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某种人”并不专门代表某个派别，或者各派别中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人存在，或者他们只是这派别中的一部分，他们虽然不能成为某些派别的主流，但是危害性不小。
最近在某网站与一些人争论问题的时候，某位朋友为了粉饰自己鼓吹的那种社会，就标榜说：“公民社会是你活我也活，阶级论是你活我就活不了。哪一种和谐平静、哪一种分裂争斗，一清二楚。”这哥们的语文可能是音乐老师教的，说的比唱得还好听。但是，他的自己人没有配合好，他的话音未落，一个人还是按照自己的本来意图发言：“ 中华民族要想振兴，就要消灭左派、毛左。”一下子抽了他的耳光，让他好不尴尬，于是他马上随机应变：“同意这句话，非常对。消灭是让这个思想派别消失，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人，脑残!”
先不说“消灭”能否解释为“让这个思想派别消失，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人。”就算真的如他所说，那么他们所谓的“公民社会”是要消灭其它思想派别的吗?
民主的老祖宗说：“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维护你讲话的权利。”在他们马首是瞻的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也曾经说过：“只要你的议论或者意见没有构成‘紧迫而现实的危险’，那就在言论的范畴里，你就可以自由表达。而一旦要付诸行动，你就必须遵守现有法律。”那么，这些人“消灭”其它“思想派别”的“公民社会”的蓝本在哪呢?
我们姑且把这当成他们一时意气用事，赌气说的，那么他们中的其他人又是怎么说的和怎么做的呢？
“民主以后杀全家”，这是哪些人的名言，相信大家心知肚明。而某些极端言论更是充满血腥味：“如果让我掌握中国的权力，我首先把八千万GCD员和他们的亲属全部杀光!”“美国应该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家里很多土地，日本人来了，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结果GCD一来，全部让那些穷鬼分了，我恨不得将这些人抽筋剥皮!”“那些拥护GCD的都是些被洗脑的废物，这些人就应该通过战争让他们死掉一半以上!”听了这些人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支持杨佳杀人，支持吴虹飞的“爆炸”言论，支持夏俊峰杀人，支持冀中星爆炸，支持陈水总纵火，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同情昆明“3.01暴恐事件”的作案者。如果说杨、吴、夏、冀等人走极端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陈水总和昆明“3.01暴恐事件”的作案者完全是针对毫无关联的无辜旁人的丧心病狂的屠杀，他们居然也支持。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
也许，他们会辩解，我们是为弱势群体抱不平。
不错，这是一个表面上的特点，也是他们比较高明的一个手法。
在改革开放中，由于某些所谓精英的误导，的确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民众中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中造成了与某些地方政府的矛盾，加上某些公职人员的官僚作风、腐败行为和野蛮执法，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于是这些常常被某些人利用。
为什么这些人自己不出面呢？
关键在于，这些人很多是腰缠万贯的，当财富掠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像西方国家那些垄断资产阶级一样，能够由他们来直接控制国家政权，以逃避以后可能的对他们的掠夺行为的清算，让他们掠夺的财富合法化。在国际背景上，与西方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相吻合，但是在国内，谁出面呢?他们自己命贵，除了少数人中规中矩地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蛊惑人心的忽悠类文章以外，直接煽动动乱还是要靠下面，靠那些披着马甲活跃在网络上的人。
一切的社会矛盾和突发性事件，他们都要利用，都希望让其产生“蝴蝶效应”，让中国也产生所谓“颜色革命”。于是利用社会矛盾的高发点，利用人们无论派别的超越倾向性的对弱势群体的普遍同情心理，大做文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但与这些弱势群体没有任何的交叉点，甚至可以说，这些弱势群体的苦难很多是他们掠夺造成的间接后果，假如他们手下留情，掠夺得不那么狠，社会矛盾也许少很多。他们做不到像过去GCD武装夺取政权那样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从本质上鄙视工农大众，认为这些人是“贱民”，是活该受穷的人。但是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又必须装出“为民请命”的样子。但是，某些事件的利用价值不但不高，而且这类事情也不多。某些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在要求得到满足以后就罢手，不会被某些人绑在他们改朝换代的战车上，所以他们气急败坏地骂国人是猪。让他们更加担心的是由于上级政府从严治官，他们以后连可以利用的机会也不多，于是，就靠造谣。
他们有一整套“造谣合理”的理论：
某报元老程某中曾经有个“谣言倒逼真相”论：“謠言是存於人心深處的真相，是群體表達意願方式，是大眾對抗官方宣傳和謊言的武器。它不是事實，但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眾深信不疑 。”
自封为“青年导师”的李某复有个“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伟大论断。
“民主小贩”杨先生以前的文章《杨某恒2009年言论自由系列》之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谣言是什么?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根据上述定义，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谣言是个中性词，不是负面词。”
朱某勤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文发表的评论中说：“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
他们有理论，还有实践，成立了专门的以造谣为业的公司。
无风他们都希望“三尺浪”，有点“风”自然希望“浪滔天”了。
