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又炒出一篇《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文章出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35期。米鹤都。该文“史无前例”地提出了“饿死3500人”的信息出自于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中组部机关院内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曝出安徽三年灾荒中饿死了350万人。看后，发觉疑点甚多，提出几点如下：
1、本文后注“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文中没有交待李坚父子的出生时间，根据“三年困难时期，我(李卫平)十来岁”以及“家里孩子也多”来推测，当时李坚的年龄最低应在40岁左右，今天应是110多岁的老人，所以，很可能已故去多年，不知米鹤都在李坚生前采访到的这些资料为何要在他故去多年以后才发表?这就很难避免死无对证的嫌疑!如果李坚今天仍健在则此问作废。
2、李卫平说：“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透露出当时还属绝密的数字：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此说纯系无稽之谈。文革期间，揭发饿死人问题不是什么犯禁忌的事，只是都把账算到了走资派的头上而已。这样的大字报贴出来，群众组织不会撕，走资派不敢撕。用撕大字报封锁消息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再说，依李卫平所讲的“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谁又能保证不在“中组部院外传开”?!所以，这条饿死3500万人的信息其实就是一条公开的信息，知道的人必定是成千成万，岂有大人全部失忆而仅仅存在于当年只有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子的记忆中!中国饿死3500万人的这条公开信息，正是当时的鼻子比猎犬还灵的《美国之音》所要猎取的好资料，哪在可能等到1983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公布以后才由一个美国人来“始发”!
3、李坚说：“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这是李坚第一次摆脱地方干部进行的“自主”调查，理应有比较详细的文字记录和比较深刻的记忆。可是，文中却连最起码的调查地点也没有!再说，作为“钦差大臣”，看到的死尸你可以一闪而过，那“奄奄一息”的妇女，总不能置之不理吧!她是哪里人?姓什名谁?你是怎么救助她的?救活没有?作为读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希望能听到一个中央领导私访拯救快要饿毙妇女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4、李坚说：“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民兵统治人民”的现象，很多谈“大饥荒”的文章都有提起。但是，民兵的定位是民不是兵，包括大队的民兵营长在内，都是依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的农民。大饥荒都到了饿死几百万人、“有许多人吃人现象”的程度，不享受国家津贴和食物补助的民兵，其亲人包括自己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和自己和亲人们过不去?
5、李坚说：“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这是安徽全省进行的一次饿死人普查，这样的普查，没有政府的积极配合，任何个人，无论你的权力多大，本事多大，都没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都没有可能得出一个真实的数据。
6、李坚说：“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按李坚所说，这次“普查”是由他个人的两条腿走遍安徽全省所有的生产队、所有的村(当时应称大队)、所有的县(中间还缺公社一级)，走出来的!
7、李坚说：“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止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按这个说法，原来，还有少数县、乡(应为公社)他李坚并没有一个一个地跑!这个“少数”是多少?即使是三五个县，涉及到的公社、大队、小队就是一大片了。
既然是一个逐级汇总的统计数据，即使存在误差，也不能一下修正了50万嘛。这一修正，还叫什么统计数据?只能叫估计数据了。
8、李坚说：“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安子文凭什么“推翻”李坚的“300万”?难道处于“流放”中的他，也进行了一次从队到社到县的逐级“跑调查”!
9、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总之，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由中监委派出的调查组调查情况，而以个人名义写调查报告，很不可信。通谓、信阳等地的问题都在1960年反映到了中央并得到了及时的处理和救助“最高领袖”从没有快罪过反映情况的人。李坚被派到安徽的这次调查是在“1961年1月3日”以后，所以，所谓的“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不可能出现中监委害怕担责而让李坚个人担责的怪事。即使真有“万一最高领袖怪罪”的可能，中监委也不可能做这种让下属个人担责的推卸责任的缺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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