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修行有道者(僧人)，在山洞闭关禅修多年不入红尘，有大智慧能看通很多不可思义的世事，实为一隐世高人，谈及世事变迁时，老僧人认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智慧)转世，入世作无畏布施。因其作无畏布施“镇邪驱恶魔”;故离世后当遭到妖魔鬼怪污蔑诽谤;这是因果!当年因本人没太研究佛学，十分不解的问：毛主席不是砸毁很多菩萨像和庙宇吗?修道人说：毛主席砸毁很多木偶菩萨和香火庙是“真菩萨施霹雳手段”;因庙里的和尚求财生贪，施主求名利都是坏佛法的!佛说：“以形象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
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和指出人类光明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禅宗的“大破大立”改造人性，拯救人类：破资产阶级思想(自私，贪婪，享乐，淫乱);立无产阶级思想(无私，无畏，勤劳，奉献精神);用健康的精神去创造财富才是人类文明的正确出路!佛学的本质是“直指人心”;而不是拜木偶求名利!
老僧还说：魔鬼要把人类领入物欲和淫欲(资本主义就是把人类的物欲和淫欲放大)中去;把人引入地狱;因人类社会现属“减劫”;正邪斗争很激烈!道消魔长;魔鬼污蔑诽谤毛主席是因果!
很多年过去了，本人越来越感觉老僧人的话深刻透彻!当今大庙里那些一拄香收上万元钱的“著名大和尚”们，是不懂这些道理的!
五代时梁武帝曾问达摩祖师：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回答：没有功德。为什么呢?因为“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毛主席一生与佛教结缘甚深。他的外祖母与母亲都笃信佛教。毛主席的母亲文氏虽未读书，但佛教思想对她影响极深。她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给贫苦乡亲接济粮食。在饥荒时，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母亲的信仰对毛主席影响极深，使毛主席从小也跟随母亲信佛教。毛主席从小就对弱者极具有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一直到他成为开国元首之后仍是如此。解放后，毛主席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给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送给许多礼物。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这些无疑是幼年受母亲影响的缘故。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一个富裕中农，却不信佛教，一心想的就是发家致富。他对妻子和儿子的施舍行为非常不满，甚至体罚和责骂毛泽东。毛泽东和母亲曾多次试图改变他，却没有成功。可是尽管父亲反对信佛，但毛泽东和母亲仍旧我行我素，并在生活中搞慈悲布施活动。在穷人们“吃大户”那年，父亲囤积谷子不肯平粜。父亲要毛泽东收一笔账，毛泽东就在收回的路上将钱分给了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毛顺生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毛泽东和母亲的坚决反对，并且又偷偷去接济这位穷本家。
毛主席一生很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一些。他特别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慧能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毛主席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这种与毛主席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
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崇佛的也不少，何以单单将毛主席放在人间佛之列?
毛主席和历代帝王一样都是时代的风流人物，他与帝王有区别吗?
有的。毛主席与他们的最大区别在于毛主席是彻底主张平等，反对压迫，反对弱肉强食的，而帝王们虽有干得不错的，有干得差劲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至少都无意去改变社会的弱肉强食的本质，最少不曾对这样的社会秩序提出过质疑。而毛主席正是一个追求平等，反对压迫，反对弱肉强食的斗士。可以说毛主席究其一生都是在反对这样的一种逻辑，从年轻时的立志革命，到延安整风，到四清，到文革，到死。
毛主席在逝世前评价自己，说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还有一件事是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主席觉得文革那么重要呢?甚至比建立新中国更重要呢?
为什么毛主席要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呢?
因为毛主席觉得在一个理想的国度里是容不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这种思想就是我理解的“反对弱肉强食”的思想。只不过他没有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罢了。只不过他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罢了。
为什么毛主席要写出《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文章出来呢?
