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东北抚顺人，生于斯，长于斯。我出生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刚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不管是家里的收音机，还是学校、工厂以及街头的大喇叭里，播放的都是革命歌曲，尤其是老师教唱的，更都是这些。如毛主席的语录歌和诗词歌等。此外，还有一些歌颂毛主席与共产党的歌曲。在这些歌曲中，我直到今天还能够张口便唱出的，就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首歌曲了。这首歌，不仅是老师教唱过的，而且更是通过这首歌，我也了解了我的家世。因此这首歌留给我的记忆特别深，直到今天还能随口唱出来。
在刚刚学会唱《天大地大》这首歌的时候，由于年幼无知，所以对共产党究竟为何物，尚不清楚。特别是对于什么是恩情，那就更是不理解。但是由于家里紧贴天花板的西墙上(东北民俗以西为大，家里的祖宗板都供在屋中的西墙下)挂着的镶嵌在家中最好的相框的毛主席像，在我记事的时候，就每天都能看得到。所以对毛主席，我早已很熟悉了。而且对于什么是“亲”，我虽说不甚理解，但也不陌生。据说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大嫂和二嫂就经常“考问”我，和她俩谁亲。
对毛主席，虽然从画像上感到很熟悉。但却由于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所以也就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会比爹娘还亲。于是年幼的我，也就只好去问父母了。这个问题，母亲当时告诉我说：“有了毛主席，咱中国人过日子才不害怕了。若是没有毛主席，咱中国，现在可能也就剩不下几个人了。你说毛主席亲不亲?”从那以后，只要有了闲暇，父亲和母亲就会从我家的家世以及母亲娘家的家世讲起。告诉我毛主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为什么比爹娘还亲。
我的祖父祖籍东北，而我的祖母和母亲，却都是山东人。所以如果以省籍来论的话，那我也就具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山东血统了。
我的祖父于一八九一年出生在东北的辽阳。一九○四年，俄军在与日军进行的辽阳会战战败后，沙俄溃兵在败退的过程中，为了抢劫财物，血洗了我祖父家所在的村庄。我祖父一家二十七口人被沙俄兵杀死，只有祖父和祖父的四叔两人逃了出来。逃出辽阳战区后，祖父和他的四叔在东北各地到处流浪。一九一○年，抚顺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于是祖父来到了抚顺，在日本人开设的东乡煤矿下井采煤，从此在这里安家生根。
我的祖母出生在山东省的曹县，在我祖母十岁左右的时候，那时还是大清朝，由于人多地少而生活艰难，于是曾外祖父用扁担挑着我祖母的两个妹妹和一点破烂家当，我祖母和曾外祖母拐着小脚跟在曾外祖父的身后，一步一拐，一路讨饭从山东曹县来到了抚顺。十七岁是，经人保媒，祖母嫁给了祖父，从此就有了我们这一家人。祖母的娘家姓陈，七十年代出的时候，有一个从山东曹县来的表叔到我家来串门。这个人是我祖母舅舅的孙子，称我祖母为表姑。推算起来，我曾外祖母的娘家应该姓曹。我的曾外祖父家的情况，我只知道这些。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九二四年，那时还是老中华民国的时代(以五色旗为国旗的北洋军阀时代)。母亲的童年，是在蒋介石的新中华民国时代渡过的，少年时才逃荒来到了东北。母亲的出生地是山东省临清县的魏家湾镇。母亲逃荒到东北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是随着我外祖父和外祖母及其他亲戚乘火车来的。特别是在山海关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母亲还第一次照了相。那时往东北逃荒的山东与河北等地的中国人，的确如汉奸文人信力健所说的“在它的国门前等着移民的中国人排成长龙”那样。在山海关等着“入境”的时候，母亲和外祖父母等人足足排队等候了三天的时间。母亲逃荒到东北的时候，日本虽然已经占领了东北并成立了满洲国，但还没有全面侵华。由于关内关外成了两个国家，所以在“入境”的过程中，日本兵和伪满警察检查得特别严并随意没收中国人的财物。外祖母挎着的包袱里被翻出几只缝补衣物用的自家纺织的土线，也被没收了。外祖母刚申辩几句，后背就被一个伪满警察用洋刀背砍了一下。母亲由于抓住自家的土线舍不得撒手，也被那个伪满警察踢了一脚。在这心惊胆颤的三天里，母亲还亲眼看到了一个中国男人，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日本兵用刺刀当场就给刺死了。
外祖父家不仅世代务农，而且更属贫寒之家。外祖父的父亲靠从上辈那里的继承和自己一生的打拼，到老时，家中的产业，却也不过只有八亩多的耕地。可儿子，却是留下了五个(指长大成人的)。
