的形象的可信度就是从这里来的。
相比之下，《明史》的可信度就差了。《太祖实录》是史官即时记录生活，而被记述的对象是高高在上的皇上，真实却对皇帝不利的事情，史官敢于记下来吗？反过来，皇帝没有做的事情，却能给皇帝脸上贴金的事情，史官敢不殷勤地“记述”下来吗？
中国年轻一代，对“文革”这一段历史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那些曾经在运动中可能“上山下乡”吃尽了“苦头”，可能曾经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而被置于“牛棚”，让他们和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的斯文被扫地，自己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荡然无存。
后来他们回到了城市，又坐回了办公室，重新回到“人上人”的位置，他们很多人都会对这一段历史怀恨在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有拿起笔杆子说话的能力，但他们既没有“跳出三界外”，却还在“五行中”，他们的文字描述带着强烈的情感成分，这段历史从他们的笔下流出，能让后世人信服吗？
只要提到这段历史，他们一定会拿“吃不饱饭”去控诉，拿“迫害”某某某去说事，试问，谁提到过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谁提到过中国进入联合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件事？谁提到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当时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三国演义》里蔡邕之死，值得后人回味。蔡邕正直而有才华，因为反对宦官干政而被削职为民，后来被奸贼董卓提拔重用，而感佩董卓的知遇之恩。董卓被杀之日，整个长安城一片欢呼，唯有蔡邕匍匐在董卓的尸体上痛哭流涕，最后被司徒王允所杀。这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狭隘、自私，缺乏大格局的一个历史写照。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一介书生，镇守边关，竟然让曾经狼烟四起的边境风平浪静，老百姓安居乐业。被贬官后，他不消沉，不牢骚，因为他心里装着“为国为民”的信条。
新中国七十多年，祖国在曲折中前进，在逆境中崛起。只要人们看到的是国家利益，看到的是人民利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跳出个人恩怨、得失的小圈子，一切龃龉都会消失，一切迷雾都会被阳光驱散，一切裂痕都会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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