因为毛主席觉得他的所谓的革命队伍里头的思想太混乱了。什么思想都有，需要有一个思想来统一认识，以利于革命的胜利。换言之，需要一个标准来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需要确立一种革命的政治正确性。谁要不是为人民服务，谁就不是革命的，谁就有被剔出革命队伍的危险。这就好像今天，赞成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正确性一样。而这个革命的政治正确性其实也是反对弱肉强食的逻辑。
在汉人中一些败类污篾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仍然以神的姿态被供奉在很多藏民的家中。一般藏民供奉两个亦神亦人的佛，一是毛泽东，二是达赖。他们的护身符也是毛泽东和达赖。宗教界自五十年代起，尊毛泽东为文殊菩萨。理由如下：
1、毛主席的面相与体形与文殊菩萨相似;
2、毛主席曾经参拜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
3、文殊菩萨是佛祖的左肋侍佛，毛主席一贯自称中共左派;
4、革命成功地在北方，属于文殊菩萨势力范围;
5、文殊菩萨的尊号就是“大智”，毛主席在位期间提倡“大智慧”;
6、文殊菩萨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毛主席的智慧与力量皆登峰造极，文才武力有史以来无与伦比;
7、文殊菩萨是佛教传道先锋，毛主席实质上是一位传道者;
8、发动“文化大革命”。
去西藏采访的朋友回来，说起西藏的见闻。
在很多藏民的家中，他看到他们都供着两个人的“佛像”，一个是喇嘛，一个是毛泽东。
她问主人家的藏族大姐，这是为什么?这位藏族大姐从胸口掏出两件护身符，一个是喇嘛，一个是毛泽东。大姐说：毛主席是文殊菩萨。
藏语中，有句话，叫做“毛保证”。一般用来肯定，确切的表达某种意愿。意思是，“一定的”!毛主席都保证了，你还不信吗?在藏区，如果你敢当面污篾诋毁毛泽东，很有可能招来一通暴打，而且无处说理。藏民们虔诚的把毛泽东当成真神、人间佛。除了宗教的因素，毛泽东解放百万农奴，也令藏民们永志不忘。而且毛泽东在藏民心中的地位高于达赖和班禅。是万佛之师。虽然藏传佛教对历代清帝都尊为菩萨。但在清朝灭亡后，毛泽东是唯一被尊为文珠菩萨的人。之后的领导人均没有这样崇高的尊号。
文殊菩萨和释迦牟尼佛以及普贤菩萨一起组成中间现在娑婆世界“釋迦三尊”，在日本是“大和十三佛”之一。因此，毛泽东是文殊菩萨转世的传说，在日本佛教界也很盛行。文殊菩萨头顶结五髻，手中持剑，像征智慧和力量，骑着狮子，形像很威猛。也非常符合毛主席的形像。有的藏民说，看到毛主席，就像看到了文殊菩萨。
山西五台山也流传着毛泽东入龙门的故事。镇海寺右侧的那个门叫龙门，通常情况下 都是大门紧闭，只有皇帝才可以从那个门进出。据说那个门自从建成以后，只开过四次。从龙门进去的人，分别是顺治、康熙、乾隆、毛泽东。康熙皇帝是来这里寻 找父亲顺治的，据说他们父子曾经两次门里门外擦肩而过。顺治帝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出家，就应该断掉所有的尘缘，执意不肯见自己的儿子康熙。1948年毛泽东到五台山朝觐，奇怪的是，镇海寺的中门紧闭，唯有龙门大开，毛泽东站在门前犹豫了片刻，朱德就对毛泽东说：这个门你不进还有谁能进呢?于是就一把把毛泽东推进了门内。所以就有人说，毛泽东是被别人推进龙门的。
现在很多农村老百姓的正屋里，仍然摆放毛主席塑像或是大幅画像。很多司机仍然把毛主席像当成护身符，保平安。你说这是迷信也好，说是个崇拜也好，但老百姓有自已的衡量标准，毛泽东这个大救星，不是白叫的，是为百姓做了实事，百姓也得了实惠，所以他们才不听你什么三七、四六。真心真意的供奉毛主席。这样的情感，谁能抹杀?
毛主席是神的化身，毛主席是救星，毛主席像摆在车里也好，家里也好。一切邪恶的东西见了他就怕，一切见不得光明的东西都害怕毛主席。污篾毛主席的人，就是污篾真神，必遭天谴!