外祖父逃荒到东北来的时候，不仅外祖父的父母还都健在，而且由于家里的五个兄弟，有四个都娶妻生子了，所以全家的人口已经多达了二十多。而二十多人指靠那八亩多的耕地，那是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的。由于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商定只好像种地间苗那样，哥五个有两人留在家里，而另三个，则外出去逃荒。外祖父在家排行第二，因为长兄对于非常讲究孝道的山东人来说，是要留在家里奉养老人并守着祖宗坟墓的。于是全家商定的结果，只好是作为二哥的外祖父去领着两个还有点“闯楞劲”的弟弟外出去逃荒了。就这样，外祖父便领着刚成家的四弟一家和还未成家的五弟外出去逃荒。而当年山东人逃荒的去向，基本上就是东北。在离家之前，一家人搜刮尽了全家所有值钱的东西，给外出逃荒的人做盘缠。
到了东北后，外祖父一家先是落户到了沈阳新民县的兴隆店镇为人扛长活。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后到东北的关内中国人的统治不仅更加严苛，而且更是随意征调这样的中国人去出劳工。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前后，母亲的五叔被日本人征调去出劳工，而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的五叔被征调去出劳工之后不久，外祖父也被征调了去出劳工。但外祖父却很“幸运”，不仅只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为日军收割喂养军马的饲料草，而且收割完了之后，就被放了回来。
兄弟三人有两人被征调出劳工的经历，尤其是五叔的久去不返，使外祖父一家人整日都生活在恐惧中，不知还有什么厄运将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后来听说城里人不用出劳工，于是外祖父就领着全家人来到了抚顺。到了抚顺之后，外祖父和母亲的四叔哥俩就一同到日本人的煤矿里去下煤窑以养家糊口。而从山东到抚顺辗转逃荒的五年中，外祖父一家共有五人先后死去。母亲的五叔被日本人征调劳工一去未返，一个哥哥和四婶及四婶家的一个妹妹因冻饿而死。特别是母亲的二哥死得最惨，是被日本人活活打死的。
逃荒到抚顺之后，外祖父一家在抚顺市南部的一个名叫南花园的地方安顿了下来。虽然外祖父和母亲的四叔都到煤矿山去下井，但是由于刚上班而只能从事最简单的工作，所以工资很低，根本不够养家糊口。为此，外祖母和母亲及二舅就经常到俗称是矸子道的舍场去捡那些掺杂在矸石里而被扔掉的煤。
开始，日本人对中国人到舍场去捡煤的事，倒还是不禁止。后来由于中国人为了反抗日本人的侵略而经常破坏倾倒矸子的矿石车，于是便开始严禁中国人到舍场去捡煤。虽然日本人的禁令很严，然而由于为生活所迫，所以明知道去舍场捡煤很凶险，中国人还不得不经常这样去做。
到抚顺之后不久，可能也就是在四○年的那年，刚过完年，天气还冷得厉害。父母常说，那时的东北，远比现在冷得多。为了不被冻死，外祖母和母亲及二舅有一天在天刚亮的时候，偷偷地到舍场捡了一点煤。然而在往回走的路上，不幸被前来巡查的日本监工和两个伪矿警给堵住了。
日本人做事一向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有禁则止。尤其是对待中国人，那更是绝不留情。因此在堵住了外祖母和母亲及二舅之后，日本人从伪矿警的肩上摘下步枪，用枪托死命殴打二舅，打得二舅满地翻滚。任外祖母和母亲如何跪地哀求，也不停手。后来外祖母和母亲看哀求不动日本人，就哀求那两个伪矿警帮忙求情。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两个伪矿警劝住了日本人，之后便扬长而去。可二舅由于伤势过重，抬回家里没几天就死去了。每每讲起这件事，母亲总要说：“护不了自己的孩子，爹亲娘亲还有啥用。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时候，有多少中国人就是在爹娘的眼皮子底下被日本人打死的。又有多少中国人，是在孩子亲眼看见的时候被日本人打死的。如果不是毛主席领着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打跑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蒋介石，撵走了苏联大鼻子，挡住了美国鬼子，中国人早就死光了。美国鬼子侵略朝鲜那会，咱这左邻右舍的还不是都掂对着要往哪跑。依我看，毛主席就是比爹娘还亲。”
一九四五年在打跑了日本鬼子之后，苏军曾经短时期占领过我们抚顺。苏军的军纪尽管整体上比日本鬼子严一些，但强奸中国妇女的事还是常有发生。对此，当时的抚顺人很是痛恨。尤其是对抚顺矿山设备的强掠，也很令抚顺人反感。但好在时日不久，八路军就来了，抚顺迎来了她的第一次解放。八路军来了之后，苏军就撤走了。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国民党军就打来了，抚顺随之再次沦陷。国民党尽管在抚顺只统治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却把这里糟蹋得够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老百姓的生活甚至还不如满洲国时期。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盗卖矿山器材的行为，几近疯狂。抚顺煤矿，几乎就要毁掉。幸亏八路军很快就打回来了，否则，抚顺煤矿也就彻底玩完了。
