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一篇好的反面教材！（二）
——给老同学的信（29）
老同学：你好！上封信我说吴老是用价值的生产或者赚钱的生产来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显然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毛泽东时代是产品经济绝对不是价值经济或者赚钱的经济！所以吴市场、厉股份等商品经济学家不仅用价值经济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产品经济，而且用价值经济来设计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因此，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对不是以产品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价值经济建设为中心！
吴老为了证明毛泽东时代“整个国民经济看似有序，却难免陷入低效甚至僵化的境地。”列举了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多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事实。吴老的结论是“总之，1958年至1976年期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乱和随后重新集中告终。在‘一放乱’‘一管就死’的循环下，形成了‘放－乱－收－死’的怪圈。”这是事实吗？毛泽东时代的产品经济的特点，第一，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里，第一次把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结合在一起的，为了自己利益的集体的生产方式，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里，这种生产方式是一大创举！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这是不足奇怪的！第二，在农业为主工业还不发展的情况下，毛泽东把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暂时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领导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在这种主要矛盾下，必然产生其他各种矛盾，对这些矛盾的处理解决，自然就会出现产品生产管理中的，收和放的关系。这也是正常的调节过程。但是，吴老却把“体制下放”理解为，企业为了赚钱而下放体制，由此就把放松企业的自主权作为解决生产矛盾的唯一方法。在此基础上，吴老就认为市场制度才是解决生产矛盾的最好的方法，“从建立市场制度的观点看，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的经济。在那里，个人和企业等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和自身的利益，自主地作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等决策。”吴老在文中用了“增量”这个词，在商品经济中增量就是价值的增值或者说就是货币的增加。“ ‘增量’的强大生命力一旦释放，便迅速为社会所认可，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源积聚，不但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更在与‘存量’的竞争中占了上风。”
为了能够“增量”即增加更多的价值的增值，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就成了价值经济代替产品经济的起点。这种代替首先在农业上做起，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度。此后仅仅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即家庭农场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吴老说：“当增量改革战略在农业领域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国党政领导将这种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逐步放开对私人创业活动的限制，加上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的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拓出一定的空间，使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得以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吴老说，发展非国有经济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允许非国有企业成长。二是，营造“经济特区”的“小气候”，实现部分地区与国际市场对接。三是，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吴老说：“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在1978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1％。”令吴老没有想到的是，增量改革的前提是物价的改革。物价改革是不仅把一切生活资料作为商品，而且把一切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开始的。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造成了当时的抢购风潮，另一方面导致了生产资料家的双轨制。在这种情况下，掌握财权、物权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子女、亲戚朋友，利用这个双轨制积累了第一捅金。产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所有者！权贵阶层从此就登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吴老总结说：“‘双轨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正像前面一些学者所说，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续下去甚至得到加强，就会造成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而如果不能及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铲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助长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后果。”
面对这种现实，从1994年开始，改革开放就进行了“整体推进”全面改革。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以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业”。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以下的问题上获得重要突破：第一，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也就是说，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第二，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点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目标，拟定了方案。
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旧所有制结构的障碍，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取得了某些重要的突破。从经济方面说，中共十五大否定把国有经济比重大小同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弱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肯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1998年，中共十五大的上述决定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很显然，非公有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从此就在中国的经济中占重要的地位，受到保护，并在100年之内也不变化！中国虽然在20世纪末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例如规范的金融市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说，距离原来确定的经济改革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有鉴于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上就是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吴市场、厉股份等商品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是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为了增加中国的物质财富，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目标是唯一的道路。可是，我们用三个检验标准来衡量，那么，劳动者全部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变成了异化劳动着，全部生产变成了赌博形式的赚钱的活动，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全部变成了金钱的关系。正是这种转变造成了社会中的一切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毛泽东的产品经济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而价值经济或者赚钱的活动经济则是错误的！
劳动者2013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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