隐世高僧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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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新的中心课题”。他怕出修正主义，怕资本主义复辟，怕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一句话，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根本出发点。
以下为毛泽东的若干思想心声：
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我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 有谁认真想过? 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他想到了普列汉诺夫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列宁的反对者;他更亲眼看到赫鲁晓夫等人，在斯大林死后搞了修正主义。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他时不时地向别人(包括外国人)流露这样的心情：
“我快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了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鉴于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本主义复辟。说不忧虑，那是假的”。
“我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我明天73了，这关难过，要准备。马、恩没有料到他们创立的党，他们死后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改造干部队伍。二是改造中国国民性。权力斗争固然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之间的斗争，即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或者说是精神倡导者与物质崇拜者之间的争斗。这其实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的过程中的两大思想理念和行为理念的碰撞。
笔者虽历经文革期间，但属早年无知，还记得父亲曾被“打倒”，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全家老小一度十分困苦。有段日子甚至靠捡生产队秋收后土里剩下的红薯、土豆度日。对“文革”的认识，亦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感。然而对一段历史的审视，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的立场看问题，必须跳出历史局限站在人性乃至人 类学的角度去解剖，方有可能悟到本来面目。
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或新的政权建立，都是起因于财富占有及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所产生的不平等。旧的不平衡一经打破，又将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和新的不平等，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怪圈，没有一个历史上的巨人能走出这一怪圈。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向这一怪圈挑战。“文革”可视为毛泽东挑战历史怪圈的一次“尝试”。虽然失败，但却是悲壮的。
这一挑战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泽东斗争的对象即是自己夺取、建立新政权时共同奋斗的战友。——他们已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新生既得利益者。毛泽东称之为 “走资派”。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变修”。我想毛泽东肯定敏感地意识到执政党一经进入和平年代其自身内部迅速出现蜕化变质，贪婪享受的趋向。这一趋向称作 “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基于这一前提，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认为人性中勤奋、无私、利他、奉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思想，而人性中贪婪、自私、懒惰、享乐、情情爱爱等成分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思想。
所以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两种思想在起作用、在斗争。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是号召每个人“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斗私批修”用自己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用人性的至善战胜人性的恶。以达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至高人身境界。其本质是一种彻底的无我利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确实是水火不相容。
遗憾的是许多歪嘴和尚念歪经，屈解圣意，或有它图。反反复复地把地主、富农子女抓来批斗。然后把这笔帐记在毛泽东头上，实属天大冤枉。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这种混淆其实可以追朔到当时的中央高层。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提出阶级斗争的主攻方向是“党内当权派”，而刘少奇则反复强调是“地、富、反、坏、右”这种高层不统一亦是造成基层行为错误的根本原因。故而文革中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如果你尊重历史，认真反思，你会发现对地富子女的迫害是“刘少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曾被毛泽东指责)。
毛泽东把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值得深思的是广大民众积极拥护，一轰而起。可见当时的政府机构已呈现官僚、腐化迹象(固然不可与今日相比)，民众当有不满情绪。其结果是“毛泽东再度发动贫民对新特权阶层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洗涤”称作“反修防修”。实质上是防止执政党蜕化衰变的一次创举性尝试，这种不怕天下大乱而放手一博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气魄惊人。没有巨大的个人威望和精神凝聚力是不可能收拾局面的。
这场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部门全部被推翻，所有的“当权派”一夜间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文革术语)的地位打倒下来：戴高帽子游街、无休止地批斗、跪搓衣板、扫街挑大粪、贴大字报……(群众运动难免不用过极手段)。很难想象巨大的地位落差给当时干部们的内心带来什么样的震动。恐怖、沮丧、失望、忏悔……实在无法惴度。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干部无法理解这一行动。