我的父亲不仅就出生在南花园，而且从出生到解放，也始终生活在那里。那里，离发生了惨案的平顶山，只有三、四里远。祖父每天上下班，都要从那附近经过。这里的居民和我的祖父母一样，大多数是东乡、大山矿井或是露天掘的矿工及他们的家属，其中还有祖父的许多工友和熟人。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的下午，日军驻抚顺守备队以平顶山村民“通匪”为由，对平顶山的三千多中国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事后，又焚尸灭迹。从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人进行的第一场集体屠杀惨案。惨案发生的那天，祖父正巧上二班(下午两点到夜里十点的班次)，密集的枪声和冲天的火光，吓得祖母领着父亲和叔叔与邻居们一道，在山上的树林里躲藏了整整一夜都没敢回家。而下二班回家的爷爷和许多工友，回家的途中还看到了焚烧房屋的火仍在燃烧以及火光下的那些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掩埋的大量尸体。
在满洲国的前期，日本人的统治还稍为宽松，而中国工人的工资，也还可以，所以父亲和二叔这才都读完了小学。而后来由于日本人的盘剥越来越严苛，因此三叔没有能够上学，直到解放之后才扫了盲。对父亲老老实实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过了十四年的这件事，我曾经问父亲：“日本人的剥削那么严重，日本人的统治那么残暴，你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像雷锋那样夺过鞭子揍敌人呢?”对我的这个问题，父亲回答说：“我们中国人可被孔老二这个家伙给害惨了。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忠和孝，就是顺从父母，就是顺从大人，就是顺从官家。这样的教育受得多了，年什么是压迫都不知道，还怎么知道反抗?直到共产党来了，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懂得了什么是压迫，才知道了要摆脱压迫，那就只能是反抗。”
由于对毛主席和共产党衷心地感激，所以父亲不仅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地参与，而且更是认真地接受党的教育。文革期间、尤其是批林批孔时单位发给的学习资料，父亲至今仍然还精心地保存着。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虽然根据《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和《中日善邻条约》，日本取得了抚顺煤矿六十年的开采权并开设了多家煤矿。但由于中国至少在表面上还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在抚顺煤矿工作的日本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以统治者自居。而我的祖父由于在煤矿工作早，与许多日本人都认识，所以养成了遇事也敢跟日本人争论一番的习惯。然而正是由于这一习惯，却使他过早地上了送了命。
在父亲和母亲成家第二年的一九四二年，五月份的一天，在井下攉煤(用铁锹把从掌子面上炸下来的煤，铲到运煤的溜子道上)的时候，日本监工见两个新来的矿工由于对井下的工作环境不适应而动作慢，于是挥起长把的斧头柄便殴打这两个矿工。祖父自以为与日本人很熟悉，而且还会说日本话，于是便上前劝阻。而此时的日本人早就露出了侵略者的凶残，见祖父敢于劝阻他，于是调转斧柄便用斧头来砍我祖父的头。我祖父头上戴着的柳条编制的安全帽，由于年久而有些糟烂。于是日本人的斧子，砍穿了安全帽后而又砍进了我祖父的头颅中。于是人还没有抬到井上，就已经断气了。
多年来，从父母经常讲述的家世中，我的确是感到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可“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所以不仅十三亿多的中国人中，肯定有感受不到的。即使是在我自己的家中，我三哥就是如此。
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孩子多且又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所以我家的生活与许多邻居或是同学家相比，很是困难。在记忆中，我没有穿过新衣新鞋。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哥哥们穿过的旧衣旧鞋。即便如此，有时捡来穿的旧衣旧鞋，还是五哥捡四哥穿过的旧衣旧鞋在穿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传给了我的“二手货”。由于我那时还小，所以对此并不在意，但哥哥们却对此很有意见，三哥就经常抱怨父母说：“没有能耐养，生我们这么多孩子干什么。”后来，由抱怨自己的家里穷和赶上了大学停止招生而却上山下乡的文革而导致自己人生的“不幸”，三哥还发展到了痛恨毛主席，痛恨毛主席的那个时代。不过，这都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
