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杨立岩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是由于他们所属的价格经济学范式，即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即价格经济学和幸福经济学本来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同时，在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是所谓“帕累托最优”简单推导的结果，“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而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和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本来也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帕累托最优”后面的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资源不能得到无限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持续进行，社会财富不能无限增加，到一定“临界点”后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就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论。显然这种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悖。同时，帕累托改进只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把人的需要归结为绝对需要——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忽视了人的相对需要——人与人平等的需要，把人的幸福感增强看成只是收入总量的增加，不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后面的平等机制，包括竞争平等机制与效益平等机制。不平等不可能有幸福感，所以不能解答“幸福—收入之谜”的结论就包含“幸福—收入之谜”的理论前提“帕累托改进”之中。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用对称经济学取代均衡经济学，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用知识经济学代替物质经济学，用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幸福经济学本来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配置经济学为范式框架谈幸福问题，用所谓“帕累托最优”为参照来解决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必然会出现由范式错位导致的语境错位，悖论的结论已经包含在悖论的前提之中。所谓“幸福—收入之谜”本身就是配置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缺陷的必然产物，用配置经济学的模型来解决“幸福—收入之谜”，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能由悖论走向悖境。
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富”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经济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增长，本来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增长率数字提高、人均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框架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甚至反向而行、渐行渐远。这样的数字提高本来不是作为价值意义上的真正的财富的提高，因此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本来就没有什么正面关系，产生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它本来就不是什么“谜”，而只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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