如果认真考究古代帝王的“御官之术”或“驯官之术”或可寻出些端倪。一是“大字报”近似古代的“风闻言事”从周朝开始即有“诽谤言官”(此处诽谤无贬义)，即：大众可捕风作影公开参奏官员，其目的不在于究其罪过，而在于警醒官员。若被参罪十条只有两条属实;则其余八条在于防犯于未然。二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以磨砺观其心志。如罢官、充军、下狱。改变身存状态才能触及灵魂。改造灵魂。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状态并真正反省自己在官位上的行为的官员才能堪当大任。
古代帝王只不过驯化小部分官员采取“帝王之术”。毛泽东要改造的是全国所有的官员，这件事只能发动全部民众阶层起来帮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失为一大创举。但民众运动又是最难把握驾驭的。其行为过激，其产生的破坏性亦是无法控制的。但不论怎样夸大其破坏性也无法抹去那段时间出现于中国的匪夷所思般的建设成就，包括原子弹、氢弹爆炸、地球卫星上天、支柳、川黔、成昆铁路开通、杂交水稻的研试成功，还有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我始终认为去争议破坏性大小不是文革的本质。
如果你没有掌握过权利，你就很难体会权利对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仅使你产生强力的支配欲和占有欲，还会迅速溶入你的身理和心理需求中去，并产生极强的虚荣心理。这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尤盛。直至周边的恭维，巴结成为你的生活所必需。在当权的氛围里能保持清醒的人其实极少，而要改变其心态极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使之从高高在上掉下来体会低下的民众生存状态。
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可分上、中、下三层。依照文革后期某些报刊上的观点，干部改造情况大致亦分三类：
一类是跳楼自杀的，被称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类人应该属于从心理上只能适当高高在上的状态，不能适应巨大的身份落差(不包括群众过激整死者)。这种情况决不到百分之一。
第二类是被打倒下放改造，但心怀不满，图谋再起，这种人占百分之二十，被称作“牛鬼蛇神”。
第三类据说是大多数百分之八十以上。通过群众运动，下放劳动改造以后，能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人。称作“改造好的干部”大都于七十年代初复职，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服务”。
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要人民群众提高警惕，防止“牛鬼蛇神心不死”而翻案。因为“牛鬼蛇神”大都来自上层。如今再度回顾，忽觉十分有趣。这其实有某种人性学道理。越是上层大官，既得利益越多，对权利的依赖性强，自然就“难以改造了”。或者说，如果人性的占有欲和贪欲随着官位上 升而跟着膨胀的话，则必须反省官吏体制和教化体制了。
放手发动群众去破四旧，目的并不是为了砸烂那些文化标签，而是为了在此过程种，破除人民心中的锁链，自己解开自己的心结。封建礼教之枷锁，长久活存于人民心中而成神圣禁忌。破除禁忌，必须自己亲自去“冒犯”自己心中的禁忌。对“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中绝大多数可能都是无辜的;对于个人来说，他们也许无辜;但对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标牌，如同四旧里的神龛，成为广大群众心中的禁忌，而这种禁忌的存在，就是枷锁。
因此，凡是与旧文化沾边的“权威”， 一旦“权”了、“威”了，一旦成了某种文化的图腾，那么为了要破除群众心里的禁忌，也就只能委屈一下他们了。尽管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有错。既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有封建“文化符号”及“文化意义”及所代表的“精神枷锁”，就必须统统被革命!相比较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千灾万难，为破“顺民文化”，为立“公民文化”，我们付出一些代价是很值得的。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连根拔起封建专制文化机制，强烈灌输大众以平等意识，改造国民成民主公民的历史性运动。
“文革”，不仅运筹帷幄于当代，更高瞻远瞩于民族的继往开来!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解放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二件事是解放了9亿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思想枷锁。
毛主席逝世后，被划了三七开，那场持久的斧正也成了“十年动乱”。便有人愤怒地翻开历史资料责问他为什么要给人民带来这样的灾难，研究后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稳定，封建遗老的作风逐渐抬头，许多干部的工作作风变得简单粗暴，甚至以人民为敌，贪图享乐。这就是研究者的结论。
当年，文革中毛泽东连发几道“要文斗、不要武斗”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有几个人听了?如同现在中央三令五声要重视煤炭安全生产，但下面的官员和矿主同样“阳奉阴违”明拖暗抗一样。
所以，今天的人们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用辨证的观点，客观地和全面的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评价毛泽东。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群众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的伟大，更加怀念一代伟人。
当今世界对人性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了主流思潮。许多学者从中推波助澜;他们不懂得人性中有善、恶两面。怎样采取有效手段压制人性恶的膨胀，推动人性善的张扬才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前提。古人云：“世道人心”。没听说过，世道金钱、物质、美女。再就是混淆了“自由的思想”与“绝对的精神”之间的区别。
在此特划分一下：思想是方法论，是手段，是知识领域。而精神是绝对的善、恶理念。绝对的至善精神是不容猥渎、诋毁的。崇尚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很少懂得资本主义精神，很少有人去研究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路德和开尔文。他们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可以公开骂议会、骂总统，可他们不问一下谁公开骂“上帝”骂“耶酥”。因为代表绝对至善精神的上帝是不容诋毁的。
“文革”中的毛泽东，事实上已充当了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偶像。成了完美无缺的道德象征(这种角色通常只能由挑不出毛病的神来担任)。人性中本来就存在一种对至善精神的企盼，向往乃至皈依的属性。所以一个时期中，谁敢诋毁毛泽东，必遭民众坚决批斗，行为十分过激。这其实是大众的自动行为，亦有些下级官吏贪图邀功。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并未有此提倡，反而再三反对个人崇拜。事实上不是毛泽东想当神;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神，失去了神必然是群魔乱舞!