我有五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虽然我刚上学的时候，大哥和二哥就由于已经结婚而分家另过去了，大姐出嫁了，三哥也上山下乡了。可剩下的我们姐弟四人以及母亲和祖母，还只是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所以家中的生活，依然还是很困难。但每当三哥抱怨的时候，不知是为之而感到“自豪”，还是在推卸责任，父亲就总是会这样骂三哥说：“多吗?一点都不多。谁知道你们都能活下来呀?如果不是赶上了解放，你们能活下来一半就不错了。不是在解放后，你妹妹还不叫你妈给扔了。”
确实，二姐太幸运了。她的幸运，由于她出生在了解放之后。二姐刚生下来的时候，不会自主呼吸。据母亲说这种症状，当时在我们这里有很多，民间俗称为是“草迷”。谁家遇到这样的孩子，就是一扔了之。二姐出生的时候，尽管才刚解放不久，但是由于工人当家做主了，所以二姐才出生在了医院里。二姐出生之后，可能是由于口腔或是气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所以不会哭，更不会呼吸。母亲知道了这一情况后，顺口就对接生的医生说：“扔了去吧。”接生的医生以为母亲是重男轻女，于是在只是经过简单的处理便使二姐哭出了声之后，还批评母亲说：“你这位同志怎么这么重男轻女，女孩就不要了。”
母亲尽管出生在山东，但却因为不识字，尤其是由于受东北人性格的影响，因此有些“没心没肺”。所以要把二姐扔掉的这件事，是她自己后来说出来的。为此，二姐曾经多次问母亲：“妈，那时真的把我扔了，你受得了呀?”每当二姐这样问母亲的时候，母亲的回答，今天的年轻人绝对意想不到。“扔多了，也就习惯了。”
母亲的一生，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十人。母亲所生的头两个孩子，都在两三岁的时候因病夭折了。所以我现在的大哥，实际上应该排行第三。我的两个哥哥因为什么病而夭折的，母亲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可父亲说：“就是由于发烧而可能引发了肺炎。如果放到现在，扎上两针青霉素，也就没事了。可那是在解放前，咱中国人，上哪去找青霉素去。”
我三哥在我家的八个兄弟姐妹当中，是最聪明的。他是与比他大三岁的二哥和比他大一岁的大姐一同上的学。但他们三人，却只有他一人考上了高中。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的那年，眼看高中毕业而却只有十八岁的三哥，正踌躇满志地准备考大学。后来大哥和大姐等人都说，以三哥的学习成绩，也肯定能考上大学。然而由于文革期间大学停止了招生并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以三哥的大学梦不仅破灭了，而且还到农村去“修了四年的地球”。因此，直到今天，每到我们兄弟姐妹聚到一起并谈及到以往家事的时候，三哥就总是要说我们家那时是如何的穷。后来，还发展到了说毛主席的时代如何穷。他的观点和论据，无非就是小时候家里穷，六○年时挨过饿，六八年时下过乡。而其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听来的毛主席不搞建设搞运动、六○年的中国饿死了大量的人、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临了崩溃边缘等。我们与他辩论，他还总是不服。然而只要母亲一边跺着那“民装脚后改道”的脚(满清王朝曾经禁止妇女缠足，但汉族人却拒不听从，依旧我行我素，继续缠足，满清王朝也就只能听之任之。而东北的满、蒙、汉八旗妇女，却仍然还保留了不缠足的习俗。于是东北的旗人便称妇女缠足的行为是民装，而旗人妇女的天足则是旗装。关内的妇女逃荒到东北后，随从当地的习俗，一般也就不再缠足。但像母亲这样在十岁左右才逃荒到东北的人，由于在关内老家时已经缠足了一段时间，脚已经有了变形。尽管到东北后不再缠足而任其自由生长，但脚却仍旧七扭八歪。于是在东北的民间，便称这种先缠足后又放足的行为，是“民装脚后改道”)一边用烟袋指划着三哥“扒小肠”(东北方言，指揭别人以前的短处)时，三哥立刻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的时候再穷，还比解放前的时候穷啊!解放前咱们家若是有一寸毛线(以前编制衣物的一种毛纺线)，那就是从别人家偷来的。什么事总得有个过程，从解放到毛主席逝世，那才几年?到了毛主席的时候，咱中国人过日子才不再整日提心吊胆，才不被人随便打，才不被人随便杀，这就比什么都强!你爷爷，你舅舅不是让日本人打死的?你爸爸还少挨日本人的打了?再说，解放前的那二十多年，咱家所有的人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连一件暖和的衣服都没穿过。苞米面再不好吃，不也比日本鬼子配给的混合面和橡子面强多啦!我和你爸爸刚建家的时候，咱家有什么呀!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常说‘浪废淤，水推沙，针尖挑土建自家。建家好似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什么事不得一点一点地来。六○年过歉年的时候(自幼生长在农村的母亲，直到今天还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六○年称为是过歉年。