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容置疑，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中国的发展理念逐步恢复理性，像“不以GDP论英雄”、“部分地区不进行GDP考核”、“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老鼠苍蝇一起打”等等政策措施的逐步推行，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也在恢复。中央领导为了稳步推进改革，提出“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似乎深化改革的前提是完善法律。我却不这么看。
我认为，方向问题是首要问题，大家的精力都要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现在的问题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不明。例如：所谓“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不过是进一步瓜分全民资产行动的升级，本身就很有争议，不足以作为方向，也很难实行到底。所谓的“发展要更加公平，让民众更有尊严”，也缺乏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保障，只能作为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愿望罢了。所谓的“更加开放”，不过是一种忽悠策略，各国在危机面前都在反思，显得更加保守，除非中国愿意牺牲自己的经济命脉。所以，思来想去，这些提法都与眼下中国社会困顿的经济问题和激烈矛盾的解决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中国继续前进的方向在哪里?理论根据是什么?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修改“政客定律”，即总是用漂亮的许诺来讨好民众，不是从“进”的角度，而是从“退”的角度来看问题，也许能看清问题的实质，找到症结所在，前进方向自然也就明确了。仔细反思就会发现，改革30多年来的沉疴中，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致富”观念，改革合法性的口号是什么?就是让人们“致富”嘛!这还能有错?如果到大街上去调查，99%的人都会赞同“继续致富”，继续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我是学物理出身的，不太相信真理掌握在众人手里，尤其是在社会问题上，一万人能有十万个看法。我甘愿冒被批判、被孤立、被追杀的风险，也要讲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的出路在于检讨“致富”观念，那些人为描绘的各种“致富愿景”，都是瞎掰，是给自己下的套，就好像央视主持人在评价北京地铁拥挤的情状时所说的，“你选择了北京，就要同时选择北京的拥挤”。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单纯的“富裕”。
为什么突破点选在“致富”观念呢?首先，“中国的GDP狂奔”起源于要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5000美元的“中等发达”的目标，其中又分了“三步走”，政府宣传机器给人们灌输的就是：只要达到某某GDP数字或者GNP数字，就在“致富路”上迈上了某个台阶，走完了三步，中国就进入了“中等发达”的幸福天堂。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就走上了一条“致富路”，你“致富”慢了，政府会逼着你“致富”，各地大员都争着表态“不拖全国致富奔小康的后腿”。现在看来，中国人民真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无论是那些GNP达到5000美元或者没有达到5000美元的地区，没有一个有幸福天堂的感觉，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不是减少，反而更多了。这时候，有谁还能记起那个“5000美元”的许诺呢?有哪个政府的宣传机器还敢提起这个“伤疤”呢?因为，只要恢复理性，人们就可以追问：邓小平同志对“发达”的划分有什么根据吗?社会发展的目标能单纯用经济数字来规定吗?“三步走”的每一步都解决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是“三步”而不是“五步”或者“八步”?.....
仔细一分析，其实都是“一拍脑袋”的结果，但是，没有人敢于质问或怀疑，就这样稀里糊涂走到现在，矛盾到了集中爆发期。不过，没有关系，那些吃意识形态饭的人，有的是办法为错误的指导思想打掩护，他们又从国外的文章中找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来推卸责任，似乎中国的问题早就被“历史规律”给规定好了，中国人民只要继续忍受“初级阶段的阵痛”，等着GNP数字绕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一切乌云都会散去，幸福就在前头等着呢!（参考：江涌：中等收入的“陷阱”为谁而设？ ）
我们看到，有的人对这个“陷阱理论”是深信不疑的，比信仰马克思主义都更加虔诚，逢人便讲，不知道听者会不会暗暗发笑?邓小平同志当初没有告诉中国人民有这个“陷阱”存在，要是告诉了，就该进行风险评估，做好预案。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先生当初真的不知道有这个“陷阱”，他唯一担心的是“发展了之后怎么办”，就好像当年毛先生忧虑“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一样。当我们反思当前的问题，回到起点的时候，“致富”是上下的一个共识，也可以说是一个共谋，那么，眼下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必须从这个愿望的追求来解释。