在对待民众切齿痛恨的腐败，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茅某轼说：“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厉某宁说：“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盛某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张某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某常提出：“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那个首推价格双轨制的张某迎说：“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还有“冰棍”论：“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他还提出一个 “腐败次优”论，他是这样解释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
在中国100多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问题上，贺某方认为，是因为中国欺负西方，西方才被迫欺负中国的。
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冯某认为：
“918是因为民国抵制日货，推行民族工业，引起日本经济问题，直接引发日本发生侵华问题。”
“南京大屠杀系因抵抗激烈引日方反感所致。”
“靖国神社是为纪念日本246万战争牺牲者而设立的，许多日本政要的亲属也在其中，从日本的民族感情出发，他们都是为国牺牲的。”
“宪法它本身就是美国套在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随着这个冷战结构的形成，主要是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又逐步松开了这个紧箍咒，所以呢，现在日本认为，趁现在美国重返亚太，趁现在就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它认为是一个时机。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修宪不等于复活军国主义，这是两个概念。”
“日本民调显示因中国不卖稀土日本人更讨厌中国。”
谈到历史和现实时。
茅某轼说：“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
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焦某标说：
——历史当然不可能再来一次。假如能再来一次，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
——你可能担心，假如中国做了日本的殖民地，咱北京故宫的珍宝还不都运他东京去呀?他想运就运吧，从北京运到东京，不过是换个地方，有什么呀?说不定比放北京还保险。
——亡国奴是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应该好好研究。我想清楚了：以人为本，以人命为本，其他全是扯淡;做亡国奴嘛，呵呵，不错的选择!沦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归宿!比孩子老人全被杀光可取。
——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
——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像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邓小平再搞什么改革开放。
——我就是要直接践踏了“你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我就是要把自己“降低到‘人’的底线以下”。
——为永远免除后患，我这边派几位中华民族的好汉，间道去陕西，偷偷地把黄帝陵给刨了，再派人到河南淮阳，把炎帝陵也给刨了，看他狗日的以后祭什么。
——中国的两弹科学家，被称为"两弹元勋"。我不这么感激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人类的敌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不适合掌管两弹的人制造了两弹。
——毛邓们几十年来一直拒绝世界民主大潮，拒绝对人民下放权力，凭什么?凭他们手中的两弹威胁。对中国人民这几十年蒙受的灾难，钱学森，邓稼先们难辞其咎!
——等东亚恐怖主义(指中国政府)灭亡了，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
在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兴风作浪，茅某轼说：“如果那(钓鱼岛)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
冯某说：“中国不是保而是夺钓，因日本实际控制它。”
面对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引起的中国民众的抗议，他们恶毒咒骂是“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他们不惜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歪曲某些外国历史人物在特定情况下的论述来反对、贬低民众的爱国行动，最为可笑的是，甚至连列宁在“一战”期间反对当时的俄罗斯以“爱国”的名义驱使民众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卖命的言论也被他们歪曲成反对爱国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他们唯美国和西方马首是瞻，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阿富汗，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莫须有罪名入侵伊拉克，轰炸南联盟，他们跟着高喊“人权高于主权”，当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民众要从被西方用非法手段颠覆政府而控制的乌克兰独立出来或者加入俄罗斯的时候，他们又高喊“维护主权”了。具有精确打击能力的美国和西方在伊拉克战争中造成60万平民包括大量的妇女儿童死亡，他们说这是必要的代价。
对某些已经“宪政”的国家，比如埃及、泰国、乌克兰，由于美国和西方不喜欢现政权，却不采用“宪政”的方法，再通过“一人一票”进行重新选举，而是用美元操纵某些国家的动乱，进行非程序的权力更迭，甚至血腥镇压反对派，他们也鹦鹉学舌跟着说合理。
但是，由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出色表演导致本质的不断暴露，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以至于近段时间以来不择手段来对抗，就连“挺黄”、“挺恐”这种臭招、昏招也使出来了，不知不觉间，给人们充当了反面教员。人们能够觉醒，他们功不可没!
中国最终一定走向富强民主之路，但是绝不是买下某些人“挂羊头”卖的“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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