歉年，也就是粮食歉收的年头)挨饿再难受，还能比四○年饿得难受?六○年若是搁在四○年那会，你也早就饿死了。什么全国风调雨顺?就连咱抚顺这块既“福”又“顺”的风水宝地，六○年那年那雨吓得有多大，你不知道哇!你爸爸不是在大水中把火车从坑下开上来，才在那年被评上了先进的生产者还奖励了一级工资的呀!这你都忘了?饿死了那么多人?纯是放屁，咱们家从关外到关里的那些亲戚，有谁家饿死人了?就连单县老曹家你表叔家那一支，也没有人饿死吧?你说是毛主席没让你考大学?你就是考上了大学，那个时候，咱这个家供得起你呀?你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不花钱，上大学也不花钱呀?再说，毛主席什么时候不让你考大学了?人家大英(我家邻居的孩子，也是我三哥的女同学，七四年前后在上山下乡的期间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不是上了大学了吗?就你这道号的(我家这一代的方言，意思就是这样的人)，谁会让你去上大学?不让你上大学就对了。你这长这么大，除了为你自己，你还为谁寻思过?你下乡，你妹妹没下乡呀。下乡的那个时候，你一年在乡下呆多长时间?你妹妹呆多长时间?你一年连点口粮钱都挣不出来，还得家里给你。可你妹妹不但每年都能挣出自己的口粮钱和零花钱，不是攒了一百三十多元钱给你买了一辆“东方红”牌的自行车?不是还攒钱给老五(指我五哥)买过一块二百八十多元的‘大英格’手表?”
不识字的母亲每次骂三哥的时候，当然不会是这么有逻辑并文雅，“妈了个巴子”的东北骂人土话，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所说的不仅都是事实，而且还多是我们家的家世，所以母亲骂起来也很通顺。特别是“妈了个巴子”的东北骂人土话与母亲那还很浓重着的山东乡音相应和，更加显得生动有力。因而只要母亲一张口，三哥马上就会脸红脖子粗并支支吾吾。但尽管每次都会被母亲骂得哑口无言，可三哥的认识却依然如此，并没有发生多少的转变。除了三哥和二姐文革时到北京串联看到过毛主席，我们一家的其他人，再也没有谁见过毛主席。然而我们一家人可以说除了三哥，却无不都感到天大地大，还真的就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更是真的不如毛主席亲。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不仅是毛主席在对过于自私的我们中国人进行正面的思想教育，而且也更是一种殷切的期望;“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家周围许许多多像我父母那样经历过几个历史上阶段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他们真实的人生感悟;而“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对于工农大众、尤其是对于那些下岗失业的工人和失地的农民来说，依我五十多年的人生感觉，那就更是颠扑不破的历史事实。
今天，天大地大是不是还不如党的恩情大，我已不得而知。然而尽管在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从懂事时起，我就知道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但那毕竟是只是间接感受到的。可是自从我国驻外的大使馆被炸和外交官被打，自从在我国领海里捕鱼的我国渔民不断地随意被日本及韩国的海警与法院抓捕、殴打、审判或扣押，我这才亲身感受到了毛主席的确是比爹娘还亲。我庆幸自己出生在毛主席时代，如果出生在像我爹娘所赶上的那个战乱岁月，即使是爹娘生下我并把我养大，我却也只能是在痛苦和屈辱之中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知恩图报的人。故而“受人点水最恩”，这才会“当以涌泉相还”;我们中国人，也更是轻财重义的人。所以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上，才总是会有人去默默奉献。特别是毛泽东的时代，那更是一个一再大力倡导要“做好事不留名”的时代。一心为了中国人民，一心为了中华民族而不仅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还更是奉献出了七位亲人生命的毛主席，当然不会希求后世的中国人如何来回报他。然而尽管毛主席不会要求后世的我们这些中国人来如何回报他，但我们中国人却不仅绝不应该忘恩负义。而且还必须知道只有要牢牢记住毛泽东思想，这才能实现自保。因此在重新陷入重重危机的今天，中华民族只有用无比虔诚和崇敬之心去迎接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这个不仅属于十三亿中国人民，而且还必将是属于全人类的“神降节”，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才能走向未来。
冯毅写在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神降节”的前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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