站到人类学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似乎生产力的进步必须附出人性堕落的代价。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认识生产力的本质，又将发现影响生产力的因素除了外在工具还有内在人性为潜在动力，人性中的私欲，贪婪是最强的推动力但它是邪恶的背离绝对至善精神的。人性中的利他、奉献是健康正确的动力但它脆弱而难以恒常，非长期有效的人性改造工程不能激发出来。正统资本主义被工业化和启蒙运动推入了激力的竞争机制中。为了抑制这种机制下所释放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在采取有效的监督体制的同时，他们选择了宗教作为其精神系统。寻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但这种平衡迟早将为激烈的竞争所打破。
回顾毛泽东晚期的思想，你会发现他已完全脱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个“日益增长的需求”恰恰是人性的“私欲”。贪欲是不可能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毛泽东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已经挑战人性。他号召他的国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至善不染的精神倡导，本质上更接近于大乘佛学的菩萨道精神。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支柱无疑地是崩塌了，同时也宣告理想主义的破灭、现实主义的胜利。也许现实主义更顺应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但决不等于这个潮流代表了公正、合理。(说不定它正迅速奔地狱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勇于为民众创造一个正确理念和精神家园的人，是真正的“圣贤”、“哲人”。而那些浑身绑满炸药，雷管挑战神圣，炸碎一切至善精神，当面对一遍精神的荒漠却又无所适从的斗士们其实是思想诈骗犯。他们还将继续作出愤世嫉俗之状、玩世不恭之状不断地喧众取宠败坏世风。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任意选择有利于本民族的机制、方法、手段，可以学习其它民族的知识系统。唯独精神，不能随意取舍，他必须体现一个民族的传统性、特征性。说穿了，它要凝聚一个民族的魂魄。如何重新创建民族的精神，这一课题，我们无疑地需要认真面对，无可遁逃!
晚年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就是这句“造反有理”了!
当时，这句话他说出三十余年了。
这是重提，而且是斩钉截铁的重提!
这是他对自己一辈子社会实践和探索的最精确总结!
他这一辈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在垂垂老矣时发了狠似的重说这句话，重说这句由此震动了整个地球的话，并且发动民众想彻底自下而上造官僚腐败政治的反，要么是糊涂了，要么是一生经验的全部浓缩与集中升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所以，从个人的感觉上讲，我深信既然毛泽东本人从中青年到老年，都坚持这样一个看法，而且这样一个看法，是他从青年到老年一直实践、思考的一个看法，并且在他最成熟的晚年，用全部精力充实完善后，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向全国民众推行这个看法，那么，我坚信，这个看法肯定是他一生中思考时间最长，得出结论最肯定的一个真知卓见。
中国的抗日战争用了八年。可他实践这句名言的时间，用了整整十年，还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
可见他的用心良苦!
可见他的代价巨大!
可见他想让全国民众理解这句话的顽强和执着!
如果说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他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与归纳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是大自然的进化法则，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方方面面的进化规律，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理。
对待人民领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鉴验真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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