其次，为了快速地“致富”，我们经历了大刀阔斧、史无前例、残酷无情的改革，国企被强迫推向市场，自谋生路，然后大量破产、改制、侵吞，工人大量失业，从宪法上的领导阶级一夜之间成了失业者和打工者;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全军覆没，那些集体资产鬼知道去了哪里;农村土地被重新私有化，小农经济重新出现，在强势推进的城市化面前，农村社会被遗弃，“三农问题”对中国社会神经的牵制一点也不亚于城市中经济贫困、交通拥挤、大气污染和精神疾病问题。现在，官商共谋的热门话题是掠夺农村土地和矿产资源，将宪法上属于全体国民的资产变成了一场资本游戏，“混合所有制”这种概念不加检验地堂而皇之地强行推行，将会吞噬属于全体国民的最后一点财产。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彻底毁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基础，扭曲了国民的价值判断，不仅社会上连“扶不扶”都成了问题，更是让官员们失掉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腐败之风蔓延，“裸官”、携款潜逃成了常态，眼看就要“亡党亡国”了。这就是“致富”所导致的结果。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致富”这个愿望本来是与“脱贫”相对应的，却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它的本意，向着没有顶点、没有目标、没有道义的方向滑将而去。（参：昆仑岩：国企改革的出路不是私有化 ）
第三，“致富”这个概念的动机只是“利人”，并没有想到地球上还有其他生命，这导致对国土的过度开发，大量侵蚀了其他生物的栖息地，野生物种大量地减少，生态环境急遽退化，不仅在30年的狂奔中出现了其他国家曾经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更是造成无法挽回的生态损失。现在，能够开发的土地、山林、河湖甚至是沙漠，几乎都被开发了，谁还能看到野生动物?被大量报道的长江白鳍豚就是在人类的眼皮底下消失的。野生植物也很少了，“百草园”、“百花园”无从寻觅。如果让50岁以上的人来对比一下现在的与过去的生态环境，他们所发出的感慨与惋惜，将会让我们对“致富”所包含价值的狭隘性猛醒，它与“GDP崇拜”一样，应该被审视和抛弃。其实，环境问题早已被大量报道，很多有识之士不畏艰险，为挽救某些动物的存在而竭尽努力，只是他们的努力被国人狂热的“致富”追求所遮蔽，显得那么苍白而渺小，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类自私的“致富”愿望并非都是合理的，人类应该学习野生生命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放弃过度的贪欲，只满足基本需要。那些因为神经疾病而演化出来的各种花哨的消费观念都是可耻的，那些鼓励消费的各种行为都是犯罪。
第四，中国人为了“致富”而表现出的疯狂行为，挤压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正试图掠夺性开发第三世界构建的资源，同时也给第一世界大量的补贴以保持“开放经济”“比较优势”，客观上拉大了世界的两极分化。中国的资源不够(东部)中国人消费的了，除了把手伸向西部，把西部作为“资源接替区”，更是把眼光投向了世界，投向了那些实力比中国弱小的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去开发人家的资源，破坏人家的环境，去占领人家的市场。人家终于有明白的时候，在加纳淘金被驱赶，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个金子是能吃还是能穿?但是，因为中国人的畸形消费，有人就去挖它，即使赔了血汗钱，丢了性命，也有人干。
不仅是挖资源，中国人还甘愿顶着“勤劳”的美名，没日没夜地去为别国生产廉价消费品。中国人做了“活雷锋”，消耗着自己的土地，消耗着自己的资源(例如三峡工程发出的电就是供上海与广东外向型企业使用的，而且国人还要继续为其交所谓的建设费用)，自己只得到一点血汗钱，而且与沾染了毒品一样，对“外向型经济”产生了依赖感，一旦国际上不消费了，自己就像末日来临，到处游说人家开放市场，增加消费，甚至不惜补贴出口以满足“外需”。把“致富”寄托在不靠谱的国际市场，这是“致富战略”走到边界的开始，因为再也不可能像在国内竭泽而渔一样地支配国际资源，再加上周围国家的围堵，经济上的“翻番增长”就是昨日黄花，所谓主动调减增长预期，那是幽默的自我解嘲罢了。
“节制消费，保护环境”这一用巨大发展代价换来的可贵真理，在中国富人那里是没有地位的，因为他们不光彩的掠夺带来的优越感让他们目空一切，苍白的环保观念哪能起到约束作用?外国名牌，高档会所，是他们的钟爱。要追溯他们无节制消费的底气从哪里来?他们会说，“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了，也该轮到我们阔气一把了。西方国家能高消费，我们为什么不能?”面对这个理，西方人还真一时语塞。但是，这些中国人所赌的只是比谁更烂，缺乏的是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的精神——这也难怪，因为中国的“致富”概念里并没有物质贪欲之外的东西。
所以，如果要对中国的改革之路做一梳理，抛却那些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说教(例如中国崛起、民族复兴、中国梦等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致富”理念从“脱贫”到异化的过程，中国的发展战略依然继续这个过程，所不同的，只是为现实矛盾所迫，含含糊糊地要求“有质量的发展”，并没有根本的反省与修正。如果说当年结束文革实践搞一个《决议》的是必须的话，现在的当局并没有勇气对“致富”实践来一个《决议》进行总结和检讨，这就难在深化改革的理论上取得突破，实践上继续顾此失彼。中国的社会矛盾短期内见不到缓解的希望，有可能继续发展和激化。我的结论是：深化改革，法律不是首要问题，首要的是要讲逻辑，要明辨是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要允许别人讲话，旧的权威已经倒下，想扶也扶不起来。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这